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镇是在我梦里出现得最多的。一个人想抛弃自己小时候的生活，还真难。每当我无所事事时，我小时候的生活和我小时候的朋友就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眼前放映着。然而岁月如梭，一不留神就四十四岁了，可自己至今也没什么建树，仅仅只是混了个百无一用的教授。我小时候想当科学家，或想做爱迪生，当个发明家。发明比电灯更好的东西。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只是一名教育学教授，学的知识是一些泛泛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夸美纽斯，捷克的教育家，奠定了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学的基础。他是中世纪的人物，写了本《大教学论》，阐述了以班级为教学单位的教育制度。德国的赫尔巴特，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学、传统教育论的代表人物，他写的《普通教育学》，使教育学正式成为了一门学科，在大学进行授课。蔡元培，中国的教育家，是德智体和美育的倡导者，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教育。陶行知，生活及教育，主张在生活中进行学习，在劳动中掌握知识。卢梭，十八世纪的教育家，《爱弥尔》，一本半理论半小说方面的书，反对封建的传统教育观念，主张老师把学生带到大自然中学习，使少年儿童的兴趣和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带点自由主义性质的教育。杜威受卢梭的影响较深，著了本《民本主义与教育》，当时被别人尊称为教育学的圣经，此书强调读书要学以致用，学的知识要为社会服务。同时也像卢梭一样主张于教学中尊重儿童的权益，反对老师的绝对权威，要以儿童的兴趣为中心，老师围绕学生转。这都是一种泛泛的东西，即便有深度，也只是一种理论的深度，仍然是泛泛的深度。这就是我学的教育学，让我知道了一些这样的死人。要想在教育上有什么建树，还真的难。我无所事事，只是在家里练练毛笔字，写几篇抄袭别人观点的论文骗骗大家而已，说穿了是骗学校领导，因为学校领导需要老师们写论文，需要老师们卖弄已掌握的知识。其实那点知识不过是点狗屁，只是大家心照不宣罢了。
大学里，大家都装腔作势，仿佛都在做学问，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自欺欺人。我承认有专心做学问的人，但这样的人真是凤毛麟角。几乎都是混日子，因为世界上平庸之辈确实多于有德行有智慧的人。我是一名庸碌之辈，仅仅只是知道一些东西而已，正如王朔说的是“知道分子”。知道分子是很容易做到的，多读几本书就知道了。读书是把别人的智慧接纳过来，从而使你在授课或交谈中有话可说。假如你不读书，你于授课中就无话可说，学生就没兴趣听你讲课，所以当教师只不过是把别人的智慧进行归纳和介绍罢了。我还算好的，还看书，还经常上新华书店买书看，还在想怎样把课上得生动有趣。我的有些同事，根本就不看书了，以喝酒、聊天、下棋或打牌为乐，知识结构已严重老化了，授课干巴巴的，让学生听了打瞌睡。我想写一本书，关于教学方面的书，出版社答应给我出，但要我出钱，因为现在有关理论学科方面的书没人看，这本书写到一半我又没信心了，因为我觉得没劲。如今民众素质很差，只读金庸、梁羽生之类的武侠小说和琼瑶之类的言情小说，喜欢《笑傲江湖》和云游四方的侠客，喜欢肤浅的三角恋爱和眼泪，至于理论书，他们是不肯掏钱买的。这就是中国的大部分民众，让人悲观的民众。
假如黄小民是生长在北京或上海，也许他现在是一名了不起的画家了。他其实很有才华，色彩感觉很好，画画也具有想像力，但是他窝在黄家镇，他的才华就被浪费了。黄家镇人又怎能欣赏他的才华呢？那种低俗的眼光又怎么可能认识他？那种眼光只认识钱和权。小民是有才华的，他有一双色彩感觉一流的眼睛。他画的画古朴、宁静，有意味，有想像力。他曾经把他画的油画《守望和谐》——我替他的画取的名，送到省里，希望那幅油画能参加六届全国美展。但他在省里不认识一个人，那些评委都没投他的票。然而《守望和谐》摆在众多的画中，无疑是鹤立鸡群，让人流连忘返的。许多画家都滞留在这幅画前，赞叹这幅画有米勒的智慧，女人的臀部、腿、衣物和侧面脸，还有狗和草地及河流都画得非常美。那是一种幽怨和深情的美，那是对母亲和对大地的爱。那幅油画被省博物馆出三千元买下收藏了，但我怀疑不是省博物馆收藏，而是省博物馆的某个人买下了它。我曾劝小民画一批画，到省城举办个人画展，但小民没按我的意思做。他说他首先要解决吃饭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才能想下一个问题。为此他毫不吝啬自己的才华地画着行画，用调色油沾上一点点油画颜料画肖像，或临摹一些风景画，一百两百元一幅，根据画面的尺寸来计算。其实他是在浪费自己的才华。可惜了。
镇上的空气很好，太阳白白地照在墙上。我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太阳和天空，让我感叹的是我一下子就四十四岁了。忽然有一个名叫杜明的姑娘在我眼里晃动，同时一个水泥砌的舞台在我脑海里旋转。那是常德师范专科学校的礼堂，杜明就站在水泥舞台上独唱《鸽子，飞吧》那首歌。她的脸蛋从时间隧道里溜出来，是那么俊俏那么青春。杜明是在我记忆中储存时间最长的女孩。很多女生都被我忘记了，唯独她始终在我记忆的峡谷里飘荡，像云又像雾。杜明是我教的第一批大学生。当时我二十四岁，她十八岁，一个刚刚迈进大学门槛的女高中生。她的脸蛋长得像电影演员陈冲。七十年代末，我在大学的操场上看了电影《小花》，没想两年后，另一个小花却出现在我的教室里。小花，这是我对她的第一反应。你叫什么名字？我在课间曾问我眼里的小花。小花说：我叫杜明。我瞧着她，她的脸蛋很白，一双眼睛极明媚，像春天里沐浴着阳光的花木。我说：你看过《小花》那部电影吗？杜明点点头：他们都说我像陈冲。我说：是很像。她笑了笑，马老师很喜欢陈冲吗？我说：也谈不上很喜欢。你是哪里人？杜明说：常德人。我看她的衣着和脸相，是城市人模样，便说：住在常德市吧？她说：我是常德市一中毕业的。我觉得她真可爱，就进一步问她：你爸爸妈妈干什么工作？杜明说：我爸爸在市政府工作，妈妈是小学教师。我们是一边走一边说话，后来在一条岔路上分手了，分手时她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让我回忆。若干年过去了，那个侧过脸来看我一眼的眼神还嵌在我脑壁上。那双眼眸黑黑的，目光很清澈。如果你没见过丛林中的溪水，你就想像不出她的目光，见过，你就能想像出那种味道。
那时我已有了未婚妻，她是长沙市人，高干子女，她父亲是某厅厅长。她长得不漂亮也不丑，我没主动爱她，是她追我。她约我上她家玩，她家里有很多书，文学、哲学、美学等等，真让我目不暇接。小仲马的《茶花女》、雨果的《悲惨世界》、司汤达的《红与黑》和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叔本华的《爱与生的苦恼》、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等等，都是她借给我看的。那时她经常给我写信，一个星期两封，热恋着我，希望我尽快回到她身边。
我在常德师专只工作了一个学期，假如再呆一个学期，我就很有可能移情别恋，因为我每天都想看见那张俊俏的桃子脸蛋。我曾经于那年十二月的某个星期天到过她家，是特意去的。我记得那天落雪了，落鹅毛大雪，把常德市落了个雪白。公共汽车为了防滑，在轮胎上捆了铁链，于是你走在街上，当公共汽车驶过时，总能听见铁链的声音。常德市在我印象中不大，从师专到市政府也就几里路。我那天很无聊，散步似地向政府走去。我记得她说她父亲是政府干部，我就理所当然地想她应该是住在市政府的宿舍里。当我走进市政府的住宅区时，碰见了她，她骑着一辆单车从我对面驶过，她叫了我一声：马老师。我看见是她，很高兴。是你？我抑制着内心的激动，怎么会碰见你呢？她也说：马老师怎么来了？我说：我来找一个人。她问我：找谁？我说：你不认识的。她说：我不认识，我爸爸肯定认识。要我替你找吗马老师？我说：你家住在这里？她说：嗯。她又说：是不是到我家去喝杯茶马老师？我当然去了。
她家住两室一厅。我走进她家时，她爸爸正蹲在厨房里破一条大鲤鱼；她妈坐在沙发上打毛衣。爸、妈，这是我们学校的马老师。她向她父母介绍我说。她母亲站了起来，她父亲也站了起来，父亲的手上沾满了鱼鳞和鱼血。父亲去洗了手，走拢来，坐到沙发上与我说话。她也坐在对面与我说话。她的脸红喷喷的，头发有些乱，是北风吹的。她穿着天蓝色太空棉袄，下面一条牛仔裤，脚上一双棉皮鞋。那天我在她家坐了很久，她父母留我吃晚饭。我看杜明一眼，她也说：就在我家吃晚饭吧马老师。我留下了。我真希望自己永远留下来，永远与她相守。
就在我很矛盾和有所渴望的犹犹豫豫的那些日子里，我老婆通过她父亲的关系，把我调到了我现在工作的B大学。那年十月里的一天，我和我老婆匆匆结婚了，仿佛是为了感激她对我的关心和爱，我毅然娶了她。结了婚，我才发现我的爱情根本不在她身上。我的爱情始终在常德，在那个名叫杜明的姑娘身上。假如我老婆当年不通过她父亲的关系把我调到B大学，也许我现在仍在常德师专教书，也许我在从事另一种工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会跟杜明结婚。
电话响了。母亲告诉我是找我的。我拿起话筒，是李作家打来的。老李问我跟黄小民打电话没有。我说我晚上准备上他那里去坐坐，聊聊天。老李说，那我们一起去。我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