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诗结尾所带入的场景与另一首俄国诗歌极为相似：“我们活着，感觉不到脚下的国家，/十步之外就听不到我们的话语，/而只要哪里有压低嗓音的谈话，/就让人联想到克里姆林宫的山民”（曼杰什坦姆《我们活着，感觉不到脚下的国家》）。在这两位诗人生活的年头里，讲出“牙齿松动的君王”和“克里姆林宫的山民”都需要付出极大的勇气，指向那个极端时代二律背反的核心。这首俄国诗歌的作者——曼杰什坦姆（Mandelstam）——是一位同样挣扎在极左而野蛮的文明年代里的伟大诗人，也正是因为这首诗，他被投入“文字狱”，押上了绝望的流放之途。无论是多多描绘的那块带给人民“一望无际的苦难”的“醉醺醺的土地”，还是曼杰什塔姆生活着却感受不到的那个“十步之外就听不到我们的话语”的“国家”，它们都在人类共同翘楚的“文明时代”里惊醒了满怀热爱的诗人们最初的梦幻，让他们发出与以往迥然不同的、异常痛苦的啼唤：“从那个迷信的时辰起/祖国，就被另一个父亲领走。”（多多《祝福》）
如果从作品中大量相近的题材和形象上来讲，多多可以被看作一位心忧土地的游吟诗人，这种永恒的情怀可以将他放置在中国诗歌史上的任何一个阶段里，因为他所瞩目的是全人类共同关注的文学母题：“农民，亲爱的/你知道农民吗/那些在太阳和命运照耀下/苦难的儿子们/在他们黑色的迷信的小屋里/慷慨地活过许多年”（多多《玛格丽和我的旅行》）。多多大多数的诗歌题材属于这一传统领域，即书写着自然景观以及农民在土地之上的命运，然而那种古典的宗教情怀已经被一种现代经验所取代，尤其是被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经验所取代，我们看到的是他对农耕生活状态的一番别样的表述：
歌声，省略了革命的血腥
八月像一张残忍的弓
恶毒的儿子走出农舍
携带着烟草和干燥的喉咙
（多多《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
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当一个民族从一种由来已久的生产方式上抬起头来，他们究竟看到了什么？马克思（Karl Marx）站在一个欧洲人的立场上，曾把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那种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农业耕作方式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且将它划归为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的最早形态，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它命名了那种最初的劳作形式。不论马克思的定义是否准确，“亚细亚生产方式”居然确凿无疑地在中国历史上盘踞过相当漫长的时间，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中国当下的国情的话，由于中国农民群体的文化惰性，这种生产方式甚至时至今日还在主宰着中国主要的农业劳作传统。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贡献过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观察，他认为：“每一种技艺或风俗的起源，都与我们获取生存资料的方式有关。”如果依照这一思路推断下去，那么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深切影响下，中国文化的表意传统中也一定存在着一种与之相匹配的“亚细亚抒情方式”，而由《诗经》——这部源点意义上的中国式抒情民族志——所开辟的那种“思无邪”的品质，正是为这种抒情方式所一贯秉承的衣钵。鲁迅先生简洁地概括了这种抒情方式的总体特征：“其民厚重，故虽直抒胸臆，犹能止乎礼义，忿而不戾，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虽诗歌，亦教训也。”在《诗经》中，尤其是那些耳熟能详的农事诗中，我们凭借着一个内化在中国人血液中的传统经验，可以明朗地领略到这种拿捏得恰到好处的“亚细亚抒情方式”。
在著名的诗篇《诗经·七月》中，那些一年到头辛勤劳作的农人们尽管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但每当迎来“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的时刻，他们依然会因为能在田间地头吃到老婆孩子送来的饭菜而感到“田畯至喜”，仿佛在抱怨艰苦生活的同时又在炫耀着这份情感上的满足；隐者陶渊明更是对农耕生活满心欢喜，写下：“秉耒欢实务，解颜劝农人”（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这样的句子，洋溢着安贫乐道的训教意味；更不用说，在“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李绅《悯农》）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样妇孺皆知的名句中，呈现出的那副中国农民站立在土地之上的悲情形象所传达的意味了。然而，上千年来，所有这些对哀苦和艰辛的记录并没有导致诗人情绪的泛滥，这些不安定的因素，被古已有之的传统诗教以及“亚细亚抒情方式”训练有素地控制在了一个封闭的模式内部，即化约在了乡土社会的情感结构之内，就像农业文明用土地将人民固定在一个地方那样，等待着那些情感中的负面因素在这个封闭的系统中自行消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