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我的爱深深种在你的心里，像是荷花呼应着荷叶；你的卑怯和软弱在我心里也同样存在，如同黑暗呼应着黑夜。所以，你迫害我，就是迫害你；你敬仰我，就是敬仰你自己；我慈悯你，就是你慈悯你；我宽宥你，就是我宽宥我自己；我爱你啊，实在是因为，那是我在爱我自己。
所以，善待别人不是对别人的善意，是对自己的善意。
我想让他们听到我的掌声
陌上花开
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马拉松比赛的赛场外，有一位始终坐在轮椅上的观众，叫塔比雅。她来自利比亚，自幼失去了双腿，只读了5年的书，她现在是一家花店的临时工，每个月只能赚到少得可怜的薪水。连行走都很吃力的她，却是一个十足的体育迷，无论是球类运动，还是田径运动，她都很喜欢。只要有机会，她就想方设法去看比赛。
今年七月，她毅然花掉自己辛苦积攒的全部积蓄，几经辗转，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伦敦。然而，近在咫尺的奥运赛场，她却无法进去。因为囊中羞涩的她，已买不起哪怕最廉价的一张进场观看比赛的门票了。对此，她似乎一点儿也不沮丧，因为她欣喜地发现，还有一些不要门票的比赛，比如马拉松。
为了能够挑选到一个最佳的观赏位置，她提前一周，摇着轮椅，顶着烈日，细心地探查了马拉松比赛的路线。确定了一处最佳的观看点后，她激动地舞动双臂，像一只展翅欲飞的鹰。
然而，不幸的是，比赛开始前两天，她感冒了，吃药、打针，高烧依然不退。
怎么办？难道躺在病床上，通过电视看比赛？这个念头一闪，便被她掐灭了。她必须到现场去，尽管那天她发烧很厉害，脸烧得通红，她仍没有丝毫的犹豫。服过药，便吃力地摇着轮椅早早来到选好的地点，准备为每一位从自己面前跑过的运动员加油。
第一批运动员跑过来时，她和周围的观众一同热烈地鼓掌、呐喊，仿佛自己也是一个健康无比、精力充沛的超级粉丝。
随后，一拨拨的运动员跑过来，她不停地为他们鼓掌，热情而执着。
直到掌声欢送最后一名运动员从身边跑过，她才瘫软地倒在轮椅上，蓦然发觉自己高烧还没退，浑身烫得吓人。
一位记者惊讶地问她：“其实，你完全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全景的赛况转播，为什么非要带病亲临现场看比赛？”
她微笑着回答：“我想让每一个从我身边跑过的人，都能听到我的掌声。”
“这对他们很重要吗？”记者仍然有些不解。
“这对我很重要。虽然我今生再也无法健步如飞，我却可以坐在路边，把我由衷的赞美，热情地奉上。”她一脸的自豪，仿佛胸前挂着金灿灿的奖牌。
我不禁想到了台湾作家刘继荣的女儿说过的一句话：“我不想成为英雄，我只想成为坐在路边鼓掌的人。”
我知道，塔比雅的掌声并不响亮，对于那些飞跑的运动员似乎无足轻重。然而，那掌声是发自她肺腑的，是她对英雄由衷的赞赏，更是她对自己平凡生命的一种肯定。
伦敦奥运会马拉松比赛冠军的名字，我很快就忘记了。然而，那个在轮椅上拼命鼓掌的穿红衣服的女子塔比雅，却被我深深记住了。隔着万水千山，电视机前的我，分明清晰地听到了她自信、热情的掌声，听到了一种生命从容、壮丽的声音。
悲伤照片
[美]詹姆斯·梭姆 著
孙开元 编译
那是15年前初春的一天，天色阴沉，树木刚刚抽芽。我当时是一名年轻的警察记者，开车来到了一个车祸现场。据广播员说，一个上年纪的男人开着卡车在自家门口倒车时，不小心压在了他的小孙女身上，孩子受了致命伤。
我在一排警车旁停好了车，这时我看到一位个子不高、穿着棉布工作服的白胡子男人正站在一辆卡车附近。几台摄像机对准了他，记者们纷纷把话筒伸到了他的面前。他看上去完全惊慌失措了，结结巴巴地回答记者们的问题，很多时候都只是动动嘴唇、眨着眼，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过了一会儿，记者们放弃了采访，跟着警察走进了一间白色的小房子。我至今记得老人绝望地低头看着车道上，孩子曾经待过的地方。房子旁边是新开出的一块花圃，还有一堆深色的种植土。
“我想把车倒到那里，给地培上好土。”他对我说，虽然我并没问他什么。“我根本不知道她在门外。”他的手伸向了花圃的方向，然后又垂了下来。他陷入了悔恨之中，我则如同所有敬业的记者一样，走进房子，看有谁能提供几张出事孩子的近照。
几分钟后，我的口袋里装着一张可以在演播室展示的孩子的可爱照片，走向了厨房，警察们说孩子的尸体临时停放在那里。
我来时带了一台相机，大个头、功能多，一看就是记者常用的相机。孩子的家人们、警察、记者和摄影师们都已从房子里退了出来，站在院子里。我走进厨房，看到里面摆着一张塑料贴面的桌子，桌子上躺着孩子的小尸体，身上裹着一块干净的白被单。孩子的爷爷坐在桌子旁的一把椅子上，他没注意到我的在场，只是失神地看着白布中的尸体。
屋子里一片安静，只能听到钟表在响着。这时，我看到这位爷爷缓缓地探身向前，伸出一只胳膊，抱住了桌上的小身躯，然后把脸贴在白布上，一动不动。
在那个寂静的时刻，我知道正是一张有获奖水平的新闻照片可以拍出的时机。我对好光圈，调好焦距，安好闪光灯，然后举起了照相机，选取拍摄角度。
场景中每一个细节都是完美的：爷爷穿着朴素的工作服，他的白发在光线的映衬下闪闪发亮，孩子的身上裹着白被单，窗户旁边的墙上挂着两只世界博览会的纪念盘，陈设简单的屋子里的这一切都衬托出一种凝重的气氛。从屋里可以看到警察在外面检查着那辆肇事卡车的后轮胎，孩子的妈妈和爸爸互相依偎着站在一旁。
我不知道在屋里站了多久，就是按不下手中的快门。我非常明白这张照片拍出后将会具有的震撼性效果，职业意识告诉我拍下它。但是我不忍心让闪光灯去打扰这位可怜老人的哀思。
许久之后，我还是放下了手中的相机，悄悄走出了屋子，心里怀疑自己是否还有当一名记者的资格。当然，我从没告诉过刊物编辑或记者同事，我曾经错失了一次拍摄绝佳新闻图片的机会。
我们每一天都会在电视新闻和报纸上，看到身处极度悲痛和绝望境遇的人们，有时候，我一边看着新闻，就会想起那次放弃拍照时的情景。
至今我依然认为，我当时做对了。
一个没用的人
凉月满天
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正坐在草地上，七八个孩子在他怀里乱滚。
这是广西一个山村，留守儿童多，父母在外打工，他就在这里陪伴着他们。只要他一出现，男孩子们就呼啸而上，像小猴子一样挂在他身上，纷纷叫他“老爸”，还问他一些怪问题：“你说大马蜂窝会不会掉下来？”他很诚实地回答：“不知道。”
他叫卢安克，德国人，到中国旅游，然后留了下来。1997年在南宁的一所残疾人学校义务教德文；1999年到河池地区的一所县中学当英语老师，因为不能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家长不满，只好离开；2001年开始在板烈村小学支教，就这样在十万大山的皱褶里住了十年，从青年到中年。没有家，没有房，没有妻，没有子。
他和孩子们一起画画唱歌，生火做饭，修修水管，要不就陪着他们在下过雨的泥地里骑自行车，从高坡上呼啸而下。每个月生活费一百块，靠翻译书和父母的资助，当地政府要给他开工资，他不要，怕拿了学校的工资，学校跟他要考试成绩。
——真是一个没用的人。
孩子们皮得难管，有的小孩又狡黠又凶蛮。一个小皮孩掰着卢安克的胳膊问他：“你会死吗？”
“会。”
“你死就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舒服就行。”
卢安克搂着他，对他微笑：“是啊，想那么多，多累啊。”
记者问他：“这话你听了不会感到不舒服吗？”他笑了一下，说：“我把命交给他们了，不管他们怎么对待我，我都要承受了。”
课堂上，男孩子大叫大闹，甚至骂他嘲笑他，他想发脾气，又抑制住。男孩说：“我管不住自己，你让我出去站一会儿。”他就开门让他出去站着。他说：“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自己在做什么。”
他没有什么责任感，也不问前程，他只管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好比滴水在石头上，时候到了，改变就自己发生了。
可是这种改变，太慢了。他教的班里四十六个学生，只有八个人初中毕业，大多数没毕业就到城里打工。有的还没读完初一就结婚。有的学生父亲来找他，说：“我的儿子就因为学你，变得很老实。吃了很多亏。”他说：“我的学生要找到自己生活的路，可是什么是他们的路，我不可能知道。我想给他们的是走这条路所需要的才能和力量。”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才能和力量呢？照我的理解，大约就是接受现实，对命运的承受与顺从。别人佩服他，他说：“别人对我佩服的地方其实是我的无能，我无能争取利益，无能做判断，无能去策划一件事，无能去要求别人，无法建立期待……没有任何期待和面子的人生是最美好和自由的。因为这样，人才能听到自己的心。”
这样的人，不会因为别人给了你一个冷漠的白眼，你就要把人打死来显示你的威能；也不会因为有了或大或小的身份，就要出有车、食有鱼、下雨有人帮着打伞，甚至下乡视察的时候，怕弄脏鞋袜，被人背过水沟和农田。
可是你看耶稣和佛陀，身后跟着一代一代、一堆一堆的人。
我的父亲八岁丧父，跟随寡母，备受欺负。及长，生产队里的人年年让他当小队长，他就年年去当，别人不干的活他去干。一生没见他和人吵过架，更不用说动手。做过的最荒唐也是最英勇的事是到兵营里偷白菜，卖钱给我交学费。如今病瘫在床，更是千无一用，可是邻居们纷纷帮着母亲替他做搬搬抬抬这样那样的事，也说不清什么原因。
所以，谁说卢安克是无能的？记者在报道结尾说：“就像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触碰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只要这样的传递和唤醒不停止，我们就不会告别卢安克。”记者的同事写给卢安克两句话：“你让我想起中国著名的摇滚歌手崔健的一首歌——《无能的力量》，这种‘无能’，有的时候，比‘能’要强大一百倍。”
世界上多的是无能的人，他们只是在自己的位置上，婉然承顺命运，然后做好自己的事情。他们自觉无用，却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当初卢安克陪伴的孩子们都已经长大，要离开学校，他们一人一句乱凑歌词来唱，那个最皮的、打他并且说“你爱死不死，和我有什么关系”的孩子凑出这么几句歌词：
“我们都不完美
但我愿为你作出
不可能的改善。”
每个人都应该有面慈善的“镜子”
淡然
2013年6月21日，英国英格兰西部的格洛斯特郡的上空正在进行一场惊险的空中特技表演，吸引了不少英国民众前来观看。
只见两架老式螺旋桨飞机一同飞行在碧蓝的天空，相距咫尺，仔细看，两架飞机的机翼上分别站着一个小小的身影！原来是一对小女孩，只见她们在空中怡然自得，好似在空中翩翩起舞。
这样惊险无比的情景，让人们情不自禁在心里为她们捏了一把汗。
原来这对姐妹花就是来自英国伦敦的表姐妹罗丝·鲍威尔和弗拉姆·布鲁尔，她们今年只有9岁，是一对非常漂亮的小女孩。别看她们年龄小，但她们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学习成绩很优异。原来她们出身于机翼行走表演世家，是家族中的第三代传人。从3岁起，她们就接受了长辈们机翼上行走的专门训练。尽管这次是她们第一次在空中进行高难度的表演，但是她们表现得十分沉稳，克服了强烈的恐惧感。
很快，她们出色的表演赢得人们的阵阵掌声，人们对她们的表演赞不绝口。她们也因此成为世界上年龄最小的机翼行走表演组合，并打破了此项世界纪录。
也许有人会感到好奇，这么小的孩子为什么要冒如此大的风险进行这种高空特技表演呢？也许稍有不慎，就会从高空中摔下来，从而酿成一场巨大的惨剧。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为了她们的一个名叫埃利·克罗斯利的好朋友。他现年6岁，是个长相可爱的小男孩，但却患上一种名为“杜兴氏肌肉营养不良”的病。这种病由X染色体上的基因缺陷造成，属隐性遗传疾病，患者骨骼肌萎缩，无药可治。大多数患者会在20岁左右因心脏或呼吸系统衰竭而亡。
因此克罗斯利的父母为孩子成立“杜兴氏儿童基金”，向各界寻求物质与医疗援助。
这对姐妹花觉得全世界像埃利这样患上“杜兴氏”病症的孩子不在少数，他们非常需要社会上许许多多人的爱心支持，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杜兴氏”儿童基金，她们想帮助患这种病的孩子，于是她们大胆地想到了借助于在飞机机翼上行走的空中表演，为此大力宣传。
为了说服祖父诺曼，她们对他说：“爷爷，我有一个患了可怕病症的朋友，人们对这种病所知甚少，所以我们想帮助他。”祖父诺曼说：“你们能有爱心非常好。你们准备怎么帮助他？如果我们能帮助他，他一定会感到非常高兴。”她们开心地笑了：“祖父，为了唤起全社会的爱心关注，我们想进行一次空中特技行走表演，你答应好不好？”祖父听完大为感动：“好，因为你们的爱心，那我投降，我们就来一次吧。”
听闻祖父这么说，两姐妹高兴得差点没跳起来。
为了使两姐妹的空中表演顺利进行，正式飞行的那天，祖父诺曼和一名资深飞行员分别驾驶两架飞机，然后两姐妹被安全装置固定在祖父的古董双翼飞机上，以每小时160千米的速度缓慢地飞过格洛斯特郡上空。
正如预期的那样，她们的这次空中表演非常成功，同时也引起了社会上极大的轰动，大批的记者前来采访。鲍威尔满脸兴奋地说：“这次飞行简直太神奇了，很难用更多语言描述。我们就好像鸟儿一般翱翔天际，感觉很酷。从天上往下看，房子就像乐高积木那样小。我开始还有点害怕，但后来，无比的喜悦战胜了一切。”布鲁尔也说：“特别特别好玩，风非常非常大，真想再来一次。”最后她们表示：“希望通过此次表演能够让更多社会爱心人士关注‘杜兴氏’患病儿童，然后奉献你们的爱心。”
许许多多的人被她们的善举深深打动了，于是纷纷为埃利·克罗斯利爱心捐款。很快来自全社会的5万元英镑爱心捐助送到了这个生病孩子的手中。还有不少人带着礼品前去医院探望了他，并鼓励他坚定信心，好好学习。埃利·克罗斯利终于露出了开心的笑脸。
一对英国9岁姐妹花的爱心善举就这样感染了许许多多的人，愿爱心的接力棒不分国界、不分人种、不分贫穷，永远地传承下去。所以每个人的心里都应该有面慈善的“镜子”，时时地拿出来照照自己的心灵，以便督促自己更好地把慈善传承下去。
记住，总会有人投你一票
汤秀云
记得高一学期快结束时，班里进行“三好学生”评选。那天一上课，班主任崔老师就把成绩排在前15名的学生名字写在了黑板上，宣布要在这15人中选10个“三好学生”。同学们写好后，班长把选票收起来。接着，班长站在讲台边唱票，学习委员记票，崔老师站在一旁监督。班长读着这15人中的一个名字，学习委员就在这个人名下记上一票。对于谁的票多，谁的少，有些同学还在下面小声议论一番，教室里显得有些嘈杂。
突然，班长读了一个人的名字，而这个人因为考试成绩不够“标准”，没有候选资格，这个人就是我。嘈杂的教室里瞬间变得鸦雀无声，静得只听到学习委员在黑板上写我名字的“沙沙”声。班长目瞪口呆地望着崔老师，崔老师显然很生气，脸色阴沉，他故作镇定地示意班长继续唱下去。
等把所有的票都唱完，崔老师一步登上了讲台，压抑多时的怒气终于发泄了出来。他说：“个别同学太不珍惜自己作为投票人的机会了，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所选的人够不够资格当‘三好学生’。”最后，他宣布这次评选无效，下一堂课重新选。
老师的话凉凉地浸在我心底，让我无地自容，我面红耳赤地低着头，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下了课，我问和我一块吃饭的好友范丽：“为什么要投我一票，惹老师生气，还害我当众出丑。”范丽一脸无辜：“你那一票不是我投的。”然后她又说：“虽然你的数理化不出色，但你的文科成绩很好，作文还在学校比赛中得过奖。还有，做值日时，有的人偷懒，而你总是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把地扫得很干净。实际上，在同学们心目中，你已经达到了‘三好’的标准，那一票就代表了同学们的心声。”
以前，因为自己糟糕的学习成绩，我以为自己一无是处，没想到，还有人看到了我的优点，并“冒天下之大不韪”投我一票。我感到一股暖流从心底升起，自卑感悄然隐退，久违的自信重又涌上了心头。我一改过去的精神状态，我要对得起投给我的那一票。
从此，在我眼里，那一票慢慢地成为一种象征，或者说是一个路标。我的数理化成绩很快有了提升，我对自己信心十足。
但是，那一票固执地在我和崔老师之间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墙。无论我做什么，我总觉得有一双挑剔的眼睛注视着我。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到不喜欢一个老师的感觉，但我一时又无法改变这种状态，只能努力把消极情绪从心底驱逐出去，努力学习，为自己争气。
终于，我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到学校拿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我遇到了老师的女儿崔莹，崔莹和我是同班同学。寒暄一番后，我对她说：“我之所以能有今天，要感谢那个选我一票的同学和崔老师的一番话。”崔莹听出了我话中对她爸爸有一丝怨气，她犹犹豫豫地对我说：“你知道吗？其实那一票是我投给你的，是我爸爸让我投的。”
原来，崔老师知道我是当时初中班上唯一一个考上县一中的，虽然入学成绩不很好，但相信我的智力还行。当看到我自卑的样子，心里很是着急。他知道，像我这样的学生，在初中一定听惯了老师的表扬，一般的鼓励也许没用。于是，他便和女儿演了双簧，一方面让他对我的歧视激发出我的斗志；另一方面，专门安排人投我一票，来唤回我的自信心。
在以后的时光里，那一票总是若隐若现地像灯塔一样指引着我，鼓舞着我，让我获得了追求上进的动力，这种动力，足以让我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只偷这一次
顾文显
带着偷到手的东西，岳长江简直是逃出那幢出版大楼的。他急匆匆地穿过马路，又钻进一个从来没走过的小胡同，直到挤上一辆公交车，他才像瘫了似的坐在一个闲座上……
岳长江是个高考落榜的农民的儿子，做不来庄稼活，就想当作家。他写过许多文章，在全国各刊物发表，还获过奖项！半年前，听说本省十分有影响的杂志社《北风》要招聘编辑，他报了名，面试中，他把持有大本学历的竞争对手们都击败了，如愿以偿地坐进了编辑部，操纵起对全国各地作者作品的生杀予夺大权来。他工作得很卖力，得到社长兼总编辑汪老师的器重，常说，小岳，你好好跟编辑老师们学，将来必有作为。小岳表面答应，心里暗暗不服：不就是靠学历或者后门，分配到这里来的，一个个都摆出高深莫测不可接近的样子。有什么了不起的？有本事你写点作品拿到杂志上发表一下，那才是真正显示实力呢。嘴上不说，他跟“老师”们也还能友好相处。然而，最近汪社长要出国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得半个月。汪老师一离开，他发现“老师”们对他的态度大变，一上午没人跟他说一个字，甚至中午吃工作餐时，副总编也只不过冲大伙说一句：“吃饭吃饭。”就径自走出去。作为打工仔，岳长江感觉到空前的自卑和孤独，此后，他越品味越认为自己被孤立，干脆不干了。他急忙收拾一下自己的物品，对副主编说了句：“刘老师，我又找了份工作。”副主编说：“你不用再跟汪老师讲讲了？”小岳说：“我以后电话里跟他解释。”这时，他看见会计办公桌的下角放着一个信封，里面装着300多枚邮票，那是供编辑给作者回信用的，谁用谁拿，他见没人注意，顺手就收入自己的书里。“你们这样冷落我，权当我的精神补偿吧。”
岳长江平生第一次做贼，偷了邮票，竟然像长了大病，吃饭睡觉都不安生。锄地时，常常把苗砍去留下一株草，气得他爹直骂他当了半年编辑当傻了！岳长江睁眼闭眼，眼前全是汪老师那张和善慈祥的笑脸，对不起他呀。可是，这几百张邮票他无法送还了……转念一想，半年来，那东西都是随便用的，没有了让会计补上，哪个会发现丢失了呢。
就这样，岳长江魂不守舍地捱过了半个月，《北风》那边半点动静也没有，他又找到了一份出力气的工作，白天劳动，夜里写稿，邮票的事，也就淡忘了。
可是这天黄昏，他下班回来，刚要洗去一身臭汗，忽然听到一声呼唤：“小岳，岳长江在家吗？”这声音那么亲切、熟悉，是老社长汪老师！岳长江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冲到院子里握住汪老师的手，眼泪刷刷地往下流，好一会儿，竟然忘记往屋里让客。
汪老师接过小岳递上的一杯水，和蔼地说：“小岳，干得好好的怎么就跳槽了呢？”
“老师……”岳长江斟酌着词句，“我文化浅，不适合在那儿干……”
“不要讲假话嘛。”汪老师说，“编辑老师们也都纳闷儿，谁也没招惹你呀，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后来分析，八成是没人理你……小岳呀，你不了解那些老师，他们只埋头业务，不大会搞社会上那一套，你真是自己多疑折磨自己啦。”
业务？那些故作高深的老朽还知道业务？
汪老师笑笑，如数家珍地报出了编辑们的著作，老长老长一串，让岳长江感觉到无地自容：原来人家都是用笔名发表的作品，有几位恰是他崇拜的偶像呢……自己这点作为……真是狗眼看人低。
“老师……”岳长江欲语又止。
“回去吧，小岳，学习锻炼几年，比你干粗活更有发展。”
“让我回去，真的？”
“我就是代表老师们来找你回去。”岳长江这才知道，汪老师他们为寻找他的住址花费了很多精力，而自己一使性子就愤然离去，岂不知自己感觉良好的那点的水平，跟那些他平素瞧不起的“老编”，当真是不值一提！
“老师，我……我偷拿了单位的邮票，我长这么大，头一次当小偷，请您相信我，这绝对是最后一次。”
“孩子！老师等这句话好半天了，谢谢你。”汪老师慈爱地抚摸着他的头。
“那老师们都知道了？”
“自然。你想想，编辑部邮票随便用，所有信件无论公私，一律邮资总付，除了你，谁还会对那东西感兴趣？”
“那……”岳长江挺为难，他背着这小偷的包袱，怎么跟编辑们相处？
“放心。编辑们那天发现丢了邮票，我只说了三个字。”汪老师淡淡地说，“我用了。”汪老师无限感慨，“年轻嘛。我少年时贫穷，还偷过书，以后不也改了？对于人才，我更注重主流……”
“汪老师，请您相信我小岳说的，这是我最后一次当小偷。”岳长江哭着想跪下去，可被汪老师扶住了……
一颗红宝石
[美]罗杰·迪安·凯瑟 著
孙开元 编译
在我小时候，有一天在大街上遇到了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你躲远点儿！”一个过路的年轻人正推搡着他，他倒退了几步，撞在了旁边的一座电话亭上，然后摔倒在了马路上。
“怎么走到哪儿都能看到你。”年轻人说着，扶了扶领带，走开了。
“你没事吧？”我走过去问他，他扶着地站了起来，说了声：“没事。”
“他为啥推你？”
“他以为我向他要钱。”他一边扑着身上的土一边说。“我想让他去面饼店里买几个面饼，我没资格进去。”
“那我替你买。”我对他说。
他递给了我一块钱，我走进了街边上的一家面饼店，告诉站在柜台后的女人：“我买面饼。”
“你和他是一伙的吗？”她指着站在大街上的那个男人问我。
“我只是想替他买几个面饼。”我回答。
“我不能卖给他，孩子。”她说，“他是个流浪汉，我们这儿的业主不让他在这儿待，因为这样的人会影响我们的生意。”
“但是他饿了，不卖给他吃的不公平，他又不是不给你钱。”
“生活就是不公平的，你有一天会明白，现在你也从这儿给我出去。”她冷冷地看着我说。
我走出了面饼店，把一块钱还给了这个人。他从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钱包，打开了它，我看到他的钱包里装着个红色的钻石。他把这一块钱装进钱包，放回了衣袋。
“抱歉，我没能给你买来面饼。”我说。
“没事，孩子。我到别处找点儿吃的。”他微笑着对我说，然后又问我：“你怎么没上学？”
“我能看看你的那块红钻石吗？”我转移了话题问他。
“当然。”他说着，手又伸向了衣袋里。
“但这不是钻石，只是一块玉石。”他说，“是我妻子送给我的，有30多年了。”
“它真漂亮。”我拿着它对着太阳看着。
我们一边说话一边走，他告诉我，他的妻子在几年前去世了，他们没有孩子，现在他独自生活。我告诉他，我在孤儿院的学校上学，今天是在逃学。
“你去过动物园吗？”他问我。
“去过一次，但是那里的管理员打我脑袋。”
“那我带你去一次，孩子！”
我们上了一辆出租车，去了杰克逊维尔动物园。在其后的几个小时里，我们走遍了整个动物园，看了所有的动物。我们一边走着，一边说着话，一边吃了冰激凌，他还给我买了很多棉花糖和花生，我长这么大还没吃过这么多的花生。
游完了动物园后，他带我又上了辆出租车，去了一座小镇，他想让我看看海边的一座大城堡。
“这座城堡有很多年历史了，那时候有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住在这里。”他给我做着解说。
“我不知道印第安人还在弗罗里达州住过。”
他笑了起来，没说话。
天快黑了，我们坐车往回走。他说要把我送到孤儿院的大门口，并说我应该回去，因为在大街上不安全。我说我逃了学，可能会挨打。
“我以前还挨过鞭子呢。”他朝我挤了挤眼说，“你会没事的。”他说着，拍打了一下我膝盖上的尘土。
当车开到了孤儿院的学校门前时，我下了车，向他道了谢。
“孩子，你今天早上对我更好，这是我对你的回报。与人为善，这绝不会让我们损失什么。希望你长大后记住我的话，你能做到吗？”
“你为我花了不少钱，可我并没有给你什么。”我回答。
“哦，你给我东西了，你带给我的是安慰和快乐，这是我好多年都没享受过的了。”他说。
“那我做的算是‘与人为善’吗？”我问他。
“当然是，你是个好孩子。”他说着，上了车。
我站在孤儿院门口，看着出租车缓缓地开走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我永远记住了那块有着纪念意义的红色玉石、我的动物园之游，还有那座城堡。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我知道自己是个好孩子，而且把快乐带到了一个人的生活中，这个感觉真棒。
对于我来说，和一个陌生人出去玩了一天也许是件傻事，但从那以后我也明白了，“陌生”并不是一个贬义词，陌生人也并不一定是坏人。
一句谢谢
[美]黛娜·莱恩哈特 著
孙开元 编译
20世纪90年代初，我刚刚20来岁，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是个追星族。我追的是影视明星小罗伯特·唐尼。
一次，南加州举办一次公益集会，明星唐尼也去，我的继母是主持人，我陪着奶奶也参加了这次集会。我的奶奶那时虽然已经80多岁，但仍然能称得上是个美人，也很聪明，只是不熟悉那些年轻的名人。
小罗伯特·唐尼到场了，只见他穿着一身华丽的米白色衣服，胳膊挽着他的女友莎拉·杰西卡·帕克。我告诉奶奶那就是唐尼，奶奶只是耸耸肩，她对享受盘子里的奶酪更感兴趣。
那天下午的特约嘉宾是作家兰·科维克，这是一名越战老兵，在战争中受伤，现在坐着轮椅。
集会演讲结束后，我和奶奶从座位上站起身，准备离场。但是奶奶站起来迈步时一个踉跄，摔倒在了集会主办方给科维克的轮椅设置的一个坡道上，坡道两侧是尖利的棱角，把奶奶的右腿划开了一个口子，血立刻就涌了出来。
按说我应该马上跑过去照顾奶奶，可是我吓坏了，我坐在了地上，脑袋垂在膝盖里，因为我感觉自己要吓昏了。我坐在地上想：奶奶怎么办？这时，有个人冲了过去救她，这个人正是小罗伯特·唐尼。
唐尼让一个人打电话叫救护车，让一个人拿来一瓶水，又让一个人拿来了一块毯子。吩咐完，唐尼脱下了他那件漂亮的夹克，我以为他怕把衣服弄脏，会把它放在一边，可是只见他挽起衬衣袖子，架住奶奶受伤的那条腿，然后把夹克缠在了她的伤口上，鲜血马上把他的米白色夹克浸出了一片殷红色。他安慰奶奶不要担心，很快就会好起来。他本能地知道应该怎样和她说话，以便能分散她的注意力。他握着她的小腿，吹着口哨，又告诉奶奶，她的腿很健壮，以此让她放松下来。但是奶奶说的话让我觉得挺没面子的，她对他说：“我孙女说你是个明星，但是我从没听人说起过你。”
唐尼没在意奶奶的话，继续陪着她，直到救护车赶来。他扶着她的手，把她送上救护车，并且告诉她，很遗憾她提前离场，否则有机会了解对方。护士关车门时，他朝奶奶挥手告别。
我匆匆上了救护车，没和唐尼说一句话，当时的我太尴尬，也太腼腆，连向他说一声“谢谢”的勇气都没有。
我们每个人都有过想要说一句话但是没有说出口的时候，以后再想说很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好在多年后，我有了这样的机会。
后来有一年，唐尼因为私藏毒品进了监狱，那时我想给他写一封信，告诉他，他曾经尽全力救助过我的奶奶，他是我遇到的最善良的陌生人。
但是我没勇气写这封信。在那次公益集会结束15年时，我的奶奶已经去世10年，唐尼出狱已经5年。一天，我在一家餐馆再次遇到了他。我在洛杉矶长大，遇见一位名人是常有的事，但是我懂得尊重别人的隐私，在餐馆里遇到他们时，我从来不打扰他们。但是这次我打算打破这个规矩，也打破自己害羞的性格，我朝他的餐桌走了过去。
我对他说：“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接着，我就把当年的事讲给了他。
他还记得。
“我只是想对你说一句‘谢谢’。”我说，“我想告诉你，那是我见过的一次最让我感动的救人善举。”
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把我的双手握在了他的手里，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你绝对不会知道，现在的我是多么需要听到你的这句话。”
有抽不出来的时间吗
卫宣利
她似乎总是很忙，上学时忙着读书，应付各种考试，忙着恋爱失恋再恋爱，忙着参加辩论会、演讲、写论文；毕业后忙着找工作，忙着开展业务，忙着考研，忙着赚钱攒钱、买房买车，忙着结婚成家生孩子养孩子；再后来，她自己开了公司，刚刚起步，千头万绪，她忙着跑银行贷款，找投资伙伴，招聘员工，各种各样没完没了的应酬……她成了别人眼中的女强人，每天忙得分身乏术，睡觉的时间都有限。有几次，晚上回家，等老公把饭端上时，她已经靠在沙发上一脸疲惫地睡着了。
她要强，事事争先，在人前，永远是一副忙忙碌碌风风火火的样子，像一台充满活力不休不止的永动机。她的日程从来都安排得满满的，所有的时间都挤得很紧，滴水不漏针扎不进。
那天，老妈打电话，让她回家吃饺子，是老妈亲手包的，她最爱吃的三鲜馅。其时，她正为新员工犯的错误恼火，十分不耐烦：“妈，我忙，真的抽不出时间。等忙过这一段，我就回去看您。”
隔几天，老爸又打电话，说家里的电视坏了，让她回去看看。她正陪客户唱歌，嘈杂的环境，她声嘶力竭地吼：“爸，您这添什么乱啊？我这个单子签了，能给您买一堆电视。给售后维修的人打电话，他们会上门修的……”
妹妹生孩子，打电话给她报喜，语气里满是初为人母的欣喜和欢悦：“姐，赶紧来看看，小家伙长得可爱极了，生下来就睁着大眼睛四处望呢。”她正在公司开会，为上个月不理想的销售成绩大光其火。只好急匆匆地对妹妹说：“亲爱的，我抽不出时间去了，让你姐夫代表我，给我外甥封个大红包！你好好照顾自己，等我把这一摊事处理完了，马上就去看你。”
周末晚上，她照例加班到很晚才回家，却发现老公和女儿都还在等他。看到妈妈回来，女儿兴奋地扑上去抱住她撒娇：“妈妈，双休日去郊游吧，爸爸把食物和装备都准备好了。”老公也迎上来说：“这几天天气晴朗，春光正好。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桃花开得正灿烂呢。你也该放松一下，出去透透气。弦总这么绷着，对身体不好。”她疲惫地歪在沙发上，想到明天约好了要去谈贷款的事情，只好抱歉地说：“明天不行，有很重要的事情等我去谈。等我忙完了这阵子，就陪你们去。”
她不是没有孝心的孩子，父母把她养大，供她读书，直至成家立业，点点滴滴的恩情，她都记在心间。她想，不急，来日方长，她一定会有她的报答。
她不是没有情义的姐姐，手足情深，妹妹从小就是她最疼爱的人。只是，她已经忙得自顾不暇，真的没有时间顾及到妹妹。
她不是不负责任的妻子和母亲，她知道老公一个人照看家很辛苦，需要和她分享生活中的喜悦和发现，而且，家里也要有个女人，才有家的味道。孩子当然更需要她，一起玩耍游戏，解决成长中的各种问题和困惑……可这些，都需要时间。而她最缺的，就是时间。她想要给他们更好的生活，所以必须拼命必须努力向前奔跑。
……
她一个月没回家了。那天，她正要出门去和客户签合同，老妈提着一个饭盒进来了，进门就手脚麻利地把热气腾腾的饺子往碗里盛，说：“知道你忙，抽不出时间，我来看看你。好久没吃妈包的饺子了吧？快来尝尝……”她胡乱地往嘴里塞了一个饺子，便急忙忙地往外跑：“妈，我还有事，饺子留着，我回来吃。”
半道上，忽然接到客户的电话，对方声音沉痛：“抱歉，合同咱们改天再签吧。我爸没了，我要回去奔丧。”顿了一下，又哽咽着说，“你知道吗？这些年我一直辛苦打拼，就是想有一天功成名就，让爸妈跟着我享享清福。我一直以为他们会等我，没想到我爸突然就走了，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早知道这样，我真该多抽点时间陪陪他们……现在，什么都晚了……”
她怔在那里，半晌，才吩咐司机赶紧掉头。在快到公司十字路口，她看到老妈提着饭盒站在马路中央，茫然地面对着疾驰的车辆，不知道该迈哪一只脚。母亲的白发在风中飘着，那么苍老而无助。她呆呆地看着，眼眶湿润。她还记得小时候妈妈拉着她的手过马路的情景，可是，什么时候妈妈变得这么老了？过个马路都这样瞻前顾后不知所措？
她下车，躲过奔涌的车流，跑到母亲身边，搀起她的胳膊，说：“妈，我送您回去。”
母亲看到她，欣喜而诧异：“你不忙了？不是要签合同吗？”
她坚定地挽着母亲的手，说：“我今天不上班了，回家陪你们。”母亲没说话，却红了眼圈。
那天，她陪着父亲给院里的葡萄树剪枝，听母亲絮絮叨叨地说亲戚们的家事，带他们去公园里听戏，去逛超市。看着父母欢喜的样子，她又心酸又欣慰，还好，不算太迟。她不想等到那一天，子欲养而亲不在。
晚上，她叫老公带着孩子来父母家，又约了妹妹一家，全家团聚。她亲自下厨，做了一大桌子的菜。那一晚，看着父母欣喜若狂的笑容，妹妹妹夫贪婪地吃着她做的菜，大呼过瘾，孩子玩得兴高采烈，老公注视她的目光含情脉脉……她陶醉了，她发现自己的心里，竟是从未有过的幸福和满足。那种幸福感，是任何一次成功的谈判都换不来的。
那一天，似乎是她过得最充实的一天，她的心里，满满地激荡着喜悦。那一天，世界也没有因为她的休息而停止运转，依然日光流转，岁月静好。那一天，她恍然明白，很多时候，并不是真的抽不出时间，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没有抽不出来的时间。而是要看，需要你抽时间做的那件事，花时间陪的那个人，是否在你的心上。
这里没有战争，只有爱
骆青云
在离云南一山之隔的的缅甸果敢地区，生活着一户普通的人家，丈夫是中国人，妻子是缅甸人，夫妻俩在边境上开了家诊所。他们还有个活泼可爱的儿子，叫登，今年13岁，读初一。
登本来是和父母商量好的，等事情忙完了，就去长城看一看，那是登从小的梦想。可是让登没有想到的是，战争来了。
本来平静的生活一下子被打乱了，人们开始纷纷逃亡，登和父母也准备收拾一下，去中国躲难。但当他们拎着大包小包出来时，才发现通往边境的路上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政府军。
他们只好原路返回。枪炮声响起来的时候，登经常会跑到后面的山上，向下凝望，也许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他一直都无法理解，好好的为什么要打仗呢。他常常问妈妈：“我们什么时候能去长城？”
有一天，登去采药的时候，突然前面一列政府军冲了出来，接着后面又站出一对游击队，几乎是没有言语，便抬枪对射，登本能地趴在地上。大约十分钟后，满地只剩下呻吟声。
登没有感到害怕，他迅速地检查了一下伤者，有四个人还活着，登小心翼翼地把他们拖到了一起，然后通知了父亲。
在费了一番周折之后，父亲把四个伤者背到了山上的一个茅屋里。但紧接着问题来了，如何能保证这些刚才还拼个你死我活的战士在醒来后，不再相互残杀。父亲决定，三个人轮流看管。
轮到登值守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伤员们的身体都十分滚烫。登从小饱读医书，他知道要治疗发热症，最好的药材便是黄芩，但战火四起，想要去诊所拿药，基本不可能。登突然想起，父亲曾到后山顶上多次采集这种药材。
登决定冒险一试。带着绳索和背篓，登出发了。在山顶下的一个向阳的山坡上，登一眼就望见了大片的黄芩，登把绳索套在一棵大树上，他准备从这里下去，突然他听见父亲在大声喊他：“不能下去，危险。”可是已经太迟了，他已经下去一丈了，等他想向上攀登时，才发现，悬壁太滑，他根本使不上力，正在挣扎间，父亲赶了过来。但是父亲并没有拉他，而是从另一头攀下来，然后把登背在了自己身上，两个人顺利滑下。父亲告诉登，那跟破烂的绳索根本承不起他的重量，要是晚来几分钟，后果不堪设想。
由于遍地是荆棘，虽然采回了黄芩，但登还是弄伤了手臂。
两天后，昏迷不醒的伤员终于清醒过来，正想登所预料的一样，看着眼前站着的敌方士兵，他们几乎是不加犹豫地扑了上去。但当绑满纱布的登出现时，所有人都静下来。一个士兵说：“是你救了我们？”登点点头，然后示意双方坐下。登一字一字地说：“这是我的家，这里没有战争，只有爱。”
让登意想不到的是，接下来再也没争吵，没有硝烟，大家都聊着自己的家庭和理想，也许他们将来还会在战场上拼个你死我活，但此刻，他们都是情同手足的兄弟。
四个大兵在登家里住了一周，离开的时候，登并没有去送。走在下山的路上，所有的人都看到前面用蜡烛摆了大大的家字，再遥望山头，登正在奋力地摇手。
那一刻，所有的人眼睛都湿了，他们忽然觉得这个夏天不再漫长，因为在那片闪烁的烛光里，他们看到了爱，看到了最温暖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