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老师来到我跟前，要我把纸条交出来。要是刘老师我绝不会交的，因为刘老师从不用皮鞋踢学生。可是这崔老师往跟前一站，我的腿都哆嗦起来了，那双锃亮的皮鞋就像闪了寒光的匕首向我逼来，我来不及犹豫就把纸条交了出来。我自知是对不起李文生的，但那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一瞬间连对不起都来不及想，一切都是那么突然地就发生了，我有什么办法？况且，我是一点没猜到李文生纸条的内容，他后来告诉我，他画的正巧是一张崔老师踢学生的图画，画旁边写了三个小字：崔暴君。
事情发展得很简单，崔老师看完纸条就罚李文生站在了教室后面，一站就是四节课，第四节将要下课的时候，李文生再也坚持不住了，不由自主地蹲了下去。这时候崔老师及时地向教室后面走去，狠狠的一脚，就把李文生踢得站了起来。
崔老师踢的是李文生的小腿，腿上只浅浅地青了一块儿，并不碍事，但骄傲的李文生从没受过这样的屈辱，他无力反击崔老师，就把一腔愤怒全部撒在了我身上。放学时他甩开我拒绝与我为伴，下午上学我去找他，他却一个人早早地走了，到了晚上，他把我的被子卷起来，要我立刻搬走，再也不准我在他家住下去。他说，从此咱们一刀两断，我再不会对一个叛徒好下去了。
那时老师经常给同学们讲革命故事，“叛徒”是最刺耳、最叫人鄙视的字眼儿了，李文生把我们的事情上升到了使用这种字眼的程度，我们友谊的前途就可想而知了。
我是又羞又愧，又伤心又绝望，没有办法，我只好以逃学对付这难过的日子。
大约只过了三四天的时间，就有同学来告诉我，李文生和崔老师和好了，两人还掰手腕、练摔跤，就像最好的朋友一样。我听了连连摇头，说李文生气成那样，怎么可能呢。那同学说，你要不信，就到学校看看。
还没待我去学校，李文生倒先找我来了，说崔老师让他来的，问我为什么这几天没去上学。他的愤怒果然已完全消失了，跟我说话笑眉笑眼的。他还问我，晚上还去不去他家住？
他这样子证实了同学的话的真实，不知为什么，我反而对他生出了些小视来，我看着他说，我这个叛徒，不值得你来找。他红了脸说，还记得那句气话呀。我说，不管怎样，我没有跟敌人同流合污。他说，你要是把崔老师当敌人，可就冤枉他了，崔老师人不错呢。
我没有再理他，崔老师也许不错，但问题在于，李文生怎么就这样快地认为崔老师不错了呢？
后来，我没有继续逃学，但也没有再恢复与李文生的好。李文生由于受到崔老师的宠爱，对我的疏远并不在意。有一天他的父母晚上去我家，问我和李文生是不是闹意见了？我说没有。他的父母说，没有就好，文生那小子狗脾气，不用跟他一般见识。
我笑着点了点头，心里却忽然疼痛得厉害。就像一件珍贵的东西好好的就没了，寻都无从再寻起。
这一天吃过晚饭，我独自躲在里间开始看一本大书。那时候“大书”是小孩子对小说的一种说法，通常小孩子是看小人书的，没哪个孩子能读下来一本厚厚的小说。可是我能。我已经在上四年级，四年级已经有正式的作文课，由于看大书我的作文在班里总是名列前茅，我深深以能看大书而自豪。
书的名字叫《林海雪原》，是我的同桌借给我的，条件是看一本书代他写一篇作文。他的哥哥正上中学，书是他哥哥从同学那儿借来的，他便同他的哥哥好说歹说借我两天。也不知有多少人看过了，头尾都少了几页，所有的书角都卷了起来，《林海雪原》四个字是钢笔写的，歪歪扭扭地写在第一页其实是第三页上。这已经是他借给我的第三本大书了，明天已经到了还的期限，我必须今天晚上看完它，明天上作文课的时候连同作文一块儿给他。
妹妹钟燕来过屋里两趟，看我不理她就把父亲给她的烟盒撕碎，将纸屑撒在我的头上。我就带着满头的纸屑继续看书，头抬也不抬。她没办法，只好上外间找父亲去了。我听到她对父亲说：哥哥不准我进他的房间。父亲正跟闲坐的人们叙说着一件车祸，好像没听见她说什么或者听见了没理她，叙说仍继续着。我便又埋进了《林海雪原》。
自从开始看大书后，与外面一分为二的愿望就愈来愈强烈着，我变得更加不爱说话了，一说话就觉得对不起书里那些人物了似的，那些人物别管好人坏人，与自己总是有亲近感的，不像书外面的人，就是亲近到一个锅里吃饭也是疏远的，因为他们永远不懂得我在想什么，同时我也休想弄懂他们在想什么。
因此，关于当时的四清运动，关于父亲讲的车祸什么的，于我是遥远而又陌生的，在大人们讲着这些的时候，我脑子里涌现的却是林道静、卢嘉川、白茹、少剑波……我把自己想象成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然后就任意编织他们的会面和对话。每编织一次，我都像重新活过了一回，内心里充满了说不出的感动和激情。我乐此不疲地重复着这美妙的编织，愈是重复，就愈懒得面对周围的熟悉和不熟悉的面孔，特别是来我们家闲坐的人随意地吐痰、放屁的时候，我就使劲去想白茹披散了头发给少剑波看时的情景，我想，白茹和少剑波肯定是不吐痰不放屁的。
我觉得又有人走了进来，我背过身，面朝了墙壁，依旧捧了书看。
我的头痒痒的，显然有手指在触动我的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