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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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和你说的是我和两只猫的故事，但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坐下来和人聊天了，也很想和你说说别的。从哪里开始呢，从元旦的那本台历开始吧。
元旦那天，我专门到超市买了一本印刷精美的台历，它的纸张硬朗得如同崭新的人民币，用手指轻轻翻触，就能发出悦耳的声响。我把它摆在书桌上。我希望今年的每个日子都能不同于以往。今年不同于以往，今年我就要满五十岁了。今年，我儿子就要满十八岁了。今年，他高考，他的母亲在十年前就答应我儿子高考结束后可以到我这里来。
这个晚上，我在书桌前坐到半夜。半夜的时候，我伸出手指打算撕掉台历最上面的一张。我捏着它突然想到它和以往所有的日子一样，打算弄出点动静的手指顿时了无生趣，转而把台历的封皮合上。合上之后，又翻开，找到儿子高考的日子、答应来我家的日子、儿子的生日、我的生日，一一折了角，之后，再合上。
接下来的日子和原来一样，我没有扯掉任何一张日历。我每天依旧是凌晨两点上床睡觉，上午十点醒来，洗刷后仰躺在沙发上抽支烟醒醒神，然后找点东西勉强填一下肚子，挨到下午一点出门去单位旁边的小饭店里吃饭。选择到单位旁边饭店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我从离婚后几乎所有的午餐都是在那里吃的，已经习惯了。二是可以顺便到办公室看看有没有我的信件，有没有需要处理的事情需要参加的会议。这样在我生活里不得不进行的两个事情就都得到了解决。其实，在所有认识我的人眼里，我的生活里最亟待解决的事情是我的性。领导、同事和朋友都不止一次地和我绕着弯子促膝谈过，他们非常热情地把离异和丧偶的女人领到我跟前。当然这都是前几年的事情了。最近这几年，尤其是我搬离了单位宿舍独自住到别处后这种事情几乎没有了。没有的原因大致也有两个。一部分人认为我那方面经过十年的压抑已经废了，甚或变态了，他们没有必要再贡献爱心了。另一部分人认为我是故意处于单身状态，借此不受法律约束地玩弄女性。没有人相信我只是在等待爱情。我的一个作家朋友前年春天曾用他浓重的川音反问我，这个年龄的爱情能算个啥玩意儿啊？我思考之后说，应该是个能经得住考验的东西。他哈哈笑着说，这年头有经得起考验的东西吗？你好好考验，我等着瞧呢。他说这话的时候，我还真动了考验女人的念头，当时有三个说喜欢我的女人。这次谈话后不久，因为我在一次研讨会上对他的作品说了些批评的话，他和我二十年的友谊中断了，他把自己变成了我隐私趣闻的泄洪闸。传说得最精彩的是我刚离婚的时候，他请我桑拿的故事。故事说我从女人的身上离开后急匆匆找到他，哭丧着脸说，真不合算，被人揩油了，还要花钱。他问我，用套了吗？我说用了。他说，把套带回去不就合算了么。给我传这些话的人在电话里笑得差点憋死了，配合着让人快乐致死的笑声的是啪啪的动静，一种用力拍大腿或肚皮的声音。我浑身发抖地拿着话筒，努力和他一起笑，妄想着把它笑成别人的笑话。
儿子高考的那天，我曾打开台历，试图在上面写上点什么。想想作秀的痕迹太明显，就放弃了。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我认为日记是个很暧昧的词，如果说是记给自己看的，那根本就不用记；记给别人看吧，就难免有做作的嫌疑。儿子原定来我这里的那天，我也差点在台历上写下点什么，那天，我心情很激动，那应该是种叫激动的情绪，坐卧不宁，书看不进去电视也看不进去，午饭也没敢出去吃，一直守着电话，把家里的地擦了好几遍。不出去吃饭，倒不会饿着，冰箱里吃的东西满得关不紧门。儿子，没来。一直到冰箱空了也没来。打电话去问，他母亲说他和同学旅游去了。我翻开台历，把那页的折角抚开。他母亲说，我保证他一回来就让他过去，但我有一个要求，请你把家里不该让孩子看见的东西收拾起来，儿子正处在青春期，不能有任何不良的诱导和刺激。突然间，我眼里有了泪，我觉得很委屈。我知道她一直在捕捉我和女人的风影。片刻后，我轻轻地把话筒放下了，什么也没说。没必要说，对吧？那早已不是个你可以辩白可以诉说的人了。
儿子在一个台历没有折角的日子来了。很高大，比我高出一头。带了个很大的行李箱。里面除了笔记本电脑就是他的衣服。从短袖到秋装各有好几套。我儿子嘟囔着，非要带这么多，好像要住一辈子似的。我听了心里一热，赶紧去给他母亲回了个电话，离婚后第一次对她说了声谢谢。我原来跟儿子特别亲，因为从他两岁开始到八岁被他母亲接走的六年里，我俩可谓相依为命。我原以为父子间的感情是任何东西都改变不了的。接下来，我就发现错了。我已是儿子的陌生人。儿子在机场见了我连激动的情绪也没有。我孤独地激动着，心酸着。我紧紧抱住他，他推推我，没推开。从机场回到家，他主动说的第一句话是——能上网吗？我赶紧把网线插到他的手提电脑上。他坐到我的书桌前，姿势很像我。我坐在能看见他的客厅沙发上看他的背影。三天，他不肯挪窝。我捡起荒废了十年的厨艺做记忆里他爱吃的菜，端到他面前。
爱吃吗？爸爸记得你小时候最爱吃了。
我喜欢比萨。他手指敲击着键盘说。
第四天的傍晚，下雨了。雨不是很急，雨点却很大，嗒嗒地响。我儿子对着窗子看了一会儿说，我想出去走走。我赶紧附和说，好，散散步好。我拿起雨伞。我儿子皱眉看着雨伞说，打伞，那就不如晴天的时候去走了。我赶紧放下伞说，还和小时候一样啊，一下雨就……我话还没说一半他就拉开门走了出去。我紧跟出来。我知道儿子不喜欢我总是小时候小时候地说话。可是不说小时候又该说啥呢？
我和儿子默默地并肩走在雨里。顺着小区的道路左拐右转地走。我用眼角看着雨点先是把儿子的头发敲打得一跳一颤的，不一会儿，头发湿透了，贴在头皮上，像个油黑的头盔，大大的雨点在上面弹跳起来，四散开去。像他小的时候撩拨起的水珠。小时候，带他去游泳，他喜欢在水里闹，带领一群孩子把水搅和得跟下雨一样，水珠起起落落，惹大人白眼。
小的时候，儿子你小的时候啊……我在心里说着，眼泪突然就冒了出来。意识到雨能混淆泪水，我任凭眼泪流淌下来。
很浪漫，对吧？儿子做了个扩胸的姿势，他的胸大肌和小豆粒一样的乳头清晰可见。
我点点头，用手掌摸摸脸上的水，试图做出惬意的表情来，心里惦记着是否可以顺着浪漫这个话题往下聊聊。不争气的一股痒痒却在我的鼻孔眼里鼓捣出喷嚏来，很不雅的一大串。儿子有些不悦地说，回去啦。我说，没事的，再走走吧，其实我也很喜欢在雨中散步，只是我这年龄再独自一人在雨里走的话，怕让人家误会。儿子不再搭理我，扭转身在我前面走起来，脚步比来的时候明显地快了，胳膊一甩一甩的，还是八岁时的架势，肩胛骨在T恤底下如同两把船桨划动着。我享受地盯着被十年的分离放大了近一倍的儿子——臭小子，再长也没脱了小时候的影子。
儿子突然站住回头看看我又蹲下身。我紧跑两步赶过去。低矮的冬青丛里一只受伤的白猫趴伏着。左侧眉骨上面一条两三厘米的口子在流血。雨水把猫的毛发湿透了，使得那猫看起来就如同一个脏了的肥肉磙子。丑陋得很。一看就知道是令人讨厌的流浪猫。
咱们把它带回去吧，它受伤了。儿子征求我的意见。
是流浪猫，要是……我打算把关于狂犬病的知识说出来。
爸，它都伤成这样啦！
好好好，好好好，带回去，带回去。相隔十年的一声爸，让我语无伦次。我把儿子推到一边，抱起那团携带着狂犬病毒的肥肉。它睁开眼，看了我一眼，血往它的眼里流，它眨眨眼又闭上了，很虚弱地喵了一声。看来不会伤人，我说。儿子说，钥匙。我给了他钥匙，他说，我先开门去，它血流得这么厉害，千万别失血性休克了。还懂得不少呢。我笑起来，笑儿子说得一本正经过分专业的用语。儿子用鼻子哼哼两下，说，你忘了我妈是医学博士。
回到家，医学博士的儿子把白猫放到我的书桌上，在我的小药箱里用很内行的眼神挑拣出两样能用的药，眼药水和跌打损伤喷雾剂。他用棉签蘸着眼药水清洗猫的伤口，然后用手遮着猫的眼睛，用理发师喷啫喱水的姿势往上面喷治疗跌打损伤的气雾。他饶有趣味地当着猫的大夫。我在边上盯着猫的爪子，时刻准备制止它对儿子的进攻。
看我像不像个大夫？儿子说着，试图把创可贴贴到猫的伤口上。
像，很像。我赶紧接话。
我很佩服我妈妈，她很了不起，带着我硬是攻下了博士学位，我小时候最愿意跟她上夜班，看她给人包扎伤口，嚓嚓几下就弄好了。儿子抬眼看我，我从他的眼神里感觉到十年把我在他心目中的形象缩小了，如同我的身高在他海拔180厘米的眼球上。我想告诉他，爸在去年已经晋升为副教授了。想到一个媳妇熬成婆式得来的副教授在医学博士的嘴里肯定是令人不齿的，我把到嘴的话压住，在心里反驳儿子——你妈的博士学位不是她带着你攻下来的，她的硕士和博士学位都是我带着你的时候攻下来的，她一走就是六年。
那就好好向妈妈学习。我把目光从儿子的脸上移开，心里面五味杂陈。我知道她阻隔我和儿子接触是想独霸孩子的爱。我原以为凭借我和儿子六年的相依为命做底子，她是行不通的。我的研究生说得对，我这种处处不设防的人必定会处处受伤。
创可贴无法粘到湿漉漉的猫脸上，儿子拿了剪刀试图修剪猫额头上的毛。想想说，会很难看的对吧？又问我有没有吹风机。吹风机是女人的用品，我早遵照他母亲的命令藏了起来。想到如果让儿子从猫大夫的角色里出来，好不容易出现的交流就会中断，我到卧室的橱子里把吹风机拿了出来。吹风机是鲜艳的玫瑰红色，儿子拿在手里看了看，从出风口上扯下一根长发扔到地上，他变成了猫的理发师，细心地吹着猫的毛发，用手指逆向拢起猫的背毛，晃动着玫瑰红的风机。白猫不知道是因为真的失血性昏迷了还是在享受人对它的呵护，很乖顺地任凭他摆布着。白猫的身体逐渐扩大着，直至最后看起来像头小北极熊。儿子如愿把创可贴挂在了猫的眉骨上方。我讨好地拿了沙发垫子放到客厅的地板上说，让它睡吧，不要紧的，猫有九命，睡一觉它肯定能好。
猫在我的坐垫上仰躺着睡着了，那样子非常像婴儿。我一下子想起儿子不满一岁的时候，那时候他胖得和白猫差不多，睡觉的时候把两只小胖手攥得紧紧的放在耳朵边上。那时，他的母亲还很爱我，甚至有点崇拜我，每当我痴痴地看儿子睡觉的时候，她还会凑过来亲亲我，对她和儿子给我造成的辛苦做一下慰劳。儿子早又进入了他的网络，用非常像我的背影对着热切期待着和他聊天的父亲。我走过去收拢吹风机，捡起地上的那根长发。我没有把它立即扔到垃圾桶里，而是在手指间缠绕了一下，我希望我的儿子能够再次注意到它，和我谈谈它。哪怕它可能会进一步消减我在他心里低矮的形象。儿子的眼睛是我的翻版，小眼睛，单眼皮。他竟然眯眼盯着电脑屏幕，做出专注的样子。这一刻，我恨不得时光倒流回十年前，让我能够重新选择他站上学术之巅的母亲那在峰顶下视的眼神，那时常提醒你和她是有差距的、她完全有权力指挥你的鼻息。选择和我的儿子在一起，和他一起成长。我提着那个小巧的玫瑰红吹风机，捏着那根长发默默地退出来。
我回到卧室揉捏着那根头发给它的主人A打了个电话。我说，我儿子来了。A说是吗？我说，我和儿子捡了一只受伤的猫，猫被雨淋得跟落汤鸡似的，我儿子用吹风机给它吹干了。A说，哦，是吗？
吹风机上面有一根你的头发。我的语调很缓慢，我想让女人听出点什么来，想让女人说点什么塞进空落落的心里。
哦，是吗？真对不起，我以后一定注意，我知道你爱干净。
等儿子走了，我再联系你。我失望地挂断电话，把头发放进垃圾桶。
我前面说过曾有三个说喜欢我的女人，和那个作家朋友聊天的时候曾动了要考验她们的念头。后来，我真的考验了她们一把。我原来根据我对她们喜欢的程度将她们依次定为ABC，现在的A其实是原来的C。考验她们的方法很简单，我的颈椎病犯了，我只能趴在床头上，头稍稍改变一下姿势就会天旋地转，手脚发麻。我给医学博士打电话说，我颈椎病犯了，起不了床。医学博士说，是吗？到医院看看吧。我渴望着她能让儿子给我来个电话。我趴在床上，头耷拉着看着地上的座机，等待着。三天，一个电话也没有。我突然对没人在意自己的状态感到难以忍受。我给ABC打电话，告诉她们我病了，在床上不能动。那样的心境下，我不怕她们都来，不怕她们知道了彼此的存在，全都离开我或合伙撕碎我。我热切地盼望着她们都来。只有我最不喜欢的C来了。从此我在心里把她改定为A。把BC删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