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带着异样的目光看陈宝玲。后来，我们都知道了，她不敢上公厕，似乎被其他女生硬拉着去过一两次。在学校里，她也不敢上厕所。平常，她就像做贼似的，偷上二楼卫生间，虽然我怀疑赵老师他们是知道的。有时候，我不免还要怀疑，她是不是一直忍到周末，回家上的厕所。她似乎有一种强大的忍耐力和掌控力，确保不管熬多久，最终一切都能照她自己的意思按部就班地发生。有时候，我不禁想，她手臂上是不是刻着一个“忍”字？那时候，很多年纪比我们大一点或者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男生，流行在手腕上刻一个“忍”字，虽然初看上去，很像是青色墨水笔写上去的，会褪色似的。显而易见，很多人刻“忍”字，是因为很多事要忍，刺青本身就是件需要忍耐的事。自然，陈宝玲没在手腕上刻“忍”字，也不可能刻，但这不妨碍她成为一个很能忍的人。那一天，她实在忍不住了。在学校时，她就在忍了，她想她能忍到赵老师家里的。因为要忍，她比其他女生走慢了几步。要是当时有人跟她一起走路回赵老师家，情况可能就会大不一样。关键时刻，她可能会硬拉别人和她一起上随便哪个公厕，死马当活马医。从学校到赵老师家，不同的路线上有好几个干净程度不一的公厕。但她一个人，实在没这个胆量。她倒是有忍的胆量。似乎，一直以来，她都在从事某项秘密事业，然而在这一天，不幸功亏一篑了。她也没办法，她尽了力了。
陈俊虎警告我们，不准再笑陈宝玲了，虽然，那一天，他自己笑得最大声。别人如何我不知道，我想，不用陈俊虎说，我自然而然也不会再笑了。不开玩笑地说，模模糊糊地，我对陈宝玲生出一种敬佩之意。
陈宝玲还能忍不少事情。
陈俊虎戴耳机听磁带，十次有十次跟着大声唱出来。他从未怀疑自己是当四大天王的料，但我们都听出来了，他五音不全，一句歌里调子换了三四种。再加上他那张自我陶醉的脸，我们实在无福消受。打是打不过他的，也不敢真打。我们并非真的讨厌他。所以，只要他唱起来，我们就扮鬼脸躲远一点。他只当我们嫉妒，反而唱得更声嘶力竭。
但陈俊虎当陈宝玲面唱，她好像什么感觉也没有，原来在干什么事，继续干什么事。也是，俩兄妹，她大概是听惯了的。可是，他们不是不住在一起了吗？刻下，陈俊虎跟异乡的我们，厮混的时间反而多一点。陈宝玲这样安静地听着或没在听着，陈俊虎觉得没意思，很快就不唱了，便去找嫉妒他的我们在哪边？
陈俊虎还要分陈宝玲一半的零用钱。他们在三楼女生房间门口“讲数”时，被我们听到了。
起初，陈宝玲消极抵抗。陈俊虎就给她算了一笔账：他是跟爸爸的，她是跟妈妈的。现在，她的学费、住宿费、集资费统统是爸爸出的——爸爸的钱，以后都是他陈俊虎的钱。那么，换句话说，她陈宝玲现在都在用他陈俊虎的钱交学费、住宿费、集资费。现在，哥哥有急用，周转不灵，陈宝玲把妈妈给她的零用钱分一半给他，算得了什么？再说，上次她屎拉裤裆的时候，还是他劝大家不要笑她的。陈宝玲说：“妈妈给过你钱的。”陈俊虎气急败坏，挥手作势要打陈宝玲。“你真是太没良心了。”话说得大声，也不怕我们听见。
陈宝玲再找不出话来说，败下阵来，拿出钱包。两个人坐到了楼梯台阶上，很快分完了钱。
显然，陈俊虎不仅仅是数学学得比我好。
上面说过，我们一帮赵老师家的寄宿生，比赛过谁的零用钱最多。陈俊虎最多。他爸爸给他零用钱，他妈妈也给，现在他妹妹也给了起来。陈俊虎的开销也是最大的。我们总是听见他在嚷：钱不够用啊，钱不够用！起初以为他是扮穷让人家更觉得他富，后来发现，他的确缺钱用。
陈俊虎去一趟附近的小超市，总牵回来一大尼龙袋东西。他喜欢同时吃煎饼、雪饼、仙贝、小馒头。一个星期，他要去三四趟超市，只怪赵老师家吃得糟，吃得不饱。
他买很多磁带。不过他也有他的取舍：大陆的歌星不买。他最喜欢的女明星是周慧敏，他在自己的上铺床头和床尾的墙壁上，各贴一张周慧敏的海报。有一天，他气愤地跟我们说，最近新冒出来一个叫王靖雯的小明星仔，把周慧敏有点打压下去。不过，他不很担忧，周慧敏是最漂亮的。那个王靖雯，根本不是香港人，他是绝对不会买她的磁带的。不过，我们听说，陈宝玲倒喜欢听王靖雯唱歌的。
陈俊虎之所以知道王靖雯不是真正的香港人，王靖雯在打压周慧敏，是因为他买每一期的《当代歌坛》。他的《当代歌坛》杂志叠得整整齐齐，摆在床头，周慧敏的海报下。他不买《童话大王》，也不买《故事会》，后两者是最受我们其他人欢迎的。
他还买很多衣服。老实说，我佩服他可以一个人去服装市场——从赵老师家后门出来，上大马路，往左走，过一条桥，右拐，新华书店附近一大片场地均属服装市场——那是个需要和大人打交道的地方，母亲带我去过。如果那里都是些小孩儿在卖衣服、内衣、皮带、钱包、鞋子，我想我也是可以自己去的。自然，七八岁的小孩儿还没当起老板。这不是令人扼腕的事吗？一想到要一个人去那儿，我就觉得马上要受骗上当被人宰了。不过，我能想象，陈俊虎在那如鱼得水，不会着什么道儿。
在陈俊虎眼中，爱往街机室里钻的，才是浪费钱，着了道儿的。往街机“嘴巴”里一个一个接一个地塞“铜板”，不就是摇几下手柄么？有什么意思？“就是专骗小孩儿的！”说得好像他就已经是大人了。买衣服，显然实际多了。他以后是要当明星的，唱一首歌就能赚一学期的寄宿费。明星都有很多衣服，他现在买这么些，是提前培训自己，给自己投资，明星都是需要培训、投资的——要不是他说，我们都不知道，明星原来也要像我们遭上学的罪一样遭什么培训的罪，不是长得好看就行了么？陈俊虎又给我们上了一课。
陈俊虎带的行李箱装不下自己的衣服。我们寝室里，也没什么置物柜，只几张铁制的上下铺床。陈俊虎也就一一折好衣服——有时候叫陈宝玲给他折——从床头堆到床尾，形成一个缺了差不多半边的长方形框框。要不是那朝外的一边缺遮少拦，他肯定也是要堆上的。这样一来，他睡觉时，就处于一种被衣服箍住的状态。他喜欢这种被包围的感觉。不过，这个四分之三的长方形的三边并不在同一条水平线上：床尾的衣服，明显堆得比较高一点，好像一座屏障，把睡在相邻上铺的我隔开来。不过，我并不认为陈俊虎看不起我，要把我隔离，他只是想划出一块属于他一个人的天地。
虽然有这许多衣服，陈俊虎还嫌不够。他打起别人衣服的主意。这“别人”，不是每一个“别人”。我们十几个人到城中读书，没分在一个班上：王宝树等几个人和我，分在了三班；马旭和陈俊虎等几个人，分在了七班。赵老师教七班至十二班的地理课。
陈俊虎专打三班人衣服的主意。马旭的衣服，他是不看的。他看中什么，并不强取豪夺，一定叫我们跟他的衣服换着穿。几乎没人不答应的，似乎还暗中期待。我母亲学村里别的妇女的样儿，织了件大V领，背后有“O.K.”两个赭色字母加两小点的深蓝色毛衣。某日，陈俊虎对它发生了兴趣，他觉得那两个小点很时尚，一定要我穿他的一套白色的袖间带绿色条纹的运动服。我没有拒绝，也没想到自己有权利挑他别的什么衣服。
穿上陈俊虎的运动服，我有了点不一样的感觉，走路轻飘飘的，觉得别人都在看我。我感觉自己又受了一番什么教育。虽然，很快，我就发现这件运动服很久没洗了，领口、袖口一片黑黄，而且有一股浓重的香水兑汗水的味道——陈俊虎有两瓶我们不明就里的香水，似乎可以洒在任何他喜欢的东西上。如果他觉得洒第一瓶不够香，可能还会洒上第二瓶，有更香吗？——味道虽然怪，但我并不想轻易脱下来。他穿我的毛衣，一连穿了好几天——我觉得我的衣服也不一样了——还我的时候，也有那股子汗味加香水味。
他的衣服，从来不见拿给赵老师他们洗。怕被洗坏了？可能。也不拿给他的后妈洗？他自己似乎是从来不洗的。或者，陈宝玲曾给他洗过？或者，拿去他妈妈家里洗？或者，就干脆不洗？所以他买这么多新衣服？因为旧衣服没洗？
当时，我并不觉得，陈俊虎买衣、换衣不只为满足虚荣心，不只为穿上别人的干净点的衣服，他似乎还想展示某种“无限”：你看，有穿不完的衣服呢。每一天，有每一天的款式呢。这里，有一种叫我惊奇的东西。有时候，我又怀疑，他一定要换着穿，并不一定是很想穿我们的什么衣服，而是想让他的衣服被更多人穿上，被更多人看到——他想他的衣服被我们打上主意。
当时，我自然不这么想。当时，我还有理由认定，陈俊虎买这许多衣服，不仅是想当明星，还有别的更实际的目的。
期中考试前不久，赵老师家来了位新人。仍在期中考试前不久，我们就没怎么再见到她了。像数学课上的一道题目：我们这辆从这边开过去的车，与她这辆从那边开过来的车，相遇的时间很短。但我（相信其他人也是，特别是陈俊虎）对她有较深刻的印象，虽然，我已经忘了她叫什么名字。我决定就叫她女阿飞。
女阿飞是八班的，不跟赵老师家的任何一个人同班。她是城里人，似乎通过章丽华那边的亲戚介绍，没有预警地半道来到我们中间。虽然我们读同一年级，但她的年纪看上去比我们大一些。与其他女生相比，模样也不太一样。她有一种随时都好像在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屑眼神。
她不像我们，没有真正住下来。估摸一下，她似乎想先考察一下赵老师这里，如果合意，可能就住下来，不合意就走。就这么简单。因此，似乎也未曾正儿八经交过什么寄宿费。
下午，学校上完课，如果没别的事，女阿飞就独自一人来，或跟陈宝玲她们一起来。她倒愿意跟陈宝玲她们凑在一起的。来时，她可能已经吃过了，可能没吃过，要跟我们一起吃一顿晚饭。晚上，我们一起在三楼后面辅导室学习。晚上八点钟光景，赵老师辅导完了，我们的功课也做完了，嬉闹一会便可以去睡觉。她也嬉闹一会，离开赵老师家。少数几个夜晚，她住在女生宿舍里，那边有床铺多出来，外地保姆又走了。那些夜晚，并没有下大雨刮台风发洪水。赵老师也没什么意见。
在二楼，赵老师有自己的书房兼办公室。我们偶尔在门外瞥一眼，很少进去过。书房窗明几净，好像很少有人待的样子。书架上的书不多，但齐齐整整的，就像一家人。一张红木桌子占了不少空间，钢笔静静躺在金色台架上。赵老师卧室里的家具，似乎都还不如这张红木桌子的。
三楼辅导室里，前后四排桌椅，一排至少可坐五人；挤一挤，可坐更多人。这些桌椅，样子跟学校里用的很像，只是旧点。我们开玩笑说，不知道是不是赵老师从学校一张一张偷扛回来的？我们的书包、课本如摆在课堂似地摆在这些桌椅上。
辅导室前部，一块中等大小的黑板，一张讲桌。桌上几盒粉笔，赵老师每次用好，不管长短，都重新插好，盖上盒盖。我们没事而赵老师又不在辅导室时，会抽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写画画，然后擦掉。和多拿草纸一样，这也算是一种惊人的浪费了。我们桌椅的侧边，辅导室的通道上，有一个竹制书架，除城中用的课本、参考资料外，还有一些赵老师以前读师范时的教材，以及十来本开本小、字密、人名很长、我们看不太懂的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
原初计划，周一至周五晚七点半开始，赵老师分别讲一小时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地理——从黑板左上侧一路往下，他用楷体字写明日期及相应课程，框上框框，连着成直角的两边黑板壁，形成一个完全封闭的长方形——如果有非当晚课程的疑问，再个别具体辅导。赵老师认为，语文没什么特别好讲的。当然，有相关问题也可以问他。我很怀疑，一周课程，赵老师是按他认为的重要程度排下来的。我父母必定会赞同他的意见。不过，岔子常常出，扰乱课程表：有陪章丽华回娘家的夜晚，带芊芊上医院的夜晚，亲戚朋友来访的夜晚，原因不能告知我们而只说“你们自习吧”的夜晚。英语夜虚度了，物理夜开了天窗。不错，我们希望这样的夜晚，尽管来得多一些。
最初，赵老师似乎并不希望脱了课程表的轨。但他好像有某种负罪感，缺了堂物理课，还要补上的，但补讲了物理，地理课就要往后挪挪了，一切都要往后挪挪了。而且，偶尔碰上哪一科考试，便要突击哪一科功课，更是扰乱赵老师的秩序。不久，黑板上课程表的字迹都“落漆”了，赵老师也并不想去补一补。后来，彻底混乱，晚上要讲哪门课，好像完全凭赵老师一时的兴趣。地理居多，英语最少。然而，连这点兴趣也渐渐“落漆”，赵老师宣布：笼统地讲一门课，效果不佳，不如针对具体问题具体讲解。大家有问题，就要向他提出来。当然，哪门课，大家的疑问都比较多的，他也可以统一讲一讲。如此一来，必定事半功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