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来到列宁格勒后，先挨个召见了当时在斯莫尔尼宫参加州委会的人员，问他们对基洛夫遇害一事都知道点什么，这些人都是久经宦海沉浮的机灵鬼，早看出情形有些不对头，为避免惹火烧身，均摇头说对此事一无所知。只有一个入提到现场没有看到基洛夫的警卫员，而他们本该在场的。斯大林对他们的回答很满意，一颗悬着的心稍稍放了下来。随后他亲自审问了尼古拉耶夫，他问尼古拉耶夫为何要杀害基洛夫。尼古拉耶夫“大义凛然”地说，他跟基洛夫无怨无仇，并不是朝基洛夫开的枪，而是朝党开的枪。斯大林问他哪儿来的枪械。要知道斯大林制度下的苏联，对枪械控制十分严格，一般人是弄不到枪械的。
尼古拉耶夫听了他的话，冷笑着让他去问扎波罗热茨。斯大林见他竟搬出扎波罗热茨来，不免心下发虚，不知他到底掌握了多少情况，于是不敢再问下去，生怕问出一堆狗屎来，无法脱身。他令人将尼古拉耶夫带下去，随后召见了扎波罗热茨。扎波罗热茨给领袖干了这么件大事，以为就算没有什么奖励，怎么也该得到领袖几句好话吧，所以春风得意地来到领袖面前。谁知领袖一见面，就劈头盖脑将他骂了个狗血喷头。扎波罗热茨顿时就蔫了。其后的一些日子，他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领袖会如何处理自己。
按斯大林的命令，基洛夫的遗体被运到莫斯科，斯大林给了他极高的评价，并为他举行了隆重国葬。许多送灵的群众洒下了悲痛的泪水。
斯大林本拟公审尼古拉耶夫，让尼古拉耶夫按他的意思，在法庭上当众供出杀害基洛夫的幕后主使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它一千反对派的。不料尼古拉耶夫就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他见状不敢造次了，害怕万一尼古拉耶夫在法庭上当众讲出真相，会使自己一手导演的闹剧无法收场。
但是，作为苏共政治局委员、党在列宁格勒的头号领导人，基洛夫是受到严格保护的，以尼古拉耶夫，一人之力，一个被开除党籍走投无路的流氓，显然是不可能有机会接近他并且杀害他的。因此社会上对基洛夫的死因出现了许多猜测，流言蜚语像污水一样四处横流。
这些议论传到斯大林耳朵里，使他感到很紧张，匆匆指示亚戈达宣布杀害基洛夫的是一群从国外潜进苏联内的白卫分子，尼古拉耶夫只不过是他们的工具而已。这条消息上了报。几天之后，报上又宣布，组织杀害基洛夫的白卫分子一共一百零四名以及直接行凶者尼古拉耶夫已全部被处决。不久，人们从报纸上又得知，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副局长扎波罗热茨和局长梅德韦季由于失职，分别被判处了二年至三年的徒刑。但报纸上没有说，对这两人的判决并未实际执行，他们被另行安排工作，调到西伯利亚去了。
现在看来，这两个人真够幸运的，尤其是扎波罗热茨，大概此时斯大林尚未杀红眼，竟然破例大发了一回慈悲，饶了他们一命。检查斯大林的历史，让掌握着自己重大秘密的知情者活着离去，这可是绝无仅有的事。
与此同时，在斯莫尔尼宫喊基洛夫从会议厅出来听电话的鲍里索夫以及介绍扎波罗夫与尼古拉耶夫认识的人也都遭到了处决，处决是秘密进行的，人不知鬼不觉，他们死得无声无息。
杀的杀了，流放的流放了，斯大林这才吁了一口气，心境慢慢平静下来。
危险甫过，一箭双雕的想法又忍不住浮上他的心头，并越来越使他觉得心痒难搔。
其后不久，苏联报纸上出现了一种说法，说杀害基洛夫的阴谋是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指使下进行的。斯大林随即组织了一个秘密军事法庭，着手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进行审判。但是直到此时，仍没有一个人意识到，他们的领袖正在变成一个令人即使梦中见到也会忍不住打上一个哆嗦的嗜血恶魔。老布尔什维克们纷纷遭到逮捕。
基洛夫的遇害，使斯大林有了一个对政敌进行清洗的理由，但仅有这一个理由显然还不够，因为他要清洗的人有一大批，而一个谋杀案，即便是谋杀像基洛夫这样的大人物，也是用不着那么多人来策划的，而且既是见不得天日的谋杀，知情者当然越少越好。这是常识。
这样他就需要寻找另外一个理由，一个足以使他即将开展的清洗听上去那么名正言顺的理由。而最方便的理由，莫过于“制造”出一个“反党集团”和一个“反革命地下组织”。这样，就可以将他的所有政敌一网打尽。
在这方面，斯大林是个行家里手，驾轻就熟。他一下就想到了托洛茨基，和以往一样，每当他需要一个“敌人”，而这个“敌人”一时半会又找不到的时候，他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托洛茨墓。从这方面来说，他心里应该是很感谢托洛茨基的，因为托洛茨基省了他许多事，使许多本来挺复杂的事情变得异常简单。
在苏联揭露出一个“反党集团”和“反革命地下组织”的消息上了报纸，说，这个“反党集团”和“反革命地下组织”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就是目前流亡国外的托洛茨基。杀害基洛夫的阴谋就是由“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手策划的。
托洛茨基是个老布尔什维克，在苏共历史上，他的资历几乎与列宁的资历一样老。他曾参加过——九O五、一九一七年两次革命的领导工作，在苏共党内享有崇高威望。一九二一年列宁逝世后，他成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有力争夺者，当然，同时也就成了时任苏党中央总书记的斯大林的眼中钉肉中刺，而且斯大林还有一个极不利的条件，就是列宁在遗嘱中曾公开嘱咐同志们把他从党中央总书记位置上拉下来（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卷），而托洛茨基却受到了他的热情赞扬。可以说，托洛茨基一日不除，斯大林便一日不安。托洛茨墓先是遭到了逮捕，被流放于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九二四年被驱逐出境。
一旦确定了行动计划，斯大林反而沉下气来了。他有条不紊地做好了大清洗的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包括组织上的和法律上的。以前他曾进行过几次清党，——九三五年他再次组织清党，借口更换党证，但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的党证交上去后就没再发下来过，斯大林就这样将他们赶出了党内。随后，他解散和取缔了老布尔什维克协会、政治苦役犯和流刑移民协会以及一切他看不顺眼的群众组织，许多老布尔什维克遭到逮捕和判刑，并在后面的大清洗中遭到曙杀。那些早在秘密警察监控下的有不良倾向的共青团员也纷纷遭到了逮捕，有好几千人被送人了设在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集中营，另外，还有几万名青年男女，由于被怀疑不忠，也一一被从中心城市驱逐出去，遣送到荒凉边陲“建设社会主义新乐园”。
一九三五年苏联政府颁布了一部世界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法律条文，其中有条规定是，十二岁以上儿童对于所犯各种罪行，应负与成年人相同的责任，直至被判处死刑。这部法律颁布后，在世界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苏联因此受到世界舆论的强烈抨击，被指责为不人道。斯大林制定这部法律条例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对付那些冥顽不化的老布尔什维克，但当时人们并未意识到这点，直到数年之后，人们才逐渐看清了他制订这部法律的真实目的。后来的事实一再验证了斯大林的先见之明，“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对亲人可能遭受迫害的恐惧，成为瓦解老布尔什维克精神武装的最有力武器，其作用远远超过了任何刑罚。难怪有入讥讽地说，在搞迫害方面，斯大林是个天才。
为了塞住世人的悠悠之口，斯大林指示假戏真做，亚戈达奉命找来三个人作为苏国内的反党集团和反革命地下组织与他们远在国外的领导入托洛茨基之间的联络人，或者说信使，在法庭上对被告们进行指控。这三个人分别叫戈尔茨曼，皮达可夫和罗姆。这三个人都是从被告中挑出来的，他们从亚戈达那里得到许诺，只要他们听活，他将保证他们性命无忧。
为了保全性命，这三个人果然都很听话，分别在法庭上对其余被告做出了托派分子的指控。其中戈尔茨曼还供认，一九三二年他利用公出之便，曾与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一家叫做“布里斯托尔”的旅馆大厅里见过面，然后在谢多夫带领下谒见了隐居于哥本哈根郊区的托洛茨基，奉命将阴谋组织的一份报告和今后的联络密码交给了托洛茨基。
戈尔茨曼的供词在报纸上登出后，托洛茨基立即在国外发表声明，称戈尔茨曼一派谎言，他让国家公诉人维辛斯基问问戈尔茨曼，他是持什么护照、用什么名字进入丹麦的。维辛斯基知道，按丹麦有关规定，所有进入该国的外国人，护照和名字都必须登汜在册。他知道一查就会露馅，只好装做没听见托洛茨基的挑衅。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法庭将全体被告都判处了死刑，宣判次日就执行了判决。亚戈达违背了诺言，将戈尔茨曼等人和其它被告一齐枪毙了。之所以如此匆忙地将戈尔茨曼等人枪毙，大概是因为斯大林和维辛斯基都知道，这些人的法庭供词的确都是一派谎言，将戈尔茨曼等人一毙，死无对证，人们就无法戳穿他们的谎言了。
然而谎言就是谎言，只要是。谎言，总有被戳穿的时候，而且这次来得还特别快。就在戈尔茨曼等人被枪毙不到一个星期，即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丹麦一家报纸就登出了一条爆炸性新闻，说经调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根本就没有一家叫做“布里斯托尔”的旅馆。从前是有的，但那家叫“布里斯托尔”的旅馆一九一七年就拆除了。他们大声问道，戈尔茨曼或者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怎么可能在一家已拆除了近二十年的旅馆的大厅里接头呢？
这一消息立刻被世界各地报纸所转载，并立刻引起了公众对第一次莫斯科审判真实性的怀疑。由此，许多人认为被告们遭到了陷害，他们是被人用一些捏造的和虚假的罪名处死的。这是一场真正的卑鄙的阴谋。一时之间审判成了众矢之的。尽管做了精心策划和周密准备，审判和自己却还是变成了全世界的笑柄。斯大林不由气急败坏，他严令亚戈达查出问题出在哪儿。
亚戈达连忙组织人员进行调查，甚至派人专程跑到哥本哈根，看看到底是不是有一家“布里斯托尔”旅馆，这家旅馆是否真像报上所说，早在二十年前就拆除了，或许这又是敌对分子在存心给苏联和斯大林抹黑呢。
经过一番紧张的内查外调，才发现差错原来出在内务部一名工作人员的麻痹大意上。当初，负责从“技术方面来准备审判”的内务部秘密政工管理局局长莫尔恰诺夫，向专门负责收集国外情报的外交部第—·管理局求援，希望他们给自己提供几个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旅馆名单，以便从中挑出一个来做为戈力；茨曼与托洛茨基的儿子的“见面”地点。为了避免有关人员产生怀疑，因为不久共小的一家旅馆将会随同戈尔茨曼的供问一起出现在报纸上，他同时还让对方提供了一些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旅馆名单，他认为这样外交部人员就会以为他要旅馆名单，是在为即将派列国外公干的内务部人员准备住宿。该局接到他的要求后，遵嘱给了他一批哥本哈根和奥斯陆的旅馆名单。巧的是其中奥斯陆也有家旅馆叫做“布里断托尔”，与二十余年前已被拆除的哥本哈根的“布尔斯托尔”旅馆的拼写一模一样。莫尔司诺夫的秘书在整理这份旅馆名单的时候偏偏抄错了，把奥斯陆的“布里斯托力”“搬”到了哥本哈根。无巧不成书的是，上级却又偏偏选小了这样一间早被拆除了旅馆当做戈尔茨曼与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的接头地点。正是这一连串令人匪夷的巧合，才使一场经过精心准备、看上去天衣无缝的庄严审判变成了一场令人嗤之以鼻的闹剧，有人认为这不是巧合，而足天意使然，是斯大林自己把自己弄得天怒人怨。
这些都是题外话。当时斯大林觉得仅有戈尔茨曼等人的供词还不够，因为戈尔茨曼这些人名不见经传，他们的供词分量未免太轻，难以使人相信。为了把审判工作做得“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中央书记处书记叶若夫上马了。在他领导之下，由莫尔恰诺夫具体承办，不久就又“挖”出了三个“阴谋组织成员”。这三个阴谋组织成员分别叫做奥利别尔格、赖因霍尔德和田克尔。
奥利别尔格是内务部密探，成为“阴谋组织成员”前，他正奉命以教师身份做掩护，在高尔基师范学院探察情报，因为据说这个学院出现了一些反对斯大林的学生秘密团体。
要一个前内务部密探在法庭上做出不利于被告的虚假供词是毫无困难的，因为斯大林花钱豢养他们，本来就是准备让他们替自己干这些事的。奥利别尔格是拉脱维亚人，此时的拉脱维亚尚未加入苏维埃联盟，拉脱维亚人在苏联人眼里，都是外国人，而且他拿的是洪都拉斯护照。这样，他在法庭上就有了如下“供述”。他说他之所以来到苏联，是受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的委托，来刺杀斯大林的。他说已与苏国内的许多托派分子建立了联系，说他们计划在“五一一”庆祝游行时，当斯大林站在列宁陵墓上检阅游行队伍的时候，用手枪或者炸弹杀死他。为了使他的话听上去更像是真的，莫尔恰诺夫还给他准备了一对化学家兄弟。这对兄弟姓贝霍夫斯基，他在法庭上供认，贝霍夫斯基兄弟的任务，就是负责制造刺杀斯大林的炸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