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文学》2017年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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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关于母亲与父亲的故事。他教会母亲唱歌跳舞,教会母亲快乐生活,母亲却在批斗他的大会上,给了他致命的一脚,让他对生活彻底死了心。现在年老丧夫的母亲又想嫁给他,却惹来全家人的反对……
我母亲要找老伴这话一年前就听说了,这是谣言,不可信的。小地方的人就是舌头长,一天到晚无中生有,乱嚼舌根。镇子里以前还有人说我在广州当小姐,有人亲眼看见的,说坐台费一个小时三百元。天地良心,广州在哪方我至今都不清楚。而且也太抬举我,一个小时三百元,就我这姿色,不是寻死吗?可是嘴长在别人身上,我又能怎么样呢?但今天小姑打电话也说我母亲要往前走一步。我说,不可能,不可能。但是小姑的语气不容置疑,再说小姑是什么人,有必要造她亲嫂嫂的谣吗?在我说第三遍不可能的时候,其实我已经相信这是真的了。
记得当初父亲死后,母亲捶胸顿足,发丧时头直往墙上撞,恨不得随父亲一起去,亏得身边人眼疾手快拦住了。大半年里,每跟人说起父亲便言语哽咽、双眼落泪。父亲三周年过后,我曾试探性地问过母亲可有再找个老伴的想法。话一出口,母亲两只眼睛刀一样横了过来,恶狠狠地说,你再说这种话,小心我用鞋底板抽你。又说,你若嫌我是个包袱,不想养我,要把我往外推,那我宁可讨米,也不指望你。由此我便知道了母亲的心志,她是要从一而终的。
我们家的女人好像都是寡妇命,也都有守贞节的气性。我太祖母三十五岁太祖父走了,太祖母一人拉扯六个孩子长大成人;我祖母四十岁时祖父去世,那时国家处在亢奋年代,“大跃进”赶超苏美,农村里搞集体挣工分过日子,祖父没了就等于家里天塌了,可是天塌了我祖母也没有另找男人,她守着三个半大孩子以野菜树皮和糠面混在粥里,也把日子过过来了。现在轮到了母亲,她四十七岁的时候,父亲身患绝症,拖了三年就向这人世道了别。她便成了我们家又一代寡妇。
我问小姑那个男的是谁?小姑哼了下鼻子说,你妈不说,多问一句脸上就跟撑了篾一样,绷着。母亲的态度令我不快,她是出于保护对方才不说的,还没踏出高家门呢,胳膊肘就朝外拐了。我心里一阵毛焦火燥。母亲的性格脾气一向温软,知进退又善忍,但遇到事情,她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浑身都是硬骨头。
虽然到了年终总结的忙月里,但娘要嫁人是件大事,我只得厚着脸皮孙子似的向老板磨了两天假。车程原本只有四个小时,但路上堵车用去两个小时。到县城,天已黑了。隔着车窗看满城灯火,记忆中的许多街道和房子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开的门面和超市,县城里还新添了电影院、商业街和国际酒店,重新选址修建的县委县政府如泰山般巍峨,让人望而生畏不敢靠近。县城变了,变得我都不认得了。这种陌生令我羞愧,这些年我确实很少回家了,父亲去世后,母亲便没有了经济来源,为了更好地赡养母亲,不使她在钱上感到拮据,我在工作之余不停地接私活。每次节假日前母亲打电话来问我回不回,我便总以事情多、忙来推托。母亲每次都是“哦”一声就不再说话。电话里的沉默让我感知了她的失望,这让我烦躁。我觉得母亲总是在情感上绑架我。但现在,我真的觉得我就像个骗子、无赖。
到家才9点,左邻右舍灯火通明,人声喧闹,独母亲的屋里黑咕隆咚的。母亲一直都有早睡的习惯,父亲走后,母亲睡得更早了。问母亲,她总说,我一个人又没什么等的盼的,早点睡,一觉睡醒,一天就过完了。我说,人活着又不是挨日子。母亲说,活着可不就是挨日子么?母亲这种对生命的消极态度也让我恼火。但临到家时我忽然体会到母亲的孤独,一个人每天没有等的盼的是多么悲伤。那些亮着灯的人家不是在等孩子就是在等爱人,一家人等齐了便收门关灯睡觉。十三年前母亲过的也是这样的日子,那时母亲从来不觉得人活着是在挨日子。
我举手敲门,蓦地感到心酸。
谁?母亲在里面问。因为母亲的手机处在无法接通的状态,我这趟回家她是不知道的。我说,是我。
是洁儿吗?今天怎么有空回来了?母亲说着就把门打开了。
见到我,没有流露出多少欢喜来。这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以前如果我这样回来,母亲定是喜出望外,她会一把搂住我亲热一番,然后进厨房做吃的,做吃的还要哼着小曲儿。现在母亲还是像以前一样下厨做吃的,但她一脸的淡然,让我觉得她锅里煎的不是鸡蛋而是我。
半晌后,母亲将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端到我面前,说,你吃完就放桌上别管,我先去睡了。
她不坐在一旁看着我吃,这又与往日不同。我内心愈加伤痛,我为我这一年来没有回来看望她感到愧疚,但也为母亲这样待我感到气不平,我再不孝,每月两千元的赡养费却是分厘不差,为了母亲用钱宽展,我经常是熬通宵赚外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