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进屋里，锁上门。在阿巴丹，人们白天里是不锁门的，我也只是难得在我想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把钥匙在锁孔里转一圈。我曾经几次问自己：“锁门和独处有什么关系？”每一次我只能回答：“我不知道。”
我靠着门，闭上双眼。在经历了屋外的炎热和刺眼的光线以及孩子们的吵闹之后，凉爽、安静和阴凉的房间是多么惬意宁静，只有空调发出的单调的呜呜声和奥尔图什留在走廊里的古龙水的味道。我好想喝杯咖啡。
我看了一眼厨房墙上的钟，还不到十点。再过半个小时，母亲和爱丽丝一定会出现。我想：“我等她们来了一起喝咖啡吧。”于是，我从冰箱里拿出一包烟。我不知道从哪里听说过，把香烟放到冰箱里会保存得更久些。
我抽烟不多，只是喜欢偶尔在家里没人的时候坐在绿色皮沙发里，头枕着靠背，抽上一根，想想事情。在这些珍贵的独处时刻，我努力不去想那些生活琐碎，比如晚饭，阿尔明不爱学习，奥尔图什的冷淡和健忘。
我总是会回忆那些难以忘怀的往事——我们在德黑兰的家，那里有个小小的院子、大房间以及长长的即使在白天也很阴暗的走廊。我会想起父亲。他每天中午回到家，洗完手和脸，就会在桌边坐下，无论母亲煮了什么菜，都吃得津津有味，同时耐心地倾听母亲唠叨那些白天发生的芝麻绿豆大小的事情：从当天买来的生西瓜到黄豆涨价，以及我和爱丽丝每天永不停歇的争吵。父亲低声说着什么我们听不清，即使听见了也记不住。之后，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感谢母亲的午饭，然后穿过昏暗的走廊，走向走廊尽头的私人房间。那是一个挂着咖啡色天鹅绒窗帘的小房间，咖啡色的天鹅绒窗帘总是拉上，小房间里堆满了物品，母亲总是抱怨：“你为什么要留着这些垃圾？”
在父亲去世后的第四十天，我同母亲以及爱丽丝走进父亲的房间，母亲哭着说道：“天知道他为什么留着这些垃圾。”直达天花板的架子上放满了书，各种剪报和杂志，完成了一半的表格，一些我、母亲和爱丽丝都不认识的人写的信，以及一些我们从没有见过的父亲年轻时的朋友的合影。爱丽丝噘着嘴，母亲哭泣着：“这么多年了，他为什么留着这些垃圾啊？”我翻开又合上一本本书，逐个翻看那些停止工作的腕表，想起母亲总是抱怨父亲的食言。我看到旧鞋盒里有一些生锈的剃须刀片，木壁橱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空古龙水玻璃瓶。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总是留着浓密的胡须，而且从来没有擦过古龙水。
在走廊尽头的这个小房间里，爱丽丝没有找到对她有任何收藏价值的东西。我拿走了书。母亲擦干了眼泪，拉开咖啡色天鹅绒的窗帘，扔走了所有的物品。走廊尽头的小房间空了，母亲仿佛完成了她的根本任务，终于可以安下心来为父亲哀悼起来。她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如果上帝宽恕你们，父亲还活着的话……”
渐渐地，我们就忘了，如果父亲还活着，生活也就是那样按部就班：父亲读书，填表格，吃油腻的饭菜，任何事情都不显露自己的想法，即使说了出来，我们也不会听，或者听见了也不会记下来，而我们的生活仍旧继续着。我随奥尔图什来到阿巴丹，养大了孩子们。爱丽丝在英国待了几年，表面上是去读护理专业，实际上心里一直指望找一个英国丈夫。母亲每天擦洗两遍厨房地板，私下里瞧不起那些把没洗的哈密瓜和西瓜直接放到冰箱里去的女人们，每天都要找些事由念叨念叨。
我的头靠着绿色沙发靠背，脑海里浮现出西蒙尼扬一家人。儿子优雅的双手，母亲和艾米莉缝制了串珠的鞋子。可是，艾米莉至今还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我暗自猜想，艾米莉的母亲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啊？母亲说过：“她疯了，被送到了纳玛盖尔德。”我去纳玛盖尔德的那个夏天是几岁？八岁？十一岁？也许和双胞胎现在的年龄相仿。
我听到院子里铁门的吱呀声，从窗口探头看去，母亲和爱丽丝到了。我的妹妹穿着宽大的黄色衣服，在树木和黄杨树之间，在强烈的阳光下，就好像一朵大大的向日葵，而瘦弱的母亲穿着黑色衣服，酷似一片干木片。阿尔明总是说：“爱丽丝姨妈和外婆在一起走路，就好像劳莱和哈台[10]。”我的妹妹手上拿着一个大大的硬纸盒。不用看我就知道是什么。每周五，去“那格尔”糖果店购买新鲜的奶油面包对于爱丽丝来说比周日去基督教堂还要来得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