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佩服母亲的消化能力。
自从家里日子好过以来，几乎每次吃饭的时候，母亲都会坐在那里啃上一个钟点的大棒子骨。她啃得很专心，也很专业，仿佛一位用牙齿工作的雕刻师在虔诚地为骨头塑造新的形象。我也曾担心过她的身体，因为我跟郝月季不同，她大字不识一个，而我是高中毕业，并且看过很多书，知道母亲这么吃下去，早晚会让那粘稠的荤油堵塞了血管——但我在郝月季面前，始终是秀才遇到兵，她只用两个字就可以把我的一车话给噎回去。
“放屁！”郝月季说着，又给婆婆夹了根满是瘦肉、香喷喷的大骨头。
我想说：“你才放屁，泼妇一枚你懂个狗屁？”可我没敢，我怕母亲跟郝月季联合起来攻击我。再说了，母亲终日操劳，吃点儿好的也在情理之中，我若是天天多嘴，会被人误以为不孝，对母亲吝啬。反正她每天都在运动，或许那血液流速快，有淤塞也能被冲开呢。
愿望越丰满，现实就越骨感。就在去年开春的时候，母亲还是被“栓”住了，右胳膊右腿像绑了钢筋，只能直棱棱地甩动，打弯儿都要用左手去扳，不灵活了。
母亲开始拍着那条废腿诅咒自己，说不该再活着了，再活就成“老不死的”了，祈求能睡着觉去见阎王，也好落得个“平安”。郝月季开始还能耐着性子听，或者干脆躲开，到了后来，她就有点儿烦了，每当母亲拍着腿叫时，她就在堂屋用力摔打铝合金的锅碗，以此来和母亲叫板。而我，为了息事宁人，只能劝母亲不要再叫了，即便是她把嗓子叫烂，那废了的胳膊腿也不会枯木再逢春。每当我这么说时，母亲就会愣住，而后翻动不太灵活的眼珠子，盯着我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就知道你小子的心都给狗吃了。说罢，还用力朝堂屋的方向努嘴，示意我的媳妇郝月季就是那条吃人心的狗。
母亲骂我，我不怪她。我认为她之所以拼命吃肉，最终落得个血栓后遗症，归根结底是因为过去家里穷，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口肉。如今日子终于好过了，而且为了在集市上卖朝鲜面，我们必须要用大棒骨熬汤，以使面条增味儿，所以那些煮好的骨头，不啃白不啃。骨头上的肉即便给顾客吃，他们也不会多付钱，反而惯坏他们的胃。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跟隔壁杨一群家比起来，相当于叫花子跟土豪比，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杨一群家有钱啊，大院子、大房子，厕所里不仅抹了水泥地面，而且还分男女！最让我无法理解的是，当我还分不清五香瓜子和普通瓜子有啥区别时，杨一群已经开始在村西头的小卖部里赊账买东西了，什么玩具手枪啊、带馅的面包啊，甚至一毛多钱的老鼠牌香烟他都敢赊。小卖部老板眼都不眨就赊给他。更让我惊讶的是，每到月底，他家里人就给他还一次账。这太让人牙根儿痒痒了！
我不知道他家里为何那么有钱。听说他爷爷在城里上过班，有退休钱。这在我看来，就相当于家里有了聚宝盆，没钱了就可以从里面拿，拿完了，过一宿盆中又满了。
让人心理彻底失衡的是，杨一群家里不仅有钱，还有很多的书，薄的厚的、新的旧的都有，这比他家那座分成男女的厕所可要命多了。我可以不正眼瞧杨一群手中攥着的面包，但我无法拒绝他家那些书的诱惑。我家里没书，一本都没有，甚至连日历都没有。在我父亲看来，书这种东西，是世界上最最没用的玩意儿，吃不得喝不得，还死贵，只有脑子犯病的人才会买。
我没钱买书，但我却爱看书。我知道自己长得丑，也知道无论从哪方面讲，自己都无法与杨一群相提并论，即便是他的名字，那时看来都比我这“杨立冬”要有文化的多。而且杨一群比我大，也比我坏，在我的少年时光里，隔三岔五的记录着好几起他收拾我的往事——用杨一群的话讲：像你杨立冬这类的家伙，就是小树不修不直溜、人不修理耿赳赳，摁在地上捶两拳松松皮，浑身就舒坦了。杨一群比我大，小时候的营养更是比我足，我哪里打得过他？甚至有一次，互相用土坷垃投掷，只是拼准头的活儿，也被他占了上风。
当时，杨一群家是杨元帅营头一户自家院里打机井的，因此大气且炫耀地把十几节一米多粗的水泥管子摆在了院子外，如一条硕大的断节空心蟒蛇横亘在街道上，任是谁走过，都要七拐八拐地绕着蛇行。大人们心里怎么想的，我们这些孩子不得而知，但我们却非常喜欢在这些水泥管子穿行，感觉自己是钻地道的游击队。那天，我正独自在不久后就要戳入地下的断蛇肚子里玩儿，杨一群突然从自家院子里蹿了出来，非要我跟他玩打仗，不同意就不让我继续在他家的水泥管子里钻。
“怎么玩儿？”我问。别看我打不过杨一群，但我一点儿不怕他。
“坷垃仗。我在这头，你在那头，互相砸，谁被砸了谁倒霉。”杨一群瞪着大眼珠子说。他的眼珠比我的大，而且还是双眼皮，若不是有着一副尖下巴，人还是挺耐看的。
“行，谁挨砸谁倒霉！”我咽了口吐沫，而后揉了揉被金色阳光晃得有点儿酸的小眼睛，接着说：“不过，我有个条件……”
“啥？”杨一群追问道。
“不管输赢，完事后，你要借给我一本书看。”我说。
“哈……没问题。”杨一群说罢，弯下腰就开始在地上寻土块。
我急忙撒丫子朝断蛇的另一头跑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