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铁匠边嗑瓜子边说，村子里男女老少，一窝蜂地外出打工了，有些地就荒掉了。我们几个老头子老太太，走不出去，闲得慌，就种种麦子，挖挖洋芋，来打发时辰。关键是，现在种地用的呀，全套都可以买得到了，哪用得着自己去打铁呀。想打铁也没有木炭了，毛铁也没有了吧？
天彻底黑了，已经是初冬了，风冷丝丝的。随着风一吹，后妈那堆没有烧完的遗物，又死灰复燃了，冒出一股股黑红色的火苗。王铁匠凑过去，把手伸到火苗上烤着。按说，天一黑就应该在火塘里生火了，但是父亲还沉浸在丧偶的悲痛中。父亲突然回过头，对着屋子里说，晚饭就做洋芋糊汤吧，喜娃子在上海那边是吃不到的，他平时最喜欢吃这个了。
听到父亲的话，如果是三天前，后妈会咳嗽一声，然后会问一句，煮稀一点还是稠一点？但是父亲说完话，见身后没有一点回音，他愣了一下，才意识到那个可以被使唤的女人，刚刚被抬到山上埋掉了，如今这间屋子已经空了。
这次不是奔丧，我还真是请不来假。我在上海那边的报社上班，按照朋友的说法，这是一份管油盐酱醋，连老天爷也要管的活儿，所以真是太忙了。只有死了至亲之人，母亲呀，父亲呀，你才能下决心抽空回塔尔坪一趟。死个叔叔呀，舅舅呀，嫂嫂呀，姐姐呀，什么的，那是没有办法请假的了。所以我的亲朋好友一个个离去，但是我已经多年没有奔过丧了。从塔尔坪传来谁谁谁死了的音信后，我只能站在上海的大马路边对着西天鞠个躬，如果碰到晚上下班的时候，我也会在十字路口磕个头，下个跪，念念死者的名字，希望一阵风能够把我的祈祷，吹向1300公里外的塔尔坪。
我说，爹，后妈死了，现在就丢下你一个人了，如今别说是做饭洗衣服，就是说句话的人也没有了。你还是和我一起走吧？
父亲说，我走不开呀。
我说，哪里走不开了？
父亲说，要种地呀，这些地不能荒掉吧？
我说，种地能值几个钱？我们家就两亩地吧？还有一些边角料，种不种也无所谓的，栽上核桃树，还不一个样。再好的年成，这些地满打满算，就收个一千多斤的麦子，一千多斤苞谷，再加上两千斤洋芋，全部算下来能值多少钱呢？抵不到我在外边半个月的工资吧？我在上海，还算穷人，人家富人的一辆车，抵得上你种两辈子的庄稼，一套房子恐怕你种十辈子，也比不上的。
父亲说，账能这么算吗？如果都这样算的话，这个世上还要我们农民干什么？没有一个农民种地了，世上的人吃什么？总不能直接啃钢筋水泥、灌玻璃碴子吧？
我说，现在是冬天，天寒地冻的，麦子已经下种了。这样吧，到开春了，再要薅草呀、点苞谷呀，你再回来也不迟吧？
父亲说，再说了，我跟你进城了，祖宗可以不管了，但是谁给你妈、你后妈，还有你哥这些死人上坟呢？你后妈尸骨未寒，头七也没过，不上坟，他们在阴间花什么？
父亲声音有一些潮湿，我能感觉得到，眼里已经含着泪水了。他说，按说，上坟啊，烧纸啊，磕头啊，都是你们这些晚辈应该尽孝的，如今你们晚辈一个个跑到山外了。逢年过节的，我们这帮老头子，大半截子埋到土里的人了，还要给自己的婆娘磕头，给儿子烧纸送灯，你们说说，这是啥世道呢？
我心软了。我说，那我过了后妈的头七再走吧？
我真正的假期后天就到期了，明天就必须出发才行。不误班车、不绕路的话，从镇上坐车，先到县城，再到西安，再从西安搭飞机，后天半夜才能赶回上海。说完话，我就给报社的领导打了电话，大意是后妈刚去世，父亲悲痛欲绝，我需要留在家里照看几天。领导很不高兴，半开玩笑地说，谁家没死过人呀，何况还是一个后妈，后妈基本不就是小三吗？如今十八大刚刚召开，全中国人都在落实中国梦、民族梦，你倒好，还要在家里给小三披麻戴孝。这样吧，就再准你三天吧。三天后再不回来，就算旷工吧。
父亲看到我接电话的表情，有点内疚地说，是不是请不下假？还是要以工作为重，旷工好像要被开除的，起码会被扣工钱的吧？
猪圈里的大肥猪，也许饿了，也许要归窝了，一边拱着猪槽，一边使劲地嚎叫着。父亲回到屋子提了半桶猪食喂了，然后坐到我身边说，想把这头猪喂到过年再杀掉的，如果我跟你去上海了，那它怎么办？父亲的意思，我听明白了，为了我不被开除，他还是愿意与我一起去上海的，目前最放不下的就是这头猪了。
我问，这头猪大概多重了？
父亲说，毛重有两百斤了吧？喂到年前的话，应该可以长到三百多了。
天已经黑透了，除了头顶的星星，整个塔尔坪已经没有一丝光亮了，四周的大山像是一道道高墙，围得整个村子都喘不过气来。父亲说，饿了吧？然后起身回屋子里，自己动手准备我爱吃的洋芋糊汤去了。厨房里很快就发出了锅碗瓢盆笨拙的撞击声。开始是刮洋芋皮的刨子，不时掉到了地上；后来是切洋芋的菜刀，也许是切到了手，哎哟了一下，停顿了好一会儿；搅糊汤时，又把锅盖掀翻了。
我趁机向村东头的李老伯家走去，他是我们村子里的杀猪匠。他听到我的意图后，说离过年还早，杀猪的家伙恐怕都生锈了。他一边说着，一边翻出杀猪刀、挂钩，刮猪毛的铁刨子，又搬出磨刀石，蘸上水一下下地磨起这些家伙。我离开的时候，已经听到了霍霍的磨刀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