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总是恶语相向。孙旺喜要稍许木讷一些，但真要吵起来，也会不遗余力。昨天，刚吃过晚饭，两人就开始吵。起因仍然是孙梅花。孙梅花是在家里吃的饭。她洗完澡，把脏衣服扔在卫生间里，就坐在沙发上等。沙发也是她夜间的床。她那神态就是在等人。孙旺喜想她就不能把自己的衣服给洗了吗？但是他没说出口。他很清楚就算他说了孙梅花也不会洗。孙梅花一定会把头一甩，说我有事。不大会儿，嘀的一声开来了辆黑色轿车。孙梅花拎起小包，头也不回地走了。
你看看，孙旺喜说，她现在和一只鸡有什么区别？随便哪个人一叫唤，她就跟着走。看她那样子，说不定别人不唤她，她也会去唤别人呢。
你不能这么说，人家可是有身份的人。没见他还开着车嘛。
身份？哼哼！你还在跟我说身份？身份管什么用？你得面对现实。当初孙梅花嫁给贾福建时，你不是还看不上人家吗？你说人家矮小丑陋，又没出息。结果怎么样？过了几年？你女儿就给退回来了。离婚？那是说得好听点。实际上是她被贾福建给甩啦。是的，甩啦。
孙旺喜尽拣恶毒的话说。要击中刘金月的要害，就得不停地击打她的软肋。
那又怎样呢？孙梅花还不是活得好好的。作为女人，她仍然鲜嫩，漂亮。而且她还健康，不像她母亲一样。贾福建呢，也还是那么丑陋，前途无望。他能和孙梅花比吗？你是不是在幸灾乐祸想看笑话？你就接着往下看吧，好戏还在后头。孙梅花不愁找不着男人。
刘金月哪来的这份自信呢？没有任何东西能真正打垮她。她好像已经从孙梅花离婚的阴云中走出来了。如同她身上的癌细胞，它们也奈何不了她。
她哪会找不着男人？她的男人可多着呢。
你不要老说这个。孙梅花还可以选择。不要认为她离婚了就是垃圾。男人也是可以比较的。不比较哪能看出好坏来？我们母女俩都一样，错就错在一开始就出师不利。我们生平头一遭就碰上了劣质男人。我是搭进去了。孙梅花还有机会，她还可以改。
那是她的事，我管不了。我就不想她住在我家里。
你家里？那我是谁？
她住在这儿，我特别难受。一见着她，我这心里就憋闷得慌。她是谁啊？我身上的这些子血管啊经脉啊什么的，好像全都乱套啦。既然有那么多男人，让她重新找一个嫁了不好吗？
这才是真话。你不就是这意思？你要赶她走。你直说啊。
见到她本人，或是她虽不在家，但突然听到电话铃声，我都会神经紧张。我身上的东西一下子就会给弄得乱糟糟的。那些东西我也说不出名目，它们和原来不一样，就像位置上有变化。我想，这样下去，你们早晚会把我搞疯的。
你这话说过不止一回两回了。
你还记得以前村西头的王余林吗？那个疯老头。他就是被自己家里人给搞疯的。很多人都是家里人搞疯的。王余林疯了以后总是拿锄头挖厨房里的灶。
只要我不死，孙梅花一天没再嫁，我就绝不会让她走。
这样！我可怎么活啊？
你赶不走她的，刘金月坚决地说。
这一次争吵持续了几个小时，从晚饭后一直到将近十点钟的样子。他们之间的争吵断断续续，声音也不是太高。从外面听上去就像是在交谈，而不是吵嘴。这说明他们的争吵太多了。争吵变成了日常生活，成了一种固有的“常态”。所以他们都不在声音的高低上做文章，而是尽量在平缓的语调中说出一些够狠的话来。当然，争吵也不会影响到他们做别的事情。孙旺喜就在这间隙中洗完了衣服，也收拾完了家务。做完了这些，他就在屋子里转圈。他背着手，在皮箱，蛇皮袋子，塑料盆和沙发间穿来穿去。他仰着头，屋顶的天花板上布满水迹。那是从楼上渗下来的。
刘金月在看电视。李永刚的电话正是这时候打来的。孙旺喜以为又是找孙梅花的，他厌恶地挥了挥手，鼻子里哧了一声。可是，根据刘金月接电话的神态，他发现这回猜错了。那电话恰恰是刘金月的。因为她突然间坐得笔直，就像电话那端的人也能看见她。孙旺喜为了表明他不愿意偷听电话，故意上了一趟卫生间。他独自一人在里面呆了很久。
还记得明天的事吗？李永刚说。
明天的事？
电视台的人来录像啊，他们主要拍的就是你。
上不上电视我无所谓。刘金月看着电视里晃动着的小小人影。那些人影正在屏幕里扭秧歌。我去冬泳不是为了上电视，而是想多活几年。
又说这，李永刚说，不要老想这种事。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再好好的，我也是个癌症病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它是一根绳子，勒在我的脖子上。它随时都可以稍一使劲，就把我给勒过去。
忘掉它。
那是假的。表面上，我跟别人也这么说，说我早就忘了。可跟你，我要说真话。我忘不了。它和我的身体不能分割。我想活着。可死亡一直在我眼前晃。
说到这里，刘金月有点想哭一场。每次和李永刚说话，她都会有意识地强调死啊癌症啊这些字眼，她这么说是为了勾起李永刚的同情，让他为她难受。尽管她心里想的是另一回事，她也会翻来覆去地说这几句话。她的目的确实达到了，李永刚一听这些话就会紧张，他甚至不知道怎么安慰她。而今天，刘金月自己也特别不舒服。她觉得委屈，屈辱。
早晨我就见你情绪不太好，没什么热情。我很为你担心，你要保重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