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延河》2012年第03期
栏目：延河讲坛
张光昕（1983—），男，吉林蛟河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各位，我们大家来到这里讨论诗人多多的创作，我认为是富有深意的举动。作为一个著名的朦胧诗诗人，甚至是最被低估的一个当代诗人，多多延续数十年的创作，不仅仅是属于他个人的一个征程，也是一个历史化的事业。为什么这样说呢？根据我的阅读体会和反复揣摩，在我个人看来，多多的诗歌不仅冲破了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局限性，也冲破了这种古老的富有民族心理暗示意义的文化样式的优越性，并将这种文化心态上的优越感击得粉碎，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他还发展出一种富有个人性的语法途径，经由它来重新组织和重新估量我们所谓的“民族化”和“世界化”等诗学课题的盲区。
由于这些考虑，那么今天我可能做的就会是一个相对较长的发言了。
我讲这些的目的不是要哗众取宠，而是想要通过现场发言这种比较贴近彼此生活的方式来讲一讲多多的诗歌创作的比较深层次的问题，我谈论的不是关于朦胧诗什么的历史位置，而是关于一个诗人的独特性，和与此相关的诗学面貌。
牧羊人心态与亚细亚抒情
14世纪初期，在法国奥克西坦尼南部一个叫做蒙塔尤的小山村里，一位名叫皮埃尔·莫里的牧羊人与他的同行发生过一次严肃的争论：“皮埃尔，别再过你那种苦日子了，卖掉你所有的羊吧！这些牲畜卖的钱可以供我们花费。我本人以后可以制作梳子。这样我们俩就能生活下去……”皮埃尔不假思索地反驳道：“不，我不想卖掉我的羊。我以前是牧民，只要我活着，今后永远做牧民。”这位看起来无家无业、平凡至极的单身汉，却是个比利牛斯山“无所不在的人”，一个“快乐的牧羊人”。他食粮宽裕，也不缺少情妇，在最大程度上享受自由带来的福祉，因此可以随心所欲地谈论着“命运”。在他的个人意识里，接受命运就是要保持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就是不脱离自己的环境和职业，而且要把自己的职业当作兴趣和生命力的源泉，而不应将它看作苦难和奴役的根源。
在皮埃尔·莫里这个贫穷的牧民口中，不经意流露出了一种极高的智慧，一种安之若素的生活逻辑。在康德（Immanuel Kant）哲学的注目下，我们发现，在这种朴素的、蒙塔尤式的“牧羊人心态”里面，存在着一条关于自由意志与自然法则之间的二律背反：皮埃尔既过着一种放浪形骸的游牧生活，又在另一种意义上遵循着自己命运的裁定。这看起来似乎很难在个人意识里获得统一，但在皮埃尔那里，却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逻辑难题：人靠土地获取食物，维持生命，最终还要化成灰土，成为土地的一部分。因而人最本质的情感是源于土地的，应该对土地对自己的赐予充满感激和悲悯。
“牧羊人心态”充满了自然天性，尽管它诞生于中世纪，然而却傲慢地拒斥了智识的围困，也悬置了神学的幻影，是普通人的生活史中一个可贵的例证，是少数聪明人的选择，也是不幸中的幸运。按照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的分类，即便这种超然恬淡的“牧羊人心态”多么符合人类的自然天性，多么富有生存的智慧，然而它毕竟只能归属于“野蛮时代”生活观中一个不起眼的异端。相对于“蒙昧时代”那些朝不保夕的、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猎人们来说，“野蛮时代”的牧民们的日子或许配得上“小康生活”了吧。然而这种围绕游牧和种植而展开的“小康生活”，同时也盛产了弱肉强食的逻辑，这是造就斗士、征服者和篡夺者的时代，也是人对人像狼一样的时代。个人和种族对生存和繁衍的强烈愿望，终于使得稳定的农业社会拔地而起，土地成为人类共同守望的基本家园和普适契约。“农业导致了所有权、政府和法律的诞生，也逐渐把苦难和犯罪带到人类生活中来。”一种进步力量产生的同时，其自身一定裹挟着对它的否定。在以农业为核心驱动力的“文明时代”里，统治集团聘请站在文明源头处的至圣先师们发明了一套规约人性的管理学，用以支撑“文明时代”的金字招牌，同时也在暗地里纵容着“野蛮时代”里的充满腥气的快乐嚎叫。以朱熹为例，这位老夫子一面在书斋里高声宣布“存天理、灭人欲”，一面在后房对自己的儿媳妇大施“人欲”。与“快乐的牧羊人”的情况相似，我们完全可以将朱子的事必躬亲，理解成一个诞生于“文明时代”的伟人心态中的二律背反。
中国当代诗人多多尤其善于发掘他所处的“文明时代”里俯仰皆是的“野蛮”图景，在他刚刚投入诗歌创作之时，年轻的诗人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大地上体验着一场由“文明时代”谋划的集体性癫狂：
醉醺醺的土地上
人民那粗糙的脸和呻吟着的手
人民的面前，是一望无际的苦难
马灯在风中摇曳
是熟睡的夜和醒着的眼睛
听得见牙齿松动的君王那有力的鼾声
（多多《无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