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湖南文学》2017年第02期
栏目：国际文坛
在“另一个欧洲”（米沃什语），波兰属于令人瞩目的文学大国，诗歌、戏剧一直是其强项，而自十九世纪后期始，小说也开始繁荣，仅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就先后有两位著名小说家荣膺该奖，一九〇五年授予显克维支，一九二四年授予莱蒙特，而他们不过是一大批杰出小说家的代表。波兰自一九一八年复国后，文学在各方面得到极大的复兴，二战后虽然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受制于苏联官方及其扶植的波兰政权的主导，文学一度丧失活力，但在斯大林去世后，波兰政治、文学开始“解冻”，此一时期文学又释放出一定的创造力。译者译出的这三篇小说，即出现于这个时期，它们在波兰战后文学史各占其显著的地位。科尔内尔·菲利波维奇是诗人，也是小说家和剧作家，他的作品《人心里装的是什么？》既有诗的跳跃性，也有戏剧性的“镜头感”，更有对人物性格和人性内涵的揭示。玛莱克·赫拉斯科童年经历了波兰被占领的动荡和艰险，父亲死于战争期间，因此他的写作打上了强烈童年经历的烙印。赫拉斯科流亡国外后涉足电影圈，个人鲜明的叛逆性格和混乱的社交生活导致了他的英年早逝。但他的小说作品今天仍然被大量和广泛地翻译介绍了欧美，影响至今不衰。爱德华·斯塔胡拉是波兰战后颇具传奇色彩的天才人物，虽然主要以诗歌成就为主，甚至在其自杀后成青年的偶像，但身后出版的作品仍然包括了五卷小说散文作品；他的小说同样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诗歌特征，情感强烈、思想突出，对理想的渴望和对现实的批判、热情的冲动和压抑的愤懑交织在后期作品里。
人心里装的是什么？
→科尔内尔·菲利波维奇
在白天这个时候，巡逻员米沙利克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指挥官斯瓦博切斯基。他先是骑着自行车，沿一条土路走，接着他下了车，抄小路穿过矮树丛到了河边。在那小路上他差点滑倒，因为黑莓的刺藤塞进轮辐，阻碍了自行车轮子。当他从灌木丛后出来时，在意料的地方看见一辆自行车，靠在河边一棵弯曲的柳树上。但是仍然没有见着指挥官。
他肯定坐在那道被洪水冲刷过的旧堤下面，正在钓鱼呢。在昨天的轮班后，他有一个晚上和半个白天的休息，但他不愿待在家里安静地放松，宁愿一大早就对着水面沉思遐想。米沙利克认为，这需要一种魔鬼的激情和耐心，那是他无法做到的。他把自行车靠在柳树的另一边，喊道：
“怎么样？”
“不太糟。”斯瓦博切斯基应声说，头也没有抬。
米沙利克爬下陡峭、覆盖着沙子的斜坡到了河岸边。他说：“我去过那儿。”
“他乘马车，到了三百二十七公里外的砂石桩。”
“你见到他了吗？”
“没有。”
“你告诉他们不要对他说什么吗？”
“非常清楚。但他们知道他有了麻烦吗？”
“那样他就不会逃跑了，”斯瓦博切斯基说。他抽回他的线，穿上一条新鲜的蠕虫，又把它扔回同一个地方。米沙利克看着那个鹅毛做的白色浮标，可笑地向后摆动，竖起，慢慢开始随着水流一起移动。
“然后呢？你认为他没干吗？”
“我不知道。”
斯瓦博切斯基把鱼竿放在地上。他拿出一支烟，把它放在一个木制烟嘴里，点燃，说：
“也许他做了。但是，因为他太蠢了，不知道离开。”
“我们要追他吗？”
“该死的！我们不必追。”斯瓦博切斯基说。在他坐着的地方，动也没动。他抽着他的烟，眼睛不离浮标。
“我们骑自行车吗？”
“自行车？在那些土坑和沙堆上骑？我们坐马车，尽力赶过去。”
“这鬼天，真叫热，”米沙利克说。
“那又怎样。我今天一早上路，就有露水在我的鞋子里汩汩地流。”
斯瓦博切斯基突然站起来，走到他的右边，抖出一渔网活蹦乱跳的银色小鱼。
“我的上帝，瞧瞧它们！”米沙利克喊道。
斯瓦博切斯基从渔网里撒出鱼，撒到草坪上。然后他一次拾起一条，在他的脚后跟上击打它们的头，一条挨一条排好，成一条线。有些鱼嘴巴仍然张着，尾巴还在晃动。巡逻员米沙利克蹲在地上，看着它们闪闪发光的身体。他来自城市，从来没有捕过鱼，对它们一无所知。
“那条还活着。哦，它在扭动呀！”米沙利克指着鱼，它跳出了队列，翻了一个筋斗，但他没有用手碰它。“它还在游——好像你会把它扔回水里，嗯？”
斯瓦博切斯基拿起那条鱼，对着他的脚后跟摔打了两次。鱼不动了，血从鳃下流了出来。斯瓦博切斯基把它放进绿帆布包里，那个包总是挂在他的自行车车把上。
“你今天收获可不小。”米沙利克说。
“都是些小家伙。可是，老弟，那边有一条三十磅重的鲶鱼呢。”
“你还要回家吗？”米沙利克问。过了一会儿，他们都朝他们的自行车走去。
“我要顺便回去下，我把鱼留给我的妻子，再往我的公文包里放点吃的东西，我还没吃早饭呢。”
指挥官斯瓦博切斯基脱下警察的束腰外衣，用一块手帕擦了擦脸和脖子。然后他坐在一张桌子边，开始用钥匙开一个抽屉，可是打不开，因为锁早已经坏了。他必须打开抽屉，因为除了文件，他还把小盒盐放在里面了。因为一个叫库辛斯基的家伙，他连早餐也没法吃，而现在已经是午饭时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