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份履历表，充分表明了写作《局外人》之前的加缪正处于高度关注社会问题、积极介入现实生活的状态，《局外人》不可能不是这样一种精神状态的产物。事实上，加缪在一封致友人的信里谈到《局外人》时，就曾这样说：“我曾经追踪旁听过许多审判，其中有一些在重罪法庭审理的特大案件，这是我非常熟悉，并产生过强烈感受的一段经历，我不可能放弃这个题材而去构思某种我缺乏经验的作品。”[3]对于这样一部作品，刻意回避其突出的社会现实内容，摒弃社会学的文学批评，而专注于解构主义的评论，岂不反倒是反科学的？
《局外人》之所以以短篇幅而成为大杰作，小规模而具有重分量，不仅因为它独特的切入角度与简洁有力的笔触表现出了十分尖锐的社会现实问题，而且因为其中独特的精神情调、沉郁的感情、深邃的哲理传达出了十分丰富的人性内容，而处于这一切的中心地位的，就是感受者、承受者默尔索这个人物。
毫无疑问，默尔索要算是文学史上一个十分独特，甚至非常新颖的人物。他的独特与新颖，就集中体现在他那种淡然、不在乎的生活态度上。在这一点上，他不同于文学史上几乎所有的“小生”主人公，那些著名的“小生”主人公如果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入世、投入与执着，不论是在情场上、名利场上、战场上以及恩怨场上。《哈姆雷特》中的丹麦王子、《红与黑》中的于连、《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卡尔曼》中的唐·若瑟以及《漂亮朋友》中的杜·阿洛都不同程度、不同形态具有这样一种共性。他们身上的这种特征从来都被世人认为是正常的、自然的人性，世人所认可、所欣赏的正是他们身上这种特征的存在形态与展现风采。
默尔索不具有这种精神，而且恰巧相反。在事业上，他没有世人通称为“雄心壮志”的那份用心，老板要调他到巴黎去担任一个好的职务，他却漠然对待，表示“去不去都可以”。在人际关系上，他没有世人皆有的那些世故考虑，明知雷蒙声名狼藉，品行可疑，他却很轻易就答应了做对方“朋友”的要求，他把雷蒙那一堆拈酸吃醋、滋事闯祸的破事都看在眼里，却不问为什么就有求必应被对方拖进是非的泥坑。他对所有涉及自己的处境与将来而需要加以斟酌的事务，都采取了超脱淡然、全然无所谓的态度，在面临做出抉择的时候，从来都是讲同一类的口头语：“对我都一样”“我怎么都行”。很叫他喜欢的玛丽建议他俩结婚时，他就是这么不冷不热作答的。即使事关自己的生死问题，他的态度也甚为平淡超然，他最后在法庭上虽然深感自己在精神与人格上蒙冤，并眼见自己被判处了死刑，内心感到委屈，但当庭长问他“是不是有话要说”时，他却是这样反应的：“我考虑了一下，说了声‘没有’”，就这么让自己的命运悲惨定案。
我们暂时不对默尔索的性格与生活态度做出分析与评论，且把此事留在后文去做，现在先指出加缪把这样一个人物安排在故事的中心会给整个作品带来何种效应。
首先，这样一个淡然超脱、温良柔顺、老实本分，对社会、对人群没有任何攻击性、危害性的过失犯者，与司法当局那一大篇夸张渲染、声色俱厉，把此人描写成魔鬼与恶棍的起诉演说相对照；与当局以这种起诉词为基础，把此人当作人类公敌、社会公敌而从严判决相对照，实际上凸显出了以法律公正为外表的一种司法专政，更凸显出了司法当局的精神暴虐。如果这是作品所致力揭示的精神暴虐的“硬件”的话，那么，默尔索这样一个不信上帝的无神论者在临刑前被忏悔神父纠缠不休，则揭示了精神暴力的“软件”。执行刑前任务的神父几乎是在强行逼迫可怜的默尔索死前皈依上帝表示忏悔，当然是作为人类公敌、社会公敌的忏悔，以完成“这头羔羊”对祭坛的完整奉献。
把默尔索这样一种性格的人物置于作品的中心，让他感受与承受双重的精神暴力，正说明了作者对现代政法机制的“精神暴力”的严重关注。只有20世纪的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才会这样做。原因很简单，20世纪的加缪不是生活在饥饿这个社会问题尚未解决的19世纪，他不会像雨果那样在一块面包上写出冉·阿让的十九年劳役，他只可能像温饱问题已经解决的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一样，把关注的眼光投向超出肉体与生理痛苦之外的精神人格痛苦。他让默尔索这样一个人物成为作品中的感受者与承受者，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在这里，有加缪对现代人权的深刻理解，也有加缪对现代人权的深情关怀。
默尔索这样一种性格的人物居于作品的中心作为厄运的承受者，必然会产生另一个重要效应，就是能引起读者深深的人道主义怜悯与同情。如果默尔索是一个感情殇滥、多愁善感的人，他面对厄运的种种感情反而会显得虚夸、张扬、浅显，但默尔索的性格内向，情态平淡，他在厄运之中，在死刑将要来到之时的感受因此就显得更为含蓄深沉，更具有张力。要知道，夸张与过分是喜剧所需要的成分，而蕴藏、敛聚、深刻才是悲剧的风格，默尔索的感情表现状态正是如此。在《局外人》中，作者描写默尔索在法庭上有如五雷轰顶的感受，从法院回监狱的路上彻底告别自由生活的感受，以及在监狱里等待死刑的感受，都表现出了高度的心理真实与自然实在的内心状态。这些描写构成了小说的主要艺术成就，成为20世纪文学中心理描写的经典篇章。
当然，在任何一部作品中，任何居于中心地位的人物都会在作品整体中起这种或那种作用，给作品带来这种或那种效果，剩下来还需要考察的问题是，居于中心地位的人物是属于何种性质、何种类别。我们已经指出，默尔索这个人物与传统文学中的人物颇为不同，似乎属于“另类”，甚至可以说，他身上那种全然不在乎、全然无所谓的生活态度，在充满了各种非常现实的问题与挑战的现代社会中，似乎是不可能有的。于是，对这个人物仔细加以观照时，人们不禁会问：这样一个人物的现实性如何，典型性又如何？
在入世进取心强的人看来，默尔索的性格与生活态度显然是不足取的。说得好一点，是随和温顺、好说话、不计较、安分、实在；说得不好一点，是冷淡、孤僻、不通人情、不懂规矩、作风散漫、放浪形骸，是无主心骨、无志气、无奋斗精神、无激情、无头脑、无出息、温吞吞、肉乎乎、懒洋洋、庸庸碌碌、浑浑噩噩……总而言之是现代社会中没有适应能力与生存能力的人。但实际上，加缪几乎是以肯定的态度来描写这个人物的。塞莱斯特在法庭上作证时把默尔索称为“男子汉”“不说废话的人”，这个情节就反映出了加缪的态度。后来，加缪又在《局外人》英译本的序言中，对这个人物做出一连串的赞词：“他不耍花招，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里的局外人”，“他拒绝说谎……是什么他就说是什么，他拒绝矫饰自己的感情，于是社会就感觉受到了威胁”，“他是穷人，是坦诚的人，喜爱光明正大”，“一个无任何英雄行为而自愿为真理而死的人”。加缪对这个人物可谓是爱护备至，他还针对批评家称这个人物为“无动于衷”一事这样说：“说他‘无动于衷’，这措辞不当”，说他“‘善良宽和’则更为确切”[4]。在加缪自己对这个人物做了这些肯定之后，我们再来论证这个人物正面的积极的性质，就纯系多余了。
默尔索这个人物不仅得到加缪的理性肯定，而且对加缪来说在感情上也是亲近亲切的，他是加缪以他身边的不止一个朋友为原型而塑造出来的，其中还融入了他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某种感受与体验。根据加缪的好友罗杰·格勒尼埃所写的加缪评传中的记叙，默尔索这个人物身上主要有两个人的影子：一个是巴斯卡尔·比阿，另一个是被他称为皮埃尔的朋友，而两个朋友身上的共同特点都是“绝望”。巴斯卡尔·比阿是来自巴黎的职业记者，当时在阿尔及尔主持《阿尔及尔共和报》，是加缪的领路人与顶头上司，他酷爱文学，富于才情，在诗歌创作上颇有成绩，也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其中包括不那么高尚的职业如出盗版书等；他具有独特的精神与人格，自外于时俗，轻视现实利益与声名功利，只求忠于自己，自得其乐，有那么一点超凡脱俗的味道；他不仅对加缪，而且对法国二十世纪另一个大作家安德烈·马尔罗、荷兰大作家埃迪·杜·贝隆以及其他一些重要作家均有深刻的影响。罗杰·格勒尼埃把这个人物称为“极端虚无主义者”“最安静的绝望者”。关于默尔索的另一个原型皮埃尔，加缪曾经这样说：“在他身上，放浪淫逸，其实是绝望的一种形式。”[5]可见加缪对这两个原型，都有一个共同的着眼点，那便是“虚无”“绝望”。这一点值得我们在后文中再做一些评析，至于加缪本人融入默尔索身上的自我感情，则是他1940年初到巴黎后的那种“陌生感”“异己感”，“我不是这里的人，也不是别处的。世界只是一片陌生的景物，我的精神在此无依无靠。一切与己无关”[6]。
从成分结构与定性分析来看，虚无、绝望、陌生感、异己感，所有这些正是20世纪“荒诞”这一总的哲理体系中的组成部分。从法国20世纪文学的走脉来看，马尔罗、加缪们又都曾受到巴斯卡尔·比阿这样一个作为“极端虚无主义者”“最安静的绝望者”艺术形象的原型的影响，并且以“荒诞”哲理为经纬形成了一个脉络，在这个脉络、这个族群中，《局外人》显然算是一个亮点，自有其特殊的意义。
应该注意到，1940年5月《局外人》一完稿，加缪只隔四个月就开始写他的《西西弗神话》，并且四个月后，也就是于1941年2月即完成了这一部名著。这一部著作要算是使加缪之所以成为加缪的最有力的一部杰作，是加缪最重要的代表作，是他全部作品与著作的精神基础、哲理基础。它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从哲理的高度描述、阐明了人最最基本的生存状况，把纷纭复杂、五光十色、气象万千的人的生存状况概括、凝现为西西弗推石上山、永不停歇但却劳而无功的这样一个图景。当然，这里的人是个体的人，而非整体的人类。人的生存，如像推石上山、劳而无功是决定于人的生而必死这种生存荒诞性。人生而必死、劳而无功，这是“上帝已经死了”、宗教已经破灭、人没有彼岸天堂可以期待之后的一种悲观绝望的人生观，在这种人生观的理解范围里，现实世界对人来说只是匆匆而过的异乡。这种人生观无疑带有浓重的悲观主义与虚无主义的色彩，然而，面对着生而必死、劳而无功的生存荒诞，却又推石上山，虽巨石反复坠落山下却仍周而复始。推石上山，永不停歇，这无疑又是一曲壮烈、悲怆的赞歌。一个不到三十岁的青年，有如此大悲大悯的情怀，对人的状况做出了如此深刻隽永的描述，在整个20世纪的精神文化领域，产生了广泛的震撼性的影响，这无疑给他在四十四岁的壮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奠定了一块巨大的坚固的基石。
《局外人》与《西西弗神话》同属加缪的前期创作，两者的创作仅相隔几个月，一个是形象描绘，一个是哲理概括，两者的血肉联系是不言而喻的。从哲理内涵来说，《局外人》显然是属于《西西弗神话》的范畴，在默尔索这个令人颇为费解的人物身上，正可以看见《西西弗神话》中的某些思绪。
在这方面，《局外人》最后一章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它十分精彩地写出了默尔索最后拒绝忏悔、拒绝皈依上帝而与神父进行的对抗与辩论。在这里，他求生的愿望、刑前的绝望、对司法不公正的愤愤不平、对死亡的达观与无奈、对宗教谎言的轻蔑、对眼前这位神父的厌烦以及长久监禁生活所郁积起来的焦躁都混合在一起，像火山一样爆发，迸射出像熔岩一样灼热的语言之流，使人得以看到他平时那冷漠的“地壳”下的“地核”状态。
他的“地核”也许有不少成分，但最主要的一种就是看透了一切的彻悟意识。他看透了宗教的虚妄性与神职人员的诱导伎俩，他的思想与其说是认定“上帝已经死亡”，不如说是认定它“纯属虚构”，“世人的痛苦不能寄希望于这个不存在的救世主”。用他的话来说，他很想从监狱的墙壁上看见上帝的面容浮现，但他“没有看见浮现出来什么东西”，因此，他把拒绝承认上帝、拒绝神父一切的说教当作维护真理之举。他也看透了整个的人生，他认识到“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会被判处死刑，幸免不了”；他喊出的这句话几乎跟巴斯喀在《思想集》中、马尔罗在《西方的诱惑》中关于人的生存荒诞性的思想如出一辙；他根据自己的经验与所见所闻，深知“世人活着不胜其烦”，“几千年来活法都是这个样子”，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尴尬与无奈有清醒的意识；他甚至质问道：“他这个也判了死刑的神父，他懂吗？”有了这样的认知，他自然就剥去了生生死死问题上一切浪漫的、感伤的、悲喜的、夸张的感情饰物，而保持了最冷静不过、看起来是冷漠而无动于衷的情态，但他却“只因在母亲葬礼上没有哭而被判死刑”，于是，默尔索在感受到人的生存荒诞性的同时，又面临着人类世俗与社会意识形态荒诞的致命压力。这是他双重悲剧的要害。
不可否认，默尔索整个的存在状况与全部的意义仅限于感受、认知与彻悟，他毕竟是一个消极的、被动的、无为的形象。他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从属于《西西弗神话》，《西西弗神话》的性质也仅限于宣示一种彻悟哲理。思想的发展使加缪在五年后（1946年）的长篇小说《鼠疫》里，让一群积极的、行动的、有为的人物成为小说的主人公，写出他们对命运、对荒诞、对恶的抗争。而且加缪又紧接着于1950年完成了他另一部哲理巨著《反抗者》，阐述人对抗荒诞的哲理，探讨在精神上、现实中、社会中进行这种反抗与超越的方式与道路，从而在理论阐述与形象表现两个方面使他“荒诞—反抗”的哲理体系得以完整化、完善化，成为法国20世纪精神领域里与萨特的“存在—自我选择”哲理、马尔罗的“人的状况—超越”哲理交相辉映的三大灵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