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吉本（1737—1794 A.D.）是18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运用渊博的学识素养和启蒙时代的哲学理想，写出英国最重要的一部历史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从公元2世纪一直叙述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博大雄伟的史观加上优美典雅的风格，不仅是学术名著，更是文学杰作，200年来傲视西方史学界，要是与我国的史书相比，誉之为欧洲的《史记》和《汉书》亦不为过。
一、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生平
吉本的曾祖父是一位布商，祖父是事业有成的军事承包商，从威廉三世的大陆战争获得巨大的财富，后来从事航运业和进出口贸易，因船难事件遭受重大的损失，全部财产从超过10万英镑减少到1万英镑，但是他仍然没被厄运击败，重新站起来奋斗，到1736年去世时，再度成为有大批资产的财主。他唯一的儿子爱德华·吉本生于1707年，后来进入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尔学院，成为彼得菲尔德的国会议员，在1734年进入下议院，娶朱迪思·波滕为妻，生育七个小孩，除长子外均夭折。
1737年4月27日，吉本诞生于帕特尼，是家中的长子，名字仍旧取为爱德华，出生后六个月祖父过世。小爱德华幼年体弱多病，多次濒临死亡边缘，母亲连生多胎无力照顾，靠姨母凯瑟琳·波滕看护。他10岁时，母亲过世，此后由姨母抚养，她自小培养他博览群书的习惯以及对古典文学的爱好。在1786年姨母去世时，吉本把她称为“生命中幸福和荣誉的泉源”。吉本在入学前延请家庭教师启蒙，然后进入金斯顿小学，1749年就读于威斯敏斯特中学。吉本在校极不适应严苛的求学环境，后来把它称为“充满恐惧和悲伤的魔窟”，幸而他的姨母及时前来，为学校办了一个膳食宿舍，使吉本能在中学度过两年时光。1750年，他罹患神经性疾病，被送到巴斯温泉地区疗养，停止正规学校教育，完全请家庭教师教导。后来他父亲带他回乡，因家中藏书甚丰，每日以读书为乐。他在自传中提到，12岁那年是他心智开启的一年，对其后影响甚大，他发现历史是智慧的最佳食粮，到了14岁已经将主要历史典籍阅读完毕，对整个历史的发展建立起大致的轮廓，并力图解决有关编年的困难问题。他早年的研读除受益于姨母指导外，完全是自我苦读的结果，终其一生历史写作从未询问他人的意见，这种特殊的风格成为他的标志。另外他从幼年起，就已打下非常扎实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基础，可以流利地阅读和书写。
吉本在自传中提到身体在1751年突然转好，于是他的父亲老爱德华决定将他以自费生的名义，送入牛津大学的莫德林学院。1752年4月，吉本到校，他的学识让教授感到惊奇，但是在其他方面则一窍不通。这时他学习的重点在“世界史观”，尽情阅读校中有关阿拉伯、波斯、犹太、蒙古和突厥的历史著作。未过多久，他对牛津的教育方式感到不满，失去学习的兴趣，他的导师“只记得束脩，不愿负责任”，对他的研究项目根本无力指导，在完全放任的状况下，吉本经常逃课出游，校方根本不管。
吉本在读史的过程中对宗教的争议产生兴趣，加上受到姨母的影响，学习的重点转向神学。为了反对大学有关国教教条的信奉问题，他开始研究天主教的教义，1753年6月8日在伦敦经由神父受洗，皈依罗马天主教，后来他虽然辩说当时过于幼稚，但其实纯粹是他思想上发生转变所致。
他父亲得知消息后极为愤怒，一则大学无法容许改宗行为，势必离校；再则按当时规定，吉本会失去在政府机构供职的资格。于是老爱德华采取补救措施，为了不中断教育，便将儿子送到瑞士的洛桑，寄宿在加尔文派牧师丹尼尔·帕维拉尔家中。
吉本在1753年6月底到达洛桑，开始第一次在瑞士的五年居留。学习的环境完全改变，信仰的问题未能解决，再加上家庭发生事故以致经济拮据，最初他的内心感到非常痛苦，但是他后来提到这段时期，却认为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老父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帕维拉尔牧师是学识渊博的明师，也是循循善诱的长者，他对新来的学生有极好的印象，愿意尽心为他解决宗教和学业的疑难。他为吉本拟订周详的学习计划，重新安排研究的重点，让他养成有序的读书习惯。在帕维拉尔全力的教导下，吉本受益匪浅，精读古典和现代的名著，研习数学和逻辑学，最重要的是通晓法国文学和哲学，也能用流利的法语与人交谈，对其后产生极大的影响。
由于对文学的钻研，吉本不仅扩大了知识的范围和深度，也养成一生为文简练精确的风格。后来他在自传里提到，“我的教育能有成果，是幸运之舟正好搁浅在莱芒湖岸”，并且推崇帕维拉尔是“心灵和知识的再生之父”。他在洛桑认识很多当地的知识分子，广泛讨论有关法律、政治和宗教等问题，对于法国启蒙哲学的著作进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孟德斯鸠、洛克、卢梭和伏尔泰等人的著作，涉猎的范围包括历史、哲学、诗歌、戏剧、小说、神学和形上学等，这使得吉本的眼界开阔，能够走在时代的尖端；同时，当伏尔泰在洛桑居停时，吉本有幸前往拜会，相谈甚欢，要说吉本不受他的影响似乎是无法想象的事，吉本不仅从他的作品中汲取自由主义的精义，更对宗教迫害和宗教偏执造成的恐怖、政府与教会的狼狈为奸、战争的消耗与损失、迷信行为的荒谬等，进行无情的批判和指责。
吉本离开英国的主因是宗教，来到瑞士一年半后，他经过深思熟虑，终于放弃天主教，1754年圣诞节公开回皈基督教新教。后来，他在自传中提到这件事，有点避重就轻地说道：“我在洛桑时，终止对宗教的探索，虔诚默信天主教和新教共同认可的信条和教义。”他承认帕维拉尔的开导解开了自己心中的疑虑，主要还是经由自我反省，认识到《圣经》记载的神迹无法为人类的感官所接受。从此宗教问题带来的困惑迎刃而解，随着对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认知，以及理性主义世界观的形成，接受法国启蒙哲学家采取自然神论的立场，否定“君权神授”的政治观念，从而掌握《罗马帝国衰亡史》的重点，不遗余力反对基督教的经典、教义、体系和信条。
1755年他的父亲娶多罗西亚·巴顿为妻，特别来信告知，并提到当年多亏了这位女士推荐的医生，才治好小爱德华的病。从此吉本和继母之间相处融洽，他曾在日记里写道：“我非常敬爱她，一直把她当成一位同伴，一位朋友和一位母亲。”
他在21岁生日前夕返家，虽家中景况大不如前，但他父亲仍答应每年给他300英镑。他提到在洛桑认识的女友苏珊·屈尔绍，说她不仅容貌美丽而且天资敏慧，双方已经论及婚嫁。这时他的父亲和继母认为该女家庭贫穷，不是吉本结婚的理想对象，要求吉本与之断绝来往。吉本因孝顺其父，而且也无成婚的经济能力，只能和苏珊分手，后来他提及此事无限唏嘘，曾说道：“我是个哀声叹气的情人，但却是个遵从父命的儿子。”他和苏珊疏远以后，还是与她成为终身的挚友，她后来嫁给任法国财政大臣的雅克·内克尔，因帮助其夫而享誉上层社会。吉本终身未娶，过着独身生活，但却性好渔色，这也是他被教会人士攻击的主要原因。
从1758年到1763年，吉本过着乡绅的生活，不是陪父亲参加各种宴会和打猎，就是在伦敦的文艺沙龙消磨时间，虽然读了很多书，但年届而立仍然一事无成，靠着父亲资助度日。他在七年战争期间，加入南汉普郡民兵部队，授上尉官阶，恪尽职责。从1760年到1762年，他在军中服役两年，各种读书研究因而中断，但是也认识了许多令他终身受益的朋友，到1768年他又申请恢复军职，并升任少校，最后在1770年以中校军阶退役。后来他说过，军旅生涯的经验对他成为历史学家有很大的助益，尤其是这段时间，他利用空闲完成了两本作品。
吉本的父亲在1770年去世，他过了两年繁忙的事业生活，在伦敦卡文迪许广场定居下来，专心从事写作。同时他也广泛参加各种应酬交际，认识了许多文人学者，成为著名文艺沙龙的会员，1775年入选文会，与雷诺兹和约翰逊交往甚密。由于吉本的父亲曾任彼得菲尔德的下议员，所以他能获得政治上的人脉，在1774年和1781年当选下议员进入国会，其时正值北美独立战争，他的政治立场是维持英国利益，反对殖民地独立。同时他也是诺思爵士热心的支持者，尽力推动组阁事宜，虽然他在下议院待了八年的时间，一直默默工作，对各项立法和政策的考量，都极为正确而周详，但是他生性保守不善言辞，始终不愿公开发表言论，以致在政治方面无法一展长才。不过，却得到首相诺思爵士的赏识，担任贸易和殖民委员会的委员，年薪高达750英镑，使他能过上优渥的生活。
《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四开本在1776年2月17日出版，初版500本在数日内售罄，立刻洛阳纸贵轰动一时，知识分子几乎人手一本，吉本自夸已到“泛滥成灾”的地步。但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尤其他在第十五及第十六章，对基督教的兴起和发展作出极不友善的描述，激怒教会及宗教界人士，终其一生不断受到攻击和嘲笑。1781年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叙述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结束，此时吉本本想先休息，再考虑进行后续的写作。1782年，诺思爵士政府下台，吉本所但任的职务也被撤销，对他的经济状况产生很大压力。他离开英国前往洛桑居住，很安静地撰写最后三卷，于1787年6月完稿。这几卷在1788年5月8日，他51岁生日当天出版。
1788年底，吉本又回到洛桑开始撰写自传《我的一生》，后来在1793年出版。起先是好友乔治·戴维登中风死于1789年7月，接着法国大革命爆发，这段时期吉本的身体很差，又忧虑瑞士受到侵略，加上法国发生大屠杀事件，以及路易十六被处死，使他无法在洛桑过安静的生活，健康情形更加恶化。1793年因友人去世而返英，旅途劳累致病况加重，翌年1月16日病故于伦敦圣詹姆士街家中，享年58岁。吉本在逝世前非常感激地提到：“《罗马帝国衰亡史》使我在世界上获得名声、荣誉和地位，死后无须接受任何头衔。”
二、吉本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经过及背景
吉本很早就从事写作，开始是在文学领域，居留瑞士期间，学习法文的同时也研究启蒙哲学，深感当代法国文人对希腊和罗马古典文学的忽视。1755年他将西塞罗的作品译为法文，接着花了两年时间，用法文写成《论文学研究》，于1761年出版，这是他第一部作品，在欧洲大陆深获好评，但本国则无人问津。他在这本书里特别提到具备哲学风格的历史学家，认为“哲学家不一定是历史家，而历史学家不管怎么说，要尽量做一个哲学家”。他主张哲学的历史观：第一，强调以俗世为历史的焦点，人性重于神性；第二，排斥个人英雄主义，群体的需要决定一切；第三，力主人类社会的矛盾现象是常态；这也决定了他后来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一贯立场。1770年吉本匿名出版《维吉尔史诗〈埃涅阿斯纪〉第六卷之评述》，史诗共十二卷，其中第六卷描写埃涅阿斯到地府寻求未来前程的神谕，得知罗马自开始对外征服到恺撒为止的历史，所负神的使命为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当时权势极大的沃伯顿大主教站在基督教神学的立场，对维吉尔的史诗加以歪曲和讥讽，虽然文人学者对其侧目而视，他也都置之不理。吉本却出版本书向沃伯顿的权威发起挑战，也可看出他具有初生牛犊的道德勇气。
吉本一生在瑞士居住多年，出入洛桑名流社会，加入当地文艺活动，认识很多终身相知的友人，如乔治·戴维登、威廉·吉斯等人。1763年，他得到父亲资助，准备用两年时间旅游欧洲。1月，他到达巴黎，拿着甚得好评的《论文学研究》作媒介，受到当时主持文艺沙龙的格弗琳夫人另眼相看，得识法国哲学家狄德罗、达朗贝尔、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接着前往洛桑拜见老师帕维拉尔，同时也认识了贝克·霍尔罗伊德，就是后来的谢菲尔德勋爵。他成为终身支持吉本的得力友人，在吉本逝世后协助出版他尚未发表的文稿。
1764年4月，吉本与吉斯离开洛桑，越过阿尔卑斯山前往意大利，整个夏季都在佛罗伦萨，秋天到罗马，再到那不勒斯和威尼斯，但是整个旅行因吉本的财务发生问题而中断，他于1765年6月回到英国。吉本在1793年出版自传《我的一生》里，提到他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起因和动机：“1764年10月15日黄昏时分，我坐在罗马卡皮托山的古迹里沉思默想，听到神庙中传来赤足僧侣的晚祷声。我要为这座名城写一本书的念头，开始在我的内心酝酿成形。”
他原来只想写罗马城的衰颓，就像圣奥古斯丁听到罗马被阿拉里克攻破时，写出《上帝之城》那样，无意把整个帝国包括在内，但后来他的阅读范围扩大，思想领域更为广阔，决定将罗马帝国作为叙述的对象，又过了些时日，才真正开始这项工作。他不无感慨说道：“我逐渐由期望进到构想，从构想进到计划，从计划而正式写作，哪里会想到最后会完成6厚册，花费了20年的岁月！”
刹那之间，吉本的精神与罗马合而为一，从1771年开始撰写，到1787年完成。由心灵的体会，进而贯彻力行，将罗马名城的颓毁，扩展到整个帝国的覆灭。在人类文明史上，诞生了一部万古常新、独领风骚的历史名著。
吉本的写作过程的确是艰苦备尝，他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又能克服语文的隔阂和困扰，从他的注释中可以看出：直接引用的历史资料，从古希腊和罗马到18世纪的作家，有290余人，书籍凡800余种，有数千册之多，除此以外间接有关的材料，像是各种地方志、编年记、法典、地图、碑文、铭刻、奖章、钱币等，无不在搜集之列。他对资料的要求是实事求是，正确无误，不穿凿附会，不自以为是，真是做到“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程度，同时力求辞章的典雅和文字的优美，并且以简洁明晰为尚，全书的文章富于理性之美，气势博大雄浑，如江河之滔滔不绝。第一卷问世后，各方的赞颂纷至，推许为历史名著，也是文学杰作，等到20世纪以后，学者一致认为他已文胜于史。
18世纪以来，大不列颠成为治罗马史的重镇，可以说是名家辈出，较之意大利本国及法国、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等国，居于领导的地位，这固然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也可说是英雄相惜所致，而吉本开个人研究的先河，创造光辉的成就，当然会引起后生小子的效法。等到19世纪以后，科学的验证风气遍及欧洲的史学界，但是英国在吉本的影响下，历史与文学仍然相辅相成，史学家坚持渊博的学术风格和客观的专业立场，还要讲究文体的简洁、明晰和优雅。
《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出版后，获得英国文人学者赞誉，如亚当·弗格森、约瑟夫·沃顿、贺拉斯·沃波尔等人撰文称许，并向社会大众推荐。他的老友休谟来信道贺，誉为“十载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但也特别提出警告：“我拜读大作，担心叙述早期教会之最后两章，会引起轩然大波，期能妥善自处，带来困扰和疑虑已不可免，恐怕会引起更多谣言和烦恼。”果如休谟所料，吉本很快受到理查德·沃森、亨利·戴维斯和约瑟夫·米尔纳等人大力抨击，指责的重点有二：一是沿用自古以来无信仰者对教会恶意攻击的模式，哗众取宠，了无新意；二是别具用心，选用不实资料，篡改历史文献，丧失公正的学术立场。
吉本在1779年针对似是而非的攻讦，写了一篇《〈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十五章和十六章若干文段的答辩》，取得社会人士乃至神职教士的谅解，然而有人依旧诟詈不休，吉本只能置之不理；1781年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学术界给予很高的评价，教会当局还是保持反对的态度，尤其在“神迹和殉教”方面，争议更多；等到最后三卷出版，还是引起强烈的谴责，视吉本为洪水猛兽，对他的私生活和独身未婚，进行毒恶的人身攻击，说他的人品如同他的作品，集荒淫无耻之大成，直至19世纪中叶，批评仍未中止。自古以来文人学者，如吉本那样遭受长达百年的责难者，实在少见。
自进入19世纪以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一般读者和文人学者，不像宗教界那样满怀偏见、思想狭隘，他们已将吉本誉为文明进步的先驱人物。尤其是近代历史学的发展，在吉本所擅长的“全观历史”领域，有着极大的进展，无论是经济史观、社会史观还是文化史观，都已经产生了萌芽。货币、铭文和考古学的研究，配合历史的背景获得前所未有的收获，尤其是史料的科学鉴定，严格要求的程度实非吉本时代所能想象。或许因为200年来知识的累积和进步，吉本的著作在史料的运用和文物的考证方面，已无法达到现代所订定的标准，但是吉本仍能掌握他那个时代的脉动，成为史学继往开来的导师。
英国政治家和军事家鲜有未读过此书者，丘吉尔研究更为精到，在演说和著作中经常引用其中警语和辞句，也因此培养出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怀，体认到欧洲的重心就是地中海，而通过此海域的交通线就是大英帝国的生命线，能掌握此一地区，才能获得国防安全。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出任海军部长，力主英军进入地中海，在土耳其登陆，控制达达尼尔海峡，直取巴尔干半岛而拊德国侧背，可惜因加利波利会战和苏弗拉湾会战失利而功败垂成。到了第二次大战，丘吉尔出任首相，更是念念不忘地中海，即使德军气焰冲天，仍能固守直布罗陀、马耳他岛和苏伊士运河，后来发起北非作战，再进攻西西里及意大利，直取欧洲柔弱之下腹部。凡此政略和战略思想的形成，莫不受到精读《罗马帝国衰亡史》之影响。20世纪末叶又兴起研究吉本著作的风气，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罗马帝国的衰亡，作更深入的探讨和剖析，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中东冲突这两个重大问题，更是与吉本的历史观极为吻合，可以想见此一总领风骚的历史学家，在21世纪将更引人注目。
三、《罗马帝国衰亡史》内容概要及评述
《罗马帝国衰亡史》全书的主旨，在于提纲挈领说明罗马帝国1300年的衰亡过程，至于衰亡的原因，就公元4世纪罗马历史家马塞利努斯的说法，是传统的绝灭和道德的沦亡，也是丧失共和国精神的必然后果。还有就是公元5世纪的希腊历史家佐西穆斯的论点：罗马衰亡的原因在于弃绝传统神明，接受基督教义。圣奥古斯丁则有不同的看法，他在罗马陷落之后所写的《上帝之城》里提到：
罗马人在历史上建立功业，备受赞誉，而他们的子孙已完全堕落，成为祖先光荣的大敌。罗马由先祖创造，辛勤经营，趋于雄伟壮丽，可是他们的子孙使罗马在未陷落前，比陷落后更丑恶。在罗马的废墟中，我们看见满地坍塌的大理石；但罗马人的生活中，我们不仅看到物质崩溃，也看到道德、精神和尊严的沦亡。他们心中燃烧的奢欲，比焚毁他们家园的大火更为致命可怕。
吉本的论点倒是综合这几位历史家的说法，所以他特别指出：
那个时代的人士，要想从安逸享乐的环境中，发觉潜在的衰败腐化因素，根本是不可能的事。长久以来天下太平无事，加上统一的罗马政府，慢慢给帝国注入一种毒素，使之丧失原有的活力。人们的心智逐渐降到同一水平，天才的火花熄灭，就连尚武精神也消失无遗……要是我们能够体会委婉的比喻，就会知道人类就古代的标准而言已日趋矮化。事实上罗马世界全是一群侏儒，等到北方凶狠的巨汉破门而入，才会改善这个矮小的品种。他们重新恢复大丈夫气概的自由精神，历经10个世纪的变革，艺术和科学才得以茁壮成长。
从这里我们知道，一个伟大的文明国家之所以灭亡并非因为外力的摧毁，而是内部的腐蚀，所以罗马帝国衰亡的基本原因，在于人口的减少、风气的败坏、阶级的斗争、商业的败落、专制的政体、繁重的税赋和连年的战争。但是因为有罗马帝国的衰亡，才有欧洲民族国家的出现，这两者之间，其实是相互关联的。
其次谈到全书的结构，吉本虽然在1764年决定要写罗马史，但一切还停留在思考层面，等到1770年父亲死后，自己从国民军退役，才有充分的时间来从事这一艰巨的工作。后来他在自传里提到撰写第一卷的状况，开始时只是最初的构想，甚至连全书的名称、陈述的范围、写作的深度、各章的区分和资料的运用，都没有着落，只有暗中摸索，点点滴滴累积而成。等到完成第一卷以后，他在序言里提到，要将罗马帝国的衰亡过程，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0年至476年，即马可·安东尼去世至西罗马帝国灭亡为止；第二阶段为527年至800年，查士丁尼复兴东罗马帝国到查理大帝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第三阶段为9世纪初东罗马的恢复国势至1453年君士坦丁堡为土耳其人攻陷为止。
但在完成全书六卷后，很明显地看出分为两个部分，前三卷涵盖的时间与第一阶段相同，约为300年，而后三卷则包括他在序言所提的第二和第三两个阶段，涵盖的时间将近1000年。尤其第四卷的时间不过百余年，与前三卷概等；到第五卷和第六卷自希拉克略王朝建立，直到东罗马的灭亡，则包括800年的时间，重大事件与前四卷相比，则占的篇幅较小，记述也较为简单，但是有许多最脍炙人口的章节，像查理曼大帝的加冕、政教之争、伊斯兰教的兴起和对外征战、十字军东征、罗马法律的演进等，比前部毫不逊色，尤其最后描述君士坦丁堡被围及陷落的生动情节，让人低首沉思有不胜唏嘘之感。
全书的主题可以分为三个重点：第一是文明社会，也就是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生活等各方面的综合研究，可以细分为帝国的扩张与防卫、元老院和皇帝权力之争、军人干政、自由权利、经济问题等项目；第二是蛮族入侵，包括蛮族之区分、入侵的方式和时程、重大战争的影响等项目；第三是宗教信仰，主要是讨论基督教的建立、发展的过程、异端和分裂、政教争执、伊斯兰教兴起和十字军东征等。
回顾罗马历史，皇帝的好善为恶都趋向极端，共和国灭亡后，奥古斯都之后的几位皇帝，像提比略的睚眦必报、卡利古拉的狂暴杀戮、克劳狄的萎靡软弱、尼禄的放荡残酷、维特里乌斯的纵欲逸行和图密善的怯懦无情，在他们统治下，罗马人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无法逃脱压迫者的魔掌，所以他特别提到君主专制的可怕，令人不寒而栗：
当时的罗马帝国则不然，全世界都在它控制下，要是帝国落入一个人手中，那么对他的仇敌而言，整个世界就成了坚固而恐怖的监狱。在帝国专制统治下的奴隶，不管是拖曳着镀金的锁链在罗马的元老院受到判决，或是被终身放逐于塞里法斯岛的荒岩或多瑙河冰冻的沿岸，都只有在绝望中静待最终命运的降临。反抗只是自寻死路，也无处可以逃亡。四周被一片汪洋大海和广阔的陆地包围，在横越时，就会被发现并捉回，最后还是会被解送到愤怒的主子面前。即使逃离边界，焦急的眼睛所看到的除了辽阔的海洋、荒芜的沙漠和带着敌意的蛮族外，别无其他。这些蛮族不但态度粗暴，而且言语不通，他们的国王也很高兴牺牲一个讨厌的逃犯，来换取皇帝的保护。所以，西塞罗对被放逐的马塞卢斯说道：“不管你在哪里，记住，你还是在罗马暴君的势力范围之内。”
所以就这方面来说，罗马帝国灭亡，欧洲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国家，相互之间发生互动的关系，人民和民族才能真正获得自由的权利。
奥古斯都逝世后，遗嘱在罗马元老院公开宣读：“帝国的疆域有一定的范围，把自然的限制当作永久的防线和边界：西方到达大西洋，莱茵河和多瑙河是北方的防线，东部以幼发拉底河为边界，向南就是阿拉伯和阿非利加的沙漠。”罗马和平的主要防卫力量在于30个以上的军团，以及相当数量的协防军部队，内部的安全在于禁卫军，有2万精兵负责卫戍首都和护卫皇帝的安全。这样庞大的军事力量，很自然会引起军人干政，直接的结果是禁卫军介入帝位的继承、边区军团的弑君和拥立：
历代罗马皇帝不论有无建树，命运都是同样悲惨，在世时有的纵情逸乐或是高风亮节，有的严肃苛刻或是温和忠厚，有的怠惰渎职或是百战荣归，最后的下场都是不得善终，几乎每个朝代的替换，都是可耻的篡夺者进行叛逆和谋害所致。
虽然篡位拥立已成风气，但皇帝和元老院的争权，并未因而缓和，反而势成水火变本加厉，罗马的内战是结束共和走向君主专制政体的必然过程，使得早期共和国的民兵，成为私有化和职业化的军队，皇帝掌握武力就能压制元老院。罗马版图停止扩张，这是帝国式微的先兆。罗马帝国曾以分裂的手段征服各国，后来势力强大的蛮族记取教训，联合起来攻击边区。帝国基于防卫和安全的要求，大幅提升军人的威望和军方的权力，统兵将领可以被拥立为帝，贵族统治变成武力统治，在这种交互的恶性循环之下，造成历史上第三世纪战乱频仍、军权至上的局面。
罗马帝国的经济和人口问题也是衰亡的主要因素：人口递减在于节育和杀婴，以及因战争和瘟疫使死亡率过高，人力供应不足致使蛮族大量迁入居住，影响整个政治和社会结构。经济的衰退在于农业因水土流失和奴隶制度而破产，大庄园无法支持，致使谷物短缺；奢侈生活方式导致贵金属流向东方，造成货币的贬值；资本因重税成为公用，生产能力严重下降；军饷、救济金以及庞大政府的开支，加上皇帝和宫廷费用的上升；等到经济能力无法负担文明社会，整个帝国就彻底崩溃。
吉本认为蛮族入侵是帝国衰亡的外在因素，全书计有十四章专门叙述不同的蛮族，包括早期的波斯人、日耳曼人、萨尔马提亚人，灭亡西罗马帝国的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以及后来灭亡东罗马帝国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事实上，罗马人所称呼之蛮族，在语意学上与我国古称汉族以外的民族为“夷狄”有所不同，含有“外族人”和“异邦人”的意义，像波斯人在当时的文明程度就要较罗马人为高。故在《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八章和第九章，开宗明义介绍帝国最大的敌人——波斯人和日耳曼人：
从奥古斯都临朝到亚历山大·塞维鲁时代为止，罗马的仇敌是暴君和军人，他们就在帝国的心腹之地。罗马的国势已臻极点，对发生在远隔莱茵河和幼发拉底河之外的变革，并无多大兴趣。当军队毫无忌惮推倒皇帝权势、元老院敕令甚至军营纪律时，长久以来盘旋流窜在北部和东部边疆的蛮族，竟敢放胆攻击这衰落帝国的行省。零星的叩边变成大举的入侵，给双方都带来很大的灾难。经过很长时期互有输赢的争斗后，许多获胜的蛮族将整个部落迁进罗马帝国的行省。
说实话，罗马无法同化日耳曼人和萨尔马提亚人，是导致灭亡的主要因素，这个任务已超出能力。等到图拉真要用金钱补助萨尔马提亚人以获得和平时，这是罗马衰亡的开始。当奥勒良将上千日耳曼人迁入帝国定居时，官兵均由蛮族组成，进而蛮族将领成为皇帝，不必等待阿拉里克和阿提拉攻入罗马，帝国早已沦入蛮族手中。
罗马历史学家佐西穆斯认为基督教是罗马衰亡的主要原因，他说道：
此宗教毁弃罗马人的神明信仰，破坏传统道德和国家安定的基石。基督教不仅反对古典文化，而且排斥科学、哲学、文学和艺术，并将东方神秘仪式带进罗马现实恬淡的生活中，使人民的思想产生剧变，不求积极进取而是消极应对末日来临的预言；个人用苦修和祷告以蒙神赐恩解脱，而不愿效忠国家获得集体拯救。君王掌握权力以求帝国统一，基督徒则宁愿帝国分裂。信徒不热心公共事务，拒服兵役，正当帝国鼓舞民众保卫国家免于蛮族侵略时，基督教却散布和平与反战观念。所以基督的胜利即罗马帝国的死亡。
吉本并没有这样表示，只是说基督教是帝国灭亡的受惠者，但是他在其他方面的批判，等于是从根基上否定基督教存在的意义：
对于摩西的上帝创造人类和人类走向堕落的教义，诺斯替教派用亵渎的态度加以嘲讽。对于神在六天劳动之后便要休息一天，一直到亚当的肋骨、伊甸园、生命和知识之树、会说话的蛇、禁果，以及第一代祖先犯下轻微过失因而对全人类进行惩罚的种种说法，他们听听都感到不耐烦。诺斯替教派亵渎以色列的神，说他易于冲动和犯错，对人喜怒无常，睚眦必报，用卑劣的嫉妒心看待人们对他迷信的礼拜，使自己有所偏私的恩泽施于一个民族，局限于短促尘世的一生，因此看不出他在什么地方具有明智全能宇宙之父的特征。
虽然吉本借着诺斯替教派之口说出这段话，但其实等于就是他对基督教基本教义所持的观点，难怪会使教会和信徒勃然大怒。此外吉本对宗教迫害的殉教、神迹和圣徒、教阶制度、圣职买卖、赎罪原则以及宗教法庭，无不大力抨击，尤其对天主教在中世纪的作为指责极为严厉：
罗马教会用暴力行动保护以欺骗手段获得的帝国，一个和平而仁慈的宗教体系，很快就被放逐令、战争、屠杀以及宗教法庭败坏。改革派受到热爱民权和宗教自由的鼓舞，天主教的亲王和教士的利益结合，不惜用火与剑来推展宗教惩罚的恐怖行动。据说，仅在尼德兰地区，查理五世的臣民就有10万余人倒在刽子手的屠刀之下……仅仅在一个行省和一位君主的统治阶段，被处决的新教徒就远远超过300年时间中整个罗马帝国范围内早期殉教者的人数。
以上的抨击确为事实，但是基督教在建立初期，并非要摧毁旧有信仰，造成罗马帝国的崩溃。基督教的成长和发展，与其说是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毋宁说是罗马帝国衰亡所形成的结果。罗马帝国扩张到达极限，道德的败坏随之开始，至尼禄时代已腐烂恶化不堪收拾，而基督教对伦理道德的重建，确有甚大贡献，也可说是罗马帝国因基督教的存在，而能苟延残喘至14世纪。
本书结构堂皇，文辞庄严，内容错综复杂，经纬万端，绝非一篇导言可尽其万一，最后还是引用吉本在末章的回顾，来终结全书发展的路径：
对向往罗马的朝圣客以及一般读者来说，罗马帝国的衰亡必然会吸引他们莫大的注意，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而且最惊人的一幕。许多重大事件因果相连，互为表里，影响世人至巨：初期恺撒维持自由共和国的名称和形象，采用极其高明的手段和策略；随后是军事专制的混乱和篡夺；基督教的兴起和发展，最后成为国教；君士坦丁堡的奠基；东西帝国的分治和分裂；日耳曼和西徐亚蛮族的入侵和定居；民法法典的订定；穆罕默德的性格及其宗教；教皇在尘世的统治权力；查理曼大帝神圣罗马帝国的复兴和没落；十字军东征和拉丁王国的建立；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的征战；希腊帝国的覆灭；中世纪罗马的状况和革命等。身为历史学家要为所选择的题目兴奋不已，在感到能力有所不逮时，只有责怪史实材料之不足。此书使我付出近20年的光阴，享受了毕生最大的乐趣。想当年我在罗马卡皮托神庙酝酿此一构想，终能完成著述，呈献读者诸君披阅。
四、延伸阅读和补充资料
《罗马帝国衰亡史》以四开本六卷分三次出版：首次是在1776年2月，出版了第一卷；第二次是在1781年3月，出版了第二卷和第三卷；第三次是在1788年5月，出版了第四、第五、第六卷。吉本生前曾多次校勘，死前已完成全书的订正，再版时已修正很多错误。在19世纪出了很多不同版本，以伯里在1896年至1900年，根据吉本三种不同原版，编成“七卷本”最受学术界的推崇，此外斯米顿在1910年编“六卷加注本”，也甚得好评。
吉本主要著作有：《论文学研究》（1761年）；与戴弗登合著之《英国文学评论》两卷（1768年）；《维吉尔史诗〈埃涅阿斯纪〉第六卷之评述》（1770年）；《罗马帝国衰亡史》六卷（1776—1788年）；《〈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十五章和第十六章若干文段的答辩》（1779年）；雪菲尔勋爵编《吉本文选》（1795年）；雪菲尔勋爵编《生活与写作》（1827年）；D.M.罗编《日记》（1929年）；普洛则罗编《私人书信集》（1896年）；波纳德编《我的一生》（1966年）。
延伸阅读的主要资料，列举的都是20世纪的出版物，可以在图书馆找到，计有：D.M.罗著《吉本传》（1937年）；斯璜恩著《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1966年）；迪比尔爵士著《吉本的世界》（1967年）；卡拉达克编《爱德华·吉本：参考资料》（1987年）；开诺汉著《吉本的孤寂》（1987年）；波威索克著《吉本的历史想象》（1988年）；波特著《吉本：构组历史》（1988年）；卡拉多克著《爱德华·吉本：如日中天的历史学家》（1989年）；麦克特里克编《吉本和帝国》（1997年）；布斯汀著《创造者》（1992年）；佛斯特著《悲惨的责任》（1997年）；柯斯葛洛夫著《正直的局外人》（1999年）；波柯克著《蛮族和宗教：爱德华·吉本的启蒙史学，1737—1764》（2000年）。
五、结语
20世纪有两个大国步罗马帝国的后尘，相继崩溃。大英帝国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国势陵夷，强权地位为美苏取代，相形之下只能黯然叹息。回顾大英帝国之衰落，并非像罗马帝国那样时日漫长、因素复杂，简而言之：“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当19世纪末叶，欧洲列强势力之强大，举世无可匹敌，运用帝国主义的手段，欺压弱小民族，如果不是自相残杀，哪有亚洲和非洲翻身之余地？苏联也在1990年代突然瓦解，事出意料之外，真是令人不敢置信，倾覆的外在因素，是美苏军备竞赛造成经济的极度恶化，内在因素是政府的腐败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可见伟大帝国的衰败过程虽不尽相同，如同有机体或宇宙一样，死亡的结局完全类似。一个帝国解体，产生很多新兴国家，像是浴火的凤凰，带来新的生命。
席代岳谨识
2004年10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