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回到十一月份。
理查德和阿曼达参加了一个在中央公园西侧举行的小型晚宴，接近午夜时，两人离开宴会。因为夜色很美，近一个礼拜以来，天气一直温暖得不合时令，于是，他们决定散步回家。
他们住的公寓占了那栋建筑的顶楼一整层，那位于第八与第九大道间的西五十二街上，一栋五层的褐石建筑。一楼是意大利餐厅，二楼分别被旅行社与戏剧经纪公司租下，三四楼都是住家。三楼有两户，一户住着一位退休的舞台剧女演员，另一户住着一个年轻的股票经纪人和一名男模特儿。四楼只有一户，房客是个退休的律师和他太太，他们在这个月初飞去佛罗里达，要到五月上旬才会回来。
瑟曼夫妇在十二点至十二点半之间到家。他们踏上四楼的楼梯口时，正巧撞见两名歹徒刚搜刮完老律师的家出来，这两名歹徒身形魁梧，肌肉发达，约莫二三十岁。他们持枪抵住瑟曼夫妇，把夫妇俩逼进刚才洗劫过的公寓里。他们抢走理查德的手表、钱包，还有阿曼达的珠宝，又说他们夫妇是一对废物，一对没用的雅皮士，被杀完全活该。
他们把理查德揍了一顿并五花大绑，用胶布贴住嘴巴，然后当着理查德的面，强暴了他太太，最后，再用铁橇一类的东西重击他后脑，使他昏了过去。醒来时，歹徒早不知去向，他太太横躺在地上不省人事，全身上下一丝不挂。
他滚下床来，试着踢响地板求救，可是地毯太厚，根本无法引起楼下房客的注意，他又将一盏台灯打翻到地上，发出的声响依旧得不到任何回应，他挣扎着爬向太太，试着叫醒她，也没有任何反应，鼻息亦无，身体冰凉，恐怕已死去多时了。
他没办法挣脱被缚的双手，嘴巴也还贴着胶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胶带弄松后，他总算可以张口呼救了。可是，不管他怎么叫，窗子关着，这栋老房子的墙壁和地板又都很厚，他的喊叫声仍然传不出去。终于，他够到了一张小桌子，把桌上电话打落地上，除此之外，桌上还有一支老律师用来通烟斗的金属条，瑟曼紧紧地咬住金属条，拨了911，报出名字、地址，告诉接线员他的太太有生命危险，旋即又失去了知觉。直到警方赶到现场找到他时，他仍昏迷不醒。
那件事发生在十一月的第二个周末，星期六深夜至星期天凌晨之间。一月最后一个星期二的下午两点，我坐在吉米的阿姆斯特朗酒吧里喝着热咖啡。坐我对面的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他有一头短黑发，仔细修过的胡子微微透着灰白。身上穿一件灰褐色高领衫，外罩咖啡色苏格兰呢夹克，肤色给人一种长久以来都待室内的印象，不过，在纽约的冬季里，这种肤色其实一点也不特别。他的眼光隐藏在金边眼镜后面，但掩不住重重心事。
“我认为，是那个混蛋杀害了我妹妹。”他用一种冷静的、中性的音调，说着这些愤怒的字眼，听不出抑扬顿挫。“我认为他杀了她。而且，我认为他会逍遥法外，我不能容许这种事发生。”
阿姆斯特朗是一间位于第十大道和五十七街交叉口的酒店，它在这儿已不少年了。在此之前，它是在第九大道上，西五十七街和五十八街之间，那里现在是一家中国餐馆。当年，我正巧住那附近转角的一间旅馆，一天中几餐都在那儿打发。餐厅靠里面有我的老位子，我总喜欢坐那儿，与客户会面，和人聊聊天，消磨晚上时间，有时候，独自一人坐在那儿也好，点一杯纯的或是加了冰块的波本威士忌，为了不喝醉，有时也会掺一点咖啡。
我戒酒之后，心中暗暗拟了一张单子，上面列着一些想要刻意避开的人、事、地、物；阿姆斯特朗酒吧位居清单头一名。后来吉米失去地契，把酒吧向西搬了一个街区，这种刻意的疏远就变得比较容易，因为它已脱离我日常生活的基本路线，有好几年我都没再去过，直到有一次，一位不喝酒的朋友提议上那儿吃夜宵，从那时起，我又摇身变成那里的常客，到现在为止，至少已经在那儿用餐超过六次了。听人说，如果你要保持滴酒不沾最好别在低级酒吧里混，可是不管怎样，现在的阿姆斯特朗感觉起来更像一家餐馆，尤其是装潢，裸露的红砖墙上覆盖着青翠的羊齿植物，看起来亲切可人。餐厅里播放的是古典音乐，在周末还有三重奏现场室内乐，所以它并不是那种典型的，像地狱厨房般充斥着血腥晦暗的罪恶之地。
莱曼·沃里纳告诉我，他远从波士顿来，我提议在他住的旅馆碰面。但是，他住朋友家，我的旅馆又太小，大厅也嫌挤，而且那种地方不可能激发你的信心或灵感，于是我再次选择吉米的酒吧，作为会见这位我未来客户的场所。此刻我喝着咖啡，沃里纳则一边啜着伯爵茶，一边指控理查德·瑟曼谋杀他妹妹。背景音乐播放的是巴洛克管风琴五重奏。
他皱着眉道：“这件案子虽然还没结，表面上好像还在侦办中，可是在我看来正好相反，他们已经放弃调查，要想有个水落石出，恐怕没希望了。”
“话也不是这么说，他们不会完全放手不管，只是不再那么积极罢了。”我回答。
他点点头：“我和一个叫约瑟夫·德金的警官谈过，我想，你们是朋友吧？”
“挺友好的。”
他挑起眉梢，说：“说得好。友好和朋友不同。德金警官并没有表示理查德该为阿曼达的死负责。但正因为他这种不置可否的态度，才更让我觉得事有蹊跷。你应该懂我意思。”
“我懂。”
“我问他，我是不是能做些什么来协助调查？他说，凡是经由官方渠道所能做的努力，都已经做过了。这句话花了我好大工夫才搞懂，他不能挑明了建议我去雇一名私家侦探，只能引我朝这方向走。我就说啦，‘也许不需要经过官方渠道，比如说，请个私家侦探之类的……’他露齿一笑，好像在赞许我很上道。”
“这种事他不便直接提议。”
“而且我相信，他也不能直接把你推荐给我。‘说到推荐，我想我最该做的，就是请你去查电话簿，’德金这么说，‘但这附近有个侦探，电话簿里查不到，因为他没有执照。就这点而言，他称得上是非常“非官方”的了。’你笑什么？”
“你学他学得很像。”
“谢谢你。只可惜对事情没有什么帮助。你不介意我抽烟吧？”
“请便。”
“真的？几乎每个人都戒烟了。我也戒过，但没成功。”他拿出一根万宝路，点燃，好像还要针对这问题再做补充说明似的猛吸了几口，仿佛正吸取一种生命的替代品。
他道：“德金警官说，你是个异端，甚至有点脱轨。”
“他用这些个词儿？”
“反正差不多是这意思。他说，你收费的标准很随意，而且常常变来变去。当然，他也没真用到这些词句。他还说，你不会提供详细的调查报告，也不给报销凭证。”说完，他的身子向前倾。“这些我都可以接受。重要的是他告诉我，你这个人一旦有所发现就咬住不放，这一点才是我要的。如果那个狗娘养的杀了阿曼达，我必须知道。”
“你凭什么认为是他干的？”
“凭直觉，我知道这没什么科学根据。”
“但不表示一定错。”
“是啊，”他凝视着手中的烟，缓缓说道，“我向来就不喜欢他。我试过，因为阿曼达爱他，或是说陷进去了，反正就那么回事，随你怎么讲。然而，要去喜欢一个厌恶你的人很困难，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瑟曼很讨厌你？”
“他一看到我，当下直觉反应就是那样，因为我是同性恋。”
“就因为这个？”
“也许还有其他原因，不过，我的性取向已足以把我排除出他的社交圈之外了。你见过瑟曼吗？”
“报纸上看过他的照片。”
“我说自己是个同性恋时，你好像一点也不吃惊，你第一眼看到我就知道了，对吗？”
“也没有，隐隐约约吧。”
“其实从外表是看得出来的。我没故意隐藏，马修。我可以叫你马修吗？”
“当然。”
“还是你比较喜欢马特？”
“都可以。”
“你可以叫我莱曼。我的意思是，我的外表看起来像个同性恋，当然对那些身边没几个同性恋的人来说，可能较难分辨。据我对瑟曼外表的观察，我觉得他根本就躲在衣柜深处，被重重大衣淹没了。”
“这话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他是装的，还是连他自己都没发觉，在性的方面，他比较偏好男人，但是他厌恶那些出柜的同性恋，因为，他骨子里生怕自己跟我们是好姐妹。”
女侍者走来替我加咖啡，并问沃里纳他的茶要不要加热水。他告诉她不但要，而且还要加个新茶包。
“这简直莫名其妙，喝咖啡的人可以免费续杯，喝茶的人却只有免费的热开水。如果要换一个新茶包，他们就算你第二杯的钱。可是对他们来说，茶比咖啡还要便宜。”他叹了口气，继续说：“如果我是律师，我会发动一群人来告他们。当然，这只是开玩笑。但话说回来，在我们这个好打官司的社会，某某地方一定有某某人正这么做。”
“我不意外。”
“……她怀孕了，你知道吗？她去医院检查，已经有两个月身孕了。”
“报上写了。”
“她是我唯一的亲人。我死了，我们家血脉就断了。我一直以为这种事应该会很困扰我才对，实际上却不然，真正困扰我的是阿曼达死在她丈夫的手上，而她丈夫居然可以逍遥法外。当然我还不能确定他到底有没有杀她，如果我确定……”
“怎样？”
“就会少一点困扰。”
女侍者把茶端来，他把新茶包浸到热水里。我问他瑟曼杀害阿曼达的动机是什么。
“钱，”他说，“她手上有点钱。”
“多少？”
“我父亲搞房地产赚了很多钱，其中很多被我妈乱花花掉了。不过她过世之后，多少还留了一些。”
“什么时候的事？”
“八年前，遗嘱规定我和阿曼达各继承六十多万元，我不认为她把钱花光了。”
我们的谈话结束时将近五点钟，已到酒吧的“快乐时光”减价时间。我的小笔记本写满了好几页，也不再添咖啡。莱曼·沃里纳先喝茶，之后改喝啤酒，然后再换成现在正喝一半、盛在高脚杯里的“日暮之首”。
该是谈钱的时候了。
像往常一样，我不知道该收多少钱。我猜，不论多少他一定付得起，但这并没真正左右我的开价，我说两千五百元，他问也不问，掏出支票簿和钢笔；我都不记得上次看到钢笔是什么时候了。
他问道：“马修·斯卡德对吗？两个"t"，两个"d"？”我点点头。他挥舞着写好的支票，好让墨水风干。我跟他言明费用多退少补，他点点头，似乎对这类事并不很在意。我接过支票，他说：“我只想知道真相。”
“你能期望的也只有这么多了。查出是他干的，和在法庭上提出有利证据是两码事。就算最后你的假设被证实了，仍然不一定能将你妹夫绳之以法。”
“你无须向法官提供什么证据，你只要向我证明就够了。”
感觉上，我好像不能不继续追问下去：“听起来，你好像打算亲自出马。”
“我不是已经这么做了吗？不等天理循环，也不等上帝，用它慢吞吞的老方法来让他得到报应，我已经雇用一名私家侦探了。”
“我可不想变成谋杀理查德·瑟曼的共犯。”
他沉默了半晌，说：“说心里从来没这种念头是骗人的，但我不会这么做，这不是我的行事风格。”
“那就好。”
“是吗？我很怀疑。”他招手要女侍者过来，给了她二十元并叫她不用找了；我们喝掉的，只有这金额的四分之一，不过这张桌子被我们占了三个钟头。他说：“如果是他杀的，那么他真是笨到家了。”
“谋杀一直是很愚蠢的。”
“真的吗？我不大同意你的说法，可是你是专家，懂得比我多。不过我的意思是说，时机尚未成熟，他应该忍一下。”
“为什么？”
“为了更多钱。别忘了，我也继承了同样多的钱，而且我向你保证我还没花光。阿曼达是我的继承人，也是保险受益人。”
他抽出一根烟，又塞回去。
“除了她，我还能留给谁呢？我的爱人在一年半前死于一种四个字母的病，”他凄凉一笑，“可不是痛风(gout)，是另外一种。”
我没讲话。
“检验结果，我也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阳性，”他说，“很多年前我就知道了，可是我骗阿曼达检验报告是阴性，没什么好担心。”他定睛看着我。“你不觉得这是个善意的谎言吗？反正我又不跟她发生关系，何必说实话，徒增她的精神负担？”他又把烟抽出来，但没点。“还有，说不定我根本不会发病，有抗体并不代表体内一定有病毒……算了，当我没说。今年八月第一块紫斑出现了，卡波西肉瘤(Kaposi's sarcoma)。”
“我知道。”
“这不像一两年前那样，一旦确认是艾滋就没几年好活了，我还可以活上好一阵子，也许十年，或更久，”他点燃烟，“但是我有预感，我不会活那么久。”
他起身从架上拿了外套，我也取下我的，跟着他走出去。一辆出租车驶来，他招手让它停下，打开车门，转过身来说：“这件事阿曼达还不知道，我本来想在感恩节告诉她，当然到了那个时候我不说她也看得出来了。既然她不知道这件事，当然他也就不可能知道，所以晚一点谋杀她的好处，他也就不可能知道。”把烟扔掉，他说：“这可真讽刺！如果我早告诉她我快死了，也许现在她还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