第一代“教父”尽管关在戒备森严的大牢，但在周末他依然在监狱长家里玩牌；他越狱的计划是用牛奶和咖啡喂大三只猫，最后他却在狱中寿终正寝。
二战爆发给黑手党带来了新生的契机，第二代“教父”已应运而生。虽然他15岁时使一个姑娘怀孕了，但并不影响他日后的前程。
在罗马北部30英里的地方，有一个临时空军基地，押解维托的C-130美国空军飞机，在这里徐徐降落。
这里离罗马机场的马林空军加油站有六七十英里，等候在那里的罗马记者和市民，已无法一睹维托的“风采”了。维托被抬下舷梯后，放眼打量了一下这个陌生的地方，他知道这里已经不是西西里了。
三辆大轿车很快开过来，随机军警将维托抬了上去，直驶马美区监狱。
维托被送进马美区监狱后，狱方立即对其进行强制进食。稀释的牛奶、维生素药片和糖，通过插入他鼻孔的导管，源源不断地输入维托空空如也的胃中。维托的精神状态和体力恢复之后，被关进一间阴暗而潮湿的囚室。囚室四周布满了岗哨，狱警荷枪实弹，杀气腾腾。此外，还有流动巡逻队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巡逻在囚室周围。通往囚室的长长隧道里，每3米就布置着一挺机关枪，明晃晃的电灯泡日日夜夜将这里照得如同白昼，一根针掉在地上也能看得见。警报器装在看不见的地方，但只要动任何一个机关，它就会骤然炸响，刺耳的嘶鸣经久不息。这一切都是按照莫里的要求而布置的，他对马美区监狱长下达了死命令：如果这里再发生与巴勒莫监狱类似的事件，他将被撤职，并送交军事法庭严惩。当然，莫里自己也无法向墨索里尼交代了。他要把这位65岁的黑手党“教父”终身囚禁在这里，直到他无声无息地死去或疯掉。莫里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像一块老化的岩石一样，在岁月的风雨中最后变成一堆无声的沙子。”
监狱长忠实地执行着莫里的命令。维托被关进马美区监狱半年多了，外界一直不知道他的去向。即使是同监狱的囚犯，也不知道那间密室关进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维托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无论是巴勒莫和罗马的报纸上，还是政府的任何文件中，都看不到关于他的任何一个字眼。莫里希望所有的人从此把他尘封在记忆之中，最终把他忘记。他知道，人们一天不忘记维托，西西里的黑手党就一天不会绝种。
在这漫长的两百来天中，除了监狱中那位送饭的狱警外，几乎没有人知道维托是怎样度过的。即使是送饭的狱警也是两个星期换一次，任何有机会接触维托的人都不会超过二十天，莫里再也不敢低估维托的“人格魅力”了。
来到马美区监狱这么多日子，马美区的监狱长除了第一天认真地看过维托之后，还没有和维托交谈过。马美区监狱是意大利全国有名的“模范监狱”，曾关押过无数的重刑犯。这位年轻的监狱长上任快三年了，从没见过上面对任何一位囚犯如此“重视”。这种“重视”让这位年轻的监狱长——一位狂热的法西斯党徒不禁好奇起来。他除了从移交过来的一些公文档案中知道维托是一个什么人之外，他对维托是一无所知。尤其是几个月来，所有的情况反映都证明这是一个十分安分的囚犯，他不明白莫里为什么还如此神经过敏。每天在维托身上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他认为有点多此一举。因此，这位监狱长打算见见这位维托，和他好好地谈一谈。
一天，监狱长走进了维托的囚室，吩咐人打开了囚室外监视孔的那盏灯。灯泡射出的光柱，立即把这间约8平方米的囚室完全裸露在监狱长面前。囚室里除一张嵌在水泥地上的铁床以外，就是一张小桌子，桌子的四条腿也是固定的。低矮的墙壁上有一只嵌在墙上的壁橱，墙角处有一个茶杯口大小的下水道，维托的大小便就是通过这个小下水道流到室外。刚一开灯时，几只小猫一样的老鼠便吱吱喳喳从这个下水道逃了出去。
监狱长走进来时，维托正坐在床上，靠着墙壁闭目养神，那几只老鼠就是从他的身上逃去的。监狱长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无论如何都难以想象，当年那么一位呼风唤雨的人，如今只有终日与老鼠为伴。一头长发已经全白了，覆盖在他那布满皱纹的脸庞上。灯光一亮，维托也许很不习惯，眼睛眨巴了几下才睁开了。他挺直腰杆端坐在床沿上，那架势依然像一位德高望重的绅士。他似乎朝监狱长点了一下头，仅此一下就停住了，大概意识到这是在监狱而不是客厅。
监狱长威严地看了他一阵子，然后戏谑地说：“见到你真高兴，维托先生，在这里过得如何？”
维托似乎听出监狱长的弦外之音，便微笑着说：“我只能回答‘很好’，否则你会不高兴的，大人。”
监狱长不由得点了点头，心里很佩服维托的机智，便产生了和他谈下去的兴趣。于是，他吩咐身边的狱警弄来一把椅子，他在维托面前坐了下来，并叫狱警退到门外去。
他们交谈了近两个小时，在整个谈话的过程中，维托始终表现得极有礼貌和理智。他举止谦恭文雅，言谈洒脱幽默，60多岁的人思路敏捷缜密，使监狱长想起了自己罗马城中那位身居高位的祖父——他深深地为维托渊博的知识和语言的魅力所折服。
临走时，监狱长很真诚地问维托：“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吗？我会在法律的允许下尽力而为。”
维托说：“我不会上诉，也不希望减刑，我愿这样暗无天日地坐下去。如果你不为难的话，请答应我两件事——一是让我每天出去劳动半天，我可以去厨房洗菜、洗碗，请放心我不会投毒，还可以去院子里的花圃里栽树和护理花草；二是让我养几只猫，你看到这里的老鼠实在太多了。”
监狱长说：“这两件事我现在就可以答应你，维托先生。同时，我会尽我所能改善你现在的待遇。”
监狱长走了。从此，他们成了朋友，每次周末，维托都被邀请到监狱长家里去打牌。平时，他就在院子里劳动或在厨房里帮忙。监狱里本来是禁止饲养动物的，但维托还是被允许养了三只猫。他每天都有喝不完的牛奶、果汁和咖啡，还有蛋糕和稀饭，他就用这些东西养他的猫。
这样，维托又成了马美区监狱一个特殊的“客人”，当然这一切是瞒着莫里的。
但是，几个月以后，一场意外终于发生了——维托囚室里的那个下水道被人从外面戳了一个脸盆大的缺口，成了越狱的通道。但是，维托自己却没有走成，他只是利用这个通道把几十名关在这里的黑手党输送出去。
这是一个很周密的计划，维托和外边的联系都是通过这个下水道，由那三只猫去承担。他用暗语写成的纸条由猫带出去，那些纸条都是装在一只只死老鼠的肚子里。纸条上有整个越狱的计划、具体的时间和监狱的警力配备图，还有越狱后这些人员逃亡的安排。外面的人也用同样的方式和维托联系，并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凿通了这个越狱的通道。
不幸的是由于越狱的人太多，需要分几批进行，结果计划被泄露了。除了最先侥幸逃脱的几个人之外，后面爬出去的都被狱警打死或抓了回来。
事情发生后，莫里亲自来到了马美区监狱，那位年轻的监狱长真的被送上了罗马军事法庭。维托对此并不感到对不起他，他事后对莫里说：“如果他是我，有了这样的条件，他不见得不会这么干。逃生是人的本能之一，你不能过分地去追究这位年轻人的责任，他还是你们当中较优秀的一个。”
但是，莫里并没有因为维托的话，而改变对那位监狱长的惩罚。
越狱失败后，莫里对维托的惩罚就是将他再次转狱。这一次，他要把维托秘密地转移到看管更加严密的都灵监狱。
这时，远在美国的黑手党五大家族的“教父”们，已经得到了维托再次转狱的准确时间和飞机航行的路线。1927年10月23日，即维托转往都灵监狱的前一天，他们已经驾驶了一架军用飞机，并组织了一个由二十人组成的突击队来到了都灵。他们的飞机已通过外交部的内线，特别照会罗马政府，停在都灵民航机场。他们准备等维托一到都灵，就将他劫持去美国。他们要把美国黑手党的创始人，也就是这位“教父”接到洛杉矶去安度晚年。在美国洛杉矶机场，美国现代派黑手党组织已组织了几千人的庞大欢迎队伍，等维托到洛杉矶走下飞机时，他们将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同时，他们还通过绑架的手段，将洛杉矶六家电台、电视台和大报的记者弄到了机场，强迫他们进行现场转播和报道这盛大的欢迎仪式，以造成轰动效应。
但是，当10月24日上午8时，按照预定的安排，莫里亲自带领五十名全副武装的别动队队员、军警，还有两名随行医生来到马美区监狱押解维托去机场时，却发现这位黑手党“教父”已在他的单人囚室里寿终正寝了。当莫里他们走进囚室里，维托已经安详地躺在那张单人床上。两名随行医生进行检查后向莫里报告说，维托是死于心肌梗死，停止呼吸的时间是当天凌晨4点左右。
这时，莫里“很有人情味”地走近维托的遗体，仔细地打量了一番，然后亲自拉起那张陈旧的床单，盖住了那张他并不陌生的脸。莫里凝视着这个被床单遮住的老人，默默地站了一分钟，才悄无声息地转身走了出去。旁边的人员发现，莫里站在这里时，整个身子挺得笔直，完全是一种标准的军人姿势；当他转身离去时，他竟把一个向后转的动作，明显地分解成三个规范的动作。
这时，刚才龟缩在床角里的那三只猫，又爬到维托的身边，静静地坐在那里陪伴着他。监视孔里的灯光熄灭了，只有那三只猫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几点幽幽的光。那扇沉重的矮铁门这时又锁上了，只是在锁的时候，狱警没有让它发出“咣当”的声音，是轻轻地拉上的。
维托死了，宣告了西西里黑手党王国暂时的结束，但罗马政府对黑手党的追捕并没有结束。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25年至1931年，罗马法西斯政府对黑手党先后进行诉讼约六十次之多，每次送上被告席的都超过百人，而且均被处以重刑。在莫里几年的治理下，整个西西里岛的犯罪率直线下降。意大利官方资料确认，1925年，黑手党至少制造了八百二十三起杀人案件；在1929年仅有二十四起。据说当时有许多黑手党分子在潜逃多年之后，又主动回来向莫里这位省督投案自首。
随着甘集镇的失利及唐·维托的去世，西西里黑手党基本上转入地下，直到离此约十七年之后，他们又重新崛起，成为西西里真正的“政府”。而此时西西里黑手党的掌门人、新一代“教父”，便是前文出现的黑手党“二号人物”——唐·维齐尼。
唐·维齐尼由此便成了本书的第二位传主。
20世纪70年代风靡欧美的历史巨著《意大利人》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自从莫里行政长官把黑手党分子，包括唐·维托本人，送进监狱，或者流放到地中海某个荒凉的孤岛上以来，‘荣誉社团’就不存在了，只是后来到了唐·维齐尼手里，该‘社团’才起死回生。”
唐·维齐尼的崛起约在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但在此之前，他就是蜚声西西里的黑道人物，在他40岁时，就被黑手党人尊称为“唐”了。他之所以能在1943年已经66岁以后，还能成为西西里黑手党的“龙头老大”，以至统治西西里长达十一年之久，成为继维托之后的又一代黑道领袖，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维齐尼完全是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光。
因为到了1943年上半年，随着蒙哥马利北非战场的胜利和艾森豪威尔及巴顿将军向北欧的挺进，德、意法西斯“轴心国”在战场上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已成强弩之末。盟军强渡英吉利海峡的大决战在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负已泾渭分明。由于共产党和社会党领导的反法西斯抵抗阵线日益壮大，这一形势令西方大国开始为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垮台之后，由什么力量来主宰这个国家的命运而担忧。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意大利在战后无论如何也不能“赤化”。于是，他们左思右想，最后选择了黑手党作为他们的合作伙伴和西西里岛未来的主人，因为黑手党同样仇视法西斯和人民运动，更不会让西西里“赤化”。在这种形势下，西西里黑手党便开始死灰复燃，由地下转入公开，由幕后走上前台，开始进入“西西里新主人”这一角色的操练。维齐尼也就在这个时候开始进入新的角色。
但是，作为新一代黑手党领袖人物，维齐尼却为自己的上台，进行了半个世纪漫长的预演。
唐·维齐尼的全名为唐·卡洛杰罗·维齐尼，1877年出生于西西里岛卡尔达尼塞塔省中部的维拉巴镇。此地原是离西西里首府巴勒莫约40英里的一个山村，在巴勒莫的南面，后来成为西西里著名的地方。
维齐尼出生时，他的名字前面并没有冠以这么一个“唐”字，他那目不识丁的父母亲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并且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当他们给自己这个刚出生的儿子取名时，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们的儿子在后来会取得“唐”这种称号。父母在他受洗时，给他取的名字是“维齐尼·菲索”。“菲索”这种名字，只有热衷于宗教的父母才取给孩子，而“唐”则是西西里人奉送给黑手党领袖的最高荣誉，意思是保护众生的“教父”。
维齐尼自小受到家庭的溺爱，始终热衷于世俗功名，而不是效仿他的两个哥哥，在一懂事时就过早地穿上僧侣的长袍。他没有念过一天书，像他的父母一样是真正的文盲，但他却一直以此为荣。他常常为自己能无师自通口算出一些复杂的数目，或者是能轻易签署一些大宗合同，并且能在合同上歪七竖八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而自鸣得意。
从青少年时代开始，维齐尼就显示出一种犯罪的“天才”。他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和那些流氓、窃贼混在一起，很早就学会了走私贩毒、敲诈勒索。他打架斗殴、偷鸡摸狗样样在行，加上他那自以为是，绝不服从任何人的狂妄个性，使他很早就成为当地的“小霸王”。
同时，维齐尼很早就开始同女人厮混。大约在15岁时，他就开始了第一次性生活的体验。那一年，他居然把村里一位姑娘的肚子搞大了。那位姑娘曾同他在一些宗教剧目中配过戏。当年，维齐尼长得很瘦弱，由于父母对宗教的虔诚，所以每年的复活节，他都在宗教剧目中扮演基督的角色。那位姑娘则经常在宗教剧中扮演那种纯真无邪的从良妓女，于是“基督”就对这位刚刚发育成熟的“妓女”产生了非分之想。那位姑娘怀孕之后，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嫁给维齐尼，但是维齐尼却坚决拒绝娶她为妻。他声称他完全可以不必为那位姑娘的肚子负责，因为他们完全是由于受到剧中宗教的热情感染才干了这样的蠢事，因此他应该得到宽恕。
对于维齐尼的这种理由，那位姑娘的父亲气得暴跳如雷。他大声对他吼道：“混蛋，这算什么理由，如果你不娶我的女儿，你是活不过这个圣诞节的！”
对于这种恫吓，维齐尼自然也有点害怕。他知道人只要一急，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他本来自命不凡，认为自己前途无量，才不想要这位名誉扫地的姑娘。现在看来真遇上了大麻烦，弄得不好连性命都难保。“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维齐尼和家里人一合计，便连夜逃进了深山老林。因为当地的大山里，正有一伙打家劫舍的强盗，经常弄得村子里鸡犬不宁。维齐尼心想，只有投奔这些人，那个暴跳如雷的老家伙才不敢对自己怎么样。于是，维齐尼逃到深山，入了伙，很快成了一名盗匪。一个月以后，当他斜背着盒子炮出现在村里时，那位姑娘的父亲果然不敢抬头看他了，悄悄地带着自己的女儿堕胎去了。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维齐尼同黑手党接上了关系，成为“马菲亚”的一员，开始成为“受人尊敬的人”。不过，维齐尼当时毕竟天良未泯，几年以后，当他成了黑手党的头目时，还私下派人去同那姑娘的父亲和解。他付了一大笔钱，让那位姑娘以寡妇的身份去了美国，投靠了她在美国的一位亲戚。从此，这位姑娘就在美国住下来了，再也没有回到维拉巴来，维齐尼的这桩风流案再没有人提起。
15岁时那桩搞女人的麻烦事儿，并没有给维齐尼留下深刻的教训。自从成为黑手党之后，他在这方面更是有恃无恐，经常以“保护人”的身份，对那些被“保护”的对象的女人进行骚扰。由于黑手党在当地的势力强大，维齐尼总可以得心应手。无论哪家的姑娘，只要他看中了，他总可以让她跟自己上床，享受一时的快活。不出一年，维齐尼便得个“花盗”的雅号，他总是劫色不劫财，不知糟蹋了附近多少人家的姑娘。
1894年，年仅17岁的维齐尼竟心血来潮，爱上了本地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但是，他却不希望经过什么漫长的恋爱过程，想直接娶那位姑娘为妻。维齐尼的这种有悖当地习俗常理而又不负责任的企图，不仅遭到了那位姑娘的拒绝，而且也遭到了当地地方法院的一位年轻的书记官的阻挠。那位年轻的书记官名叫安德烈阿·帕伦蒂，他同样对这位漂亮的姑娘也怀着倾慕之心。
维齐尼见自己的如意算盘难以实现，便原形毕露地耍出了流氓手段。有一天，他看到帕伦蒂走进了那位姑娘的父亲开的杂货店，便立即纠集几位狐朋狗友来到那家杂货店，指使其中一位向那位书记官挑衅。双方发生争吵之后，维齐尼这一伙人就一拥而上，不分青红皂白地拳打脚踢，把那位书记官打得瘫在地上不能动弹。事后，维齐尼虽然被带进了警察所，但有他那位当主教的舅父出面调停担保，又加上黑手党组织出面向当地法院施加压力，发出警告，维齐尼仅仅只被关押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大摇大摆地回家了。那位书记官也只有自认倒霉，白挨了一顿揍。
从此以后，当地再也没有哪一位小伙子敢打那位姑娘的主意。那位姑娘虽然是当地的一枝花，但再也没有人敢上门求婚了。这其中原因大家都很清楚，于是，那位姑娘最后还是嫁给了维齐尼。
结婚以后，维齐尼似乎暂时对女人失去了兴趣，将这种兴趣转移到钱财方面去了。他不择手段地到处敲诈勒索，其聚敛钱财的手段真是非同一般。
当时，地中海海岸有一家比较大的磨坊，离维拉巴镇大约80公里，当地的农民大都把自家的粮食运往那里出售或加工。而这80公里的路程有一半是荒无人烟的山路，道路两旁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他们杀人越货，经常搞得那些农民人财两空。维齐尼一想这是个赚钱的机会，因为当年他逃进深山时，就同这伙土匪的头目有交往。于是，他就跑到山里，找到这伙土匪的头目一合计，谈成了一笔“生意”。下山之后，他就放出风声，说他愿意保护农民运粮的车队安全到达那家磨坊，但必须收取百分之二十的“保护费”。
因为维齐尼在当地本来就小有名气，许多农民相信了他，向他交了保护费，果然来去畅通无阻，安然无恙。而那些不相信他的人家，不但丢了粮食，还险些赔进了性命。从此，大家都乖乖地向维齐尼缴纳保护费了。维齐尼把这些钱，一半送进山里，一半自己留下来。他做了许多黄色的小旗子，每面旗子上，他都用黑色的颜料涂上一个大大的“C”字，这就是他的标志。运粮的农民只要把这样的旗子往车上一插，即使遇上了土匪也会被放行。
几年下来，这条山路为维齐尼赚了不少的钱，而这种有“C”字的黄色旗子，后来便成了维齐尼独一无二的标志。
除了保护运粮食的农民之外，维齐尼后来进一步与其他的匪帮盗贼和黑社会团伙勾结，把这种“保护”的范围扩大到运输、加工和种植等许许多多的领域，从中坐地分赃，牟取暴利，聚敛了大量的钱财。通过几年的这种“空手道”的鼓捣，维齐尼很快成为当地巨富之一，顿时身价百倍。
1898年，一起绑架行凶案把维齐尼送上了法庭，他被指控为这起案件的同案犯，但由于证据不足，拘留了一个星期后便被“无罪释放”。但到1962年，维齐尼又“三进宫”，原因是这一年，那伙一直同维齐尼合作“保护”运粮车的匪帮被政府军队打败了，其头目保罗·瓦索罗纳被逮捕。
保罗·瓦索罗纳匪帮是卡尔达尼塞塔省中部一伙臭名远扬的强盗，早就成了政府打击的目标。这次破获以后，从他们的老巢搜出了几面写有“C”字的黄色旗子，于是维齐尼就以“勾结土匪罪”被送上了被告席。
奇怪的是，在开庭审讯时，许多受过“保护”的农民都出庭作证，为维齐尼歌功颂德。这些诚实而贫穷的证人都说，那几年要不是维齐尼保护，他们还真不知道怎么活；还有的说，维齐尼发给他们的这种旗子，不仅保护了他们运粮食的车队，还给了他们很大的安全感。他们只要把这种旗子插在家门口，那么他们家的牲畜、庄稼都不会受到侵害……
面对维齐尼的这种“功德”，法庭又查不出他勾结强盗土匪的新的证据，法庭只好再一次宣布维齐尼无罪。这次释放，为维齐尼赢得了空前的荣誉。当他在法庭受审时，街头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群众，他们举着那种黄色的旗子支持他。当他一出现在法庭门口，欢迎的人群拥了上去，高呼着“维齐尼大叔”，几乎是把他抬着回到了维拉巴镇。从此，“维齐尼大叔”名声大振，无论谁见了他，都毕恭毕敬地称他一声“维齐尼大叔”，即使是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也不例外——尽管他当时还只有25岁。
没有多久，“维齐尼大叔”的名声传遍了西西里农村。维齐尼成了真正“受人尊敬的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维齐尼离开了从未离开过的农村，混入了军队。他并不满足于在农村做一个受人尊敬的“维齐尼大叔”，他希望靠枪杆子打出一片新的天下。但是，他很快发现当兵并不是理想的出路，弄得不好还性命难保，于是就开小差回了家，纠集了一伙黑手党党徒做黑市买卖。当时，军队急需粮食和马匹，维齐尼便抓住这个发财的机会大显身手。他想出了几种发财的办法：一是威胁家中养有健壮骡马的人家，向黑手党缴纳保护费，否则，他家的马匹就会不翼而飞；二是强迫那些家中有生病或孱弱牲口的主人，把这样的牲口以最低价格卖给他们，他们稍微调养或治疗了一下就以几倍的价格卖给军队；三是派人四处偷盗牲口，遇到阻拦不惜动武和开枪。通过这三种办法，维齐尼一伙弄到了大批的牲口。他们以次充好，或优劣搭配地将这些牲口卖给军队的征购队，并同时贿赂或威胁这些收购人员。常言道“牛马背上无天秤”，一匹马的优劣及价格的高低是没有标准的。这样，维齐尼大发其财，征购队也满意而归交了差。有一次征购队买去了八十头健壮牲畜，而其中只能当肉卖的牲畜却有三十多头。
后来，事情败露了，维齐尼以“坑骗国家，贻误战争”的罪名被送上巴勒莫临时军事法庭。但是，又由于证据不足，他又一次蒙混过关，得到释放。
这时，由于战乱，巴勒莫城内的那些贵族老爷迫不及待地将农村的土地拍卖，想席卷现金逃往国外。但是，这些待价而沽的土地却找不到买主。最后，买主只有一个人，这就是“维齐尼大叔”——这倒并不是他出的价格最高，而是没有第二个人敢以超过他的价格来与他抢购这些土地。通过这次收购，在维拉巴附近方圆几十公里内数千公顷的土地，都尽归他的名下，他是当地最大的地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维齐尼打着为复员军人争取合法权益的旗号，组建了“复员军人社”。由于他曾在军队中混过，他便以“复员军人”的身份和当时的权势垄断了这个组织。他安排自己的亲属掌管该社的大权，整个家族的日常开支全部由该社负担。由于意大利是一战中的战胜国，这些曾为国家和民族卖过命的复员军人这时更是趾高气扬，从国库中争取了许多的优惠待遇。但是，这些待遇除了极少的一部分与该社的社员分享之外，大部分都进了维齐尼的腰包。当时就有人控告他利用职权侵吞经费，但此案毫无进展，一直拖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的1943年，才有了“结果”，这个“结果”就是维齐尼再次利用自己新的职权，强迫这些人撤诉并承担全部的诉讼费用。
从此，维齐尼成为一个既有权势又十分富有的人，他的黑手党家族也自成一派，成为西西里岛黑社会割据一方的一股势力。
1917年，40岁的维齐尼被正式尊称为“唐”，这标志着他在西西里黑手党领袖生涯的开始。无论黑手党内部发生什么争执，只要他一出面，没有什么事情不能摆平。他天生有外交家的口才，善于交际又通情达理，只要他一开口，总能让人心服口服。所以，当时许多人都说他是“公认的强者，他办事总是合乎逻辑”。又有人说：“如果你去求助法律，你知道会有多大损失吗？没有钱就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找我们‘和平的唐’调解一下，不知能省多少钱。我们信得过他，他有能力把事情调解好。”——“和平的唐”就成了维齐尼的代名词。
唐·维齐尼不仅是一个天才的外交家，而且是一位真正的黑手党领袖。他平时在大庭广众中一派道貌岸然，但他的部下却在那里杀人如麻，虽然你很难把这两者扯到一起来，但事实却是如此。
同时，唐·维齐尼还是一个极有眼光、有远见的人。当时，意大利法西斯势力刚刚出土，但他却预见到这是一股能成大器，能统治意大利政治舞台的势力。因此，他一开始就对法西斯不敢掉以轻心。后来，他对待法西斯和对待墨索里尼的态度，并不像他的大头目、当时在巴勒莫甚至西西里叱咤风云的维托那样暧昧，而是想方设法与之靠拢，并开始从经济上资助法西斯上台。据现存的资料表明：维齐尼与墨索里尼的关系非同一般，虽然一个是乡村的黑手党头目，一个是意大利政坛的风云人物，但他们私下交往频繁，竟然能多次在一起共进晚餐。这是他比维托高明之所在。他并不像维托那样把墨索里尼贬为“不入流的家伙”。
维齐尼为此也曾遭到黑手党内部的反对，但他自己却捞到了别人无法想象的好处。最能说明这种“好处”的，莫过于维齐尼对一个叫托斯卡纳的人的照顾。
托斯卡纳来自意大利中部，当时是一位年轻的法西斯信徒，他狂热地崇拜和追随墨索里尼，在年轻时干出了一系列的不法勾当。那一年在一个赌场上，他竟凭一时之勇，把一位与他争吵的赌友当场打死了。事发以后他遭到了警方的追捕，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投奔维齐尼，寻求他的保护。
面对这样一位血气方刚而又犯有人命案子的法西斯党徒，维齐尼顶住了黑手党内部的压力，收留了他，把他藏在自己的庄园里保护起来。在日后同托斯卡纳交往的日子里，维齐尼竟接受了他的许多观点，改变了自己对法西斯的许多不全面的看法。这正是维齐尼日后倾向于法西斯的主要原因。
法西斯党上台执政以后，这位曾受过维齐尼保护的逃犯，几年后竟当上墨索里尼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成为意大利法西斯国会议员中重要的角色。于是，维齐尼便开始“收获”他的回报了。
1924年莫里被任命为巴勒莫省督走马上任之后，当他向黑手党大开杀戒之时，开始并没有把枪口指向尚在巴勒莫南部维拉巴乡村的黑手党头目维齐尼，而是向在巴勒莫市的维托举起了屠刀。但是，维齐尼却因民事纠纷，被人告上法庭。
1923年前后，维齐尼凭借自己的权势和财势，与另外两个人合伙建立了维拉巴水源公司，从而垄断了维拉巴方圆几十里的农民饮水和灌溉用水。他们投资修建了水库和渠道，每个闸门口都设立了收费站向农民收取水费，从中大获其利。维齐尼等人这种据自然资源为己有的霸道行为，自然引起了当地人的不满，但当地农民慑于他们的权势，也只有敢怒不敢言。真正让维齐尼的水源公司最后关门的还是他们内部的“窝里斗”。
维齐尼的那两位合伙人也不是省油的灯，当他们发现维齐尼贪污甚至独吞水源公司的红利时，便联合起来同他打官司，上告巴勒莫法院。于是，巴勒莫省督莫里便开始注意到了这个贪赃枉法的乡巴佬，下令逮捕维齐尼，准备判他的刑。这时，维齐尼便想到了那位如今任政府外交部副部长的托斯卡纳，他立即吩咐手下的“师爷”连夜给托斯卡纳写了封信，马上派人送往罗马。这位托斯卡纳也是个知恩必报的人物，接到维齐尼的信之后，马上行动。他当然没有必要直接捅到墨索里尼那里，而是找到了同他私交甚厚的内务部长，声称维齐尼是他的“舅舅”，务必请内务部长通知莫里省督，为他的“舅舅”开脱。
莫里也曾任过内务部长，深知这一职位的厉害。当他收到内务部长的亲笔信之后，自然不敢怠慢，连忙撤回他已发出的逮捕令，派人驱车在中途追回了。
但是，维齐尼的那两位合伙人还不甘心，竟三番五次对此事纠缠不休，分别于1925年、1929年，直到1932年还第三次与维齐尼对簿公堂。但是，上有托斯卡纳出面（后来内务部长也卷进来，理由是认为对自己“不恭”），下有莫里总督挡驾，官司打到1932年，维齐尼不仅没有被判刑，反而把有关他的犯罪档案都销毁了。这桩无头案从此便不了了之。
维齐尼虽然在这件事上没栽倒，但他同维托的关系却成了莫里置他于死地的铁证。
维齐尼成为“唐”之后，自然同维托的关系不一般。在莫里大肆搜捕、镇压黑手党的那几年，维托唯一能对付的办法就是对莫里进行暗杀，并把这一重大行动的指挥权交给了当时还没有引起莫里过分注意的维齐尼。直到甘集镇大战前夕，莫里才知道外交部副部长的“舅舅”的真实身份。
甘集镇的那次军事行动中，维齐尼和维托都在莫里军队的包围圈之中。面对九十四门大炮的炮口，黑手党的头目不想玉石俱焚，只好使出“丢卒保车”的一招，让四位真正的“唐”和一位化装成维托的“唐”去殉难，从而保护他俩潜逃出包围圈。甘集镇战役之后，莫里成了墨索里尼政府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但他当时只把主要精力对付维托，让维齐尼继续逍遥法外。直到维托越狱失败、寿终正寝之后，莫里才将维齐尼逮捕归案。
1933年，莫里以“走私罪”将维齐尼从他的庄园里抓走了，关进了巴勒莫监狱。有幸的是，维齐尼竟“享受”了维托在这里的待遇，他被关进了维托曾住的单人牢房。莫里的这种做法，本想是消除维齐尼对其他犯人的影响，将他彻底地孤立起来。哪知道莫里的这种做法却歪打正着，反而提高了维齐尼的地位和身份。因为在巴勒莫监狱的黑手党囚犯之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他们把那间关押过维托的牢房视为精神圣地，谁关进了这间牢房，谁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精神领袖。
维齐尼在这里被关押了八个月之后，由于托斯卡纳从中周旋，他又被无罪释放，从法西斯的屠刀下死里逃生。这是维齐尼第几次走出监狱的大门，已无法准确地统计。但在他的一生当中，曾十六次走进监狱大门，这是有据可查的。有人说，维齐尼之所以能一次又一次逢凶化吉，完全是他处世圆通和与人为“善”的结果。
从此，这位“维齐尼大叔”就一直待在维拉巴镇的庄园里，像一位土财主一样，过着富有的田园生活。但是，此时的维齐尼并非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循规蹈矩，清心寡欲，而是像一位隐士一样在审时度势，以求再起。
他这样韬光养晦地度过了几年，终于东山再起，成为西西里黑手党新一代的“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这位年逾60的维齐尼又燃起了希望之火。正是这场战争，彻底改变了他最后的人生。
1939年波兰边境的炮声，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随后，墨索里尼这位自命不凡的战争狂人同希特勒一道在欧洲的大地上狼狈为奸，当欧洲大地沉入火海之时，意大利这个饱经忧患的国家，也沦入战争的深渊。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墨索里尼再也无暇顾及西西里岛的黑手党了。蛰居在维拉巴农村的维齐尼便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及时地把在法西斯屠刀下幸存的黑手党党徒联合起来，同时，他派人给流放在地中海那些孤岛上的黑手党死硬分子写信，怂恿他们走出孤岛，卷土重来。在战争刚开始时，他经常焚香祈祷，希望英美盟军打败意大利军队，只有这样，他才有机会出人头地。
二战的头两年，法西斯的势力锋芒毕露，气势逼人，希特勒的党卫军一路摧枯拉朽，席卷欧洲大地，而墨索里尼则跨海挺进非洲，抢占地盘。这种形势，无论是美国、英国还是法国都对战局不敢乐观。但是，维齐尼却不顾战局的影响，他一味地倒向盟军一边。战争一开始，他就命令黑手党的地下组织，营救和保护所有坠机而幸存的盟军飞行员，不让他们落入法西斯之手。同时，维齐尼还同以“幸运者”萨尔瓦托·卢恰诺为首的美国黑手党联盟，策划一大批被关押在美国监狱里的黑手党人回到西西里老家，为盟军的作战收集情报，瓦解敌军，并指使当地渔民破坏德意部队的军火库和舰队，为盟军的军事行动扫除障碍。
1942年10月的阿拉曼战役，英军歼敌五万五千人，击毁坦克三百五十辆，从而扭转了战局。同年11月8日，艾森豪威尔统率英美联军在法属北非登陆，于1943年5月7日攻占突尼斯和比塞大港，二十五万德意军队无船可供撤退，只好于5月13日宣布投降。盟军在突尼斯大捷之后，立即挥师北上，横渡地中海，向意大利本土进军。1943年7月10日，盟军横渡地中海，他们放弃了意军防御力量比较薄弱的撒丁岛，而选择了防御力量相对强大的西西里岛作为登陆地点。对盟军的这一战略决策，时任意大利陆军元帅的彼得罗·巴多里奥深感疑惑不解，他甚至认为这是盟军的一个战略失误。但是，后来战局的发展却出乎这位元帅的意料。
7月10日，乔治·巴顿将军率领的第7集团军联合蒙哥马利元帅指挥的第8集团军，浩浩荡荡地横渡地中海，在西西里岛方向强行登陆。尽管盟军拥有兵力和装备上的优势，但仍然遭到意大利军队的全面阻击。意军负隅顽抗，使盟军伤亡惨重。但登陆一周后的战果却令人大吃一惊——美军竟在七天之内，没有经过任何激烈的战斗，轻而易举地越过了意军重兵把守的卡马拉塔山口要塞，然后长驱直入，直捣西西里首府巴勒莫和军事重镇特拉巴尼，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而在撒丁岛登陆的另一路盟军，虽然登陆成功，但伤亡惨重。更主要的是，登陆后战局发展极为不利，每前进一步都得付出惨重的代价，往往每次战斗都得丢下几百具尸体才能向前艰难地推进一步。
这种战局的发展，的确令许多军事专家和国际舆论界吃惊。事后，当人们要求艾森豪威尔将军评述一下这次盟军出奇制胜的“闪电行动”时，这位将军却借口属于军事机密，只是含糊其辞地说什么似乎是盟军“总参谋部掌握了战略情报”，以此敷衍搪塞。
至于这次盟军胜利的真相，直到多年之后才大白于天下——原来这一切都与正在崛起的西西里黑手党头目唐·维齐尼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