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孩子的时候，吴树也在场。
是我求她来的。也许我不知不觉把她当成了我的娘家人，我的同盟军，我的好朋友。一句话，我把我的内心世界都给了她。
没有朋友。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有时感觉像劳改犯，有时感觉像不会说话的老黄牛，这样的人不可能有朋友。后来，我结了婚，除了工作，又加上做不完的家务，以及关于为人妻的若干纪律，更不可能有朋友了。
我知道吴树不稀罕我做她的朋友，她的朋友很多。常常听她说，我一个朋友讲，我一个外地的朋友说。我的朋友们都说。我真羡慕她。我一个朋友也没有。
后来我想，朋友也是慢慢结交下来的，除了双胞胎，谁和谁天生就是朋友呢？我开始一厢情愿地把她当作我的朋友，我把我的一切一古脑儿抱起来，往她耳朵里灌，往她心里塞。反正她无处可逃，除非她不在旁边指导我的手工，除非她不想看到自己的图纸变成成衣。
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吴树不惜请假一天，专程陪我去生孩子。
当童飞他们家得知是个女儿时，一个个脸上讪讪的，他们一直在盼望着一个男孩。而吴树，这个号称不喜欢孩子的人，却露出真心高兴的表情，她捋着我被汗水濡湿的头发说，是个小公主啊！我一把抓住她的手，大哭起来。这一刻，我多么高兴我有这个朋友，她把一件沮丧的事情扭转了方向，她让一切都改变了。
但我到底不是公主的母亲。从医院回来后，我常常不明来由地烦燥不安，一边是整天哭个不停的孩子，一边是倒床便睡的庞然大物，我挤在中间彻夜难眠，抱着孩子哭泣不已。童飞被我哭烦了，大声吼道：小的哭，大的也哭，烦死了，要哭出去哭。他本来就是个大嗓门的人，这一吼，整栋楼都听得见。
第二天，吴树从隔壁走了过来，帮我抱起孩子，对童飞说，你吼什么吼，该吼的是你自己，这是你的罪证！
这句话被整栋楼的人笑了好长时间。
孩子满月的时候，厂里来了一帮小姐妹，其中有个叫燕子的小姑娘，我们是一起进厂的，又是一张机床上的搭挡。她一来就帮我洗尿布，帮我收拾屋子。走的时候，我装好一蔸苹果给她带回去，这些苹果是童飞单位发的，人家说，坐月子的人不能吃生冷的东西，我想放着也是烂掉，不如让她带回去。燕子刚一出门，就碰上童飞回来了。他盯着她手上的苹果看了又看，进门就大叫大嚷：你有什么权利把我的东西送给别人？你跟我讲过了吗？我同意了吗？一蔸苹果是小事，但这是个原则问题。他的嗓门那么大，我担心燕子听见了，只好赶紧关上门，一声不吭，任他数落。心里却在想，我的日子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呢？
一出门，我就看到了院子里那蔸苹果。燕子到底还是听见了。后来燕子跟我说，我这辈子要么不嫁，要嫁也嫁跟我一样的工人。燕子跟我一样，也是临时工，从很远的农村来的。她常常望着厂房后面那排房子发呆，我们厂离县城的中学不远，燕子就是在那里读的中学，她比我还惨，刚读了个初中就辍学了。她指着一个地方对我说：看见那个窗户了吗？我当时就住在那个寝室里。她看那地方的表情，就像偷渡客看着新的彼岸。
我突然明白了我为什么需要吴树做我的朋友。我本来可以拥有很多燕子这样的朋友，但我放弃了。我真正需要的是站在我前方的人，站在我上方的人，需要我抬眼仰视的人。比如孩子出生的那一刻，吴树会说，是个小公主！如果是燕子，她会怎么说呢？她顶多会说，是个千金！公主和千金是不一样的，千金可能会让我展颜一笑，公主却让我顿时飞翔起来。
孩子刚一岁的时候，童飞一直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我下岗了。
童飞安慰我，下岗就下岗，你就在家带孩子，我养活你。这话听上去让人很舒服，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有一天，他突然要检查一下我的家庭开支帐簿，我们一直记帐的。帐本上拴了根绳子，挂在门背后。那天他看了一会，突然发现收入跟支出不对，我是个粗心的人，又不懂得如何试算平衡，两个人越算越糊涂，童飞便怀疑我暗中接济了娘家，我有口莫辩。一直以来，这正是我担心的事情，所以婚后我故意少回娘家，结果他还是怀疑了。我赌气把帐本和笔还有剩下的生活费全都交给他，没想到他竟毫不犹豫地接了过去，而且再也没打算还我。从此童飞掌管着全部家庭开支，每次我去买米买菜，都要找他拿钱，回来后实报实销。我有种受辱的感觉。我算什么？保姆？佣人？他却说，以前你管家的时候，我不也跟你现在一样吗？家庭就是这样的啊，统一规划，统一开支，否则，一个柴垛几头拉，一个月工资几天就完了。我没话说了，我想，也许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应该由谁管家，而是我们的钱太少，如果我们有足够大的柴垛，也许就不必采取这种管理方式了。
但我马上发现，我还是想错了。有一天，他给了我二十块钱，要我去买两斤排骨，人家一不小心给砍了两斤三两，我没那么多钱，人家又不好把多余的三两砍下来，刚好碰见一个熟人，就找人家借了两块钱，把排骨买回来了，结果他大发雷霆，批评我自作主张乱花钱，瞎超支。我猛醒过来，原来问题也不在管理方式上，而在我的家庭地位上，我是这个家庭的主要成员之一，却连多买三两排骨的权力都没有！
我们为三两排骨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吵到要离婚的地步，直到童飞单位的人出面，才把我们的争吵平息下来。
事情过后，吴树把我叫到她家，对我说：无论如何，你得出去工作，别看是夫妻，经济地位照样决定一切。你现在知道了吧，就算你跟他结婚，就算你生了他的孩子，他的东西还是他的，不会因为跟他结婚就变成你的。
后来就有了那个去南方打工的机会，是当地劳动部门组织的劳务输出，原来一起下岗的同事基本都去了，这样的机会我当然不想放过，只是有点放心不下孩子。我去征求吴树的意见，她不假思索地说，去，当然要去，难道你要为了孩子放弃工作吗？你又不是世家子弟，你没那个福气，你女儿也没那个福气。
我的一点顾虑被她几句话呛得无影无踪。
她还说，只要是机会，一个都不要放过，一些看似不起眼的机会，往往会改变人的一生。她举了个例子，说她有个同学，毕业前生病住进了医院，没想到同病室的老太太竟是一个大人物的母亲，她不惜一切去亲近那个老太太，最终走进了那个大人物，毕业分配时，她是你们班分得最好的，现在已是大报名记。
我说你们读过大学，当然可以碰到机会，也抓得住机会，我算什么？难道机会还会飞到车间去，找上一个趴在缝纫机上的人？
她说，你也可以去上大学呀。
我？一个下岗工人，一个孩子的母亲，这种人难道也可以上大学？
你真是不看报不知天下事，现在连退休的老人都可以去参加高考了，还有很多自费的民办大学，只要你有经济实力，又有上大学的愿望，你尽可以去读。
当时，我并没在意她提供的这个信息，我还有好多麻烦事要处理。首先，我几乎连路费都没有，我不想找童飞要，他肯定不会同意我去的，他对南下打工的人有偏见，认为女人一到那边准干坏事，我怕说早了，他会去捣乱，让我去不成。
吴树一听，当即掏出钱包，数出路费，塞到我手里，说，挣了钱再还给我。
我决定把孩子寄养在邓村娘家。我妈一脸愁闷地望着我说，天高地远的，记得经常给童飞写信啊。嫂子们说，你犯了个大错误，你应该把孩子留给童飞，你不在身边，孩子也不在，他一个人无挂无忧，谁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来？
嫂子们的意思我懂，但排骨事件后，我的心已经冷了。当然，她们并不知道排骨事件，也不知道排骨事件可能改变了我们的关系，我们表面平静，按部就班，内心里早已张弓搭箭，一触即发。
临走那天，我才把要去南方的事告诉童飞。果然，童飞听说后，暴跳如雷。他扯着我的行李，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不要脸！一天三顿养着你，你还不满足，还要往外跑！我说我怎么不要脸了，我是去工作，又不是去干见不得人的事！
谁能证明？你以为你干了那种事天真的会塌下来吧。
他扯住我的行李不放手，旅行包扯坏了，东西散了一地，一只衣袖快要拉脱了，我也豁出去了，我想我今天要么从这里走出去，要么死在这里，我再也不要过这种忍气吞声的日子了。我奋力夺过一个包，还有一个包被他抓了一半在手里，我们在门口拔河一样拉扯着。
这时，吴树出现在门口，她靠在门框上，不紧不慢地说：童飞，光用力气怎么拉得住女人呢？你有这个力气，倒不如去给她找份工作，她下岗这么长时间你干嘛去了，现在才想起来拉住她。童飞一听，扭头冲她破口大骂，我趁机踹了他一脚，他猛地搡了我一把，骂道：滚你妈的！我一个踉跄，栽倒在楼梯上，咕噜咕噜往下滚，幸亏被一只煤球桶挡住。我隐约看见手上流血了，脸上好象也有热热的东西在往下爬，但我顾不得这么多了，赶紧从楼梯上捡起乱糟糟的行李，撒腿就往外跑。我听见他在后面骂：你走了就别给老子回来！
还没跑出院门，我就听见童飞跟吴树吵了起来，我觉得挺对不住她的，她从来不跟人吵架，也从来没被人骂过，都是我带累了她。就在这时，我听见吴树的声音在一片吵嚷声中高高飘起：小妹，记得给宝宝取个好名字！
一岁了，我的女儿还没有名字，童飞曾给她取名童悦，被我给否决了，我觉得这个名字除了带来同名的烦恼之外，没有任何意义，我宁肯暂时叫她宝宝，也不愿匆匆忙忙给她取个平庸的名字。平庸的名字预示着平庸的生活，我不甘心。但对于一个下岗女工而言，任何一种美好的生活都缺乏想象的基础，也许应该等我的情况略有好转后，再来憧憬女儿的一生，再来给她一个好名字，一个可以指引她一生的好名字。
燕子也在这支南下的队伍中。她一看到我的样子眼眶就红了：等我们在那边挣了钱，看谁还敢欺负我们！
我的新东家是家美服装厂。出了火车站，有人开着中巴车来接我们，穿城而过时，满满一车人没有一个人吱声，全都兴奋地看着窗外的深圳，尽管我浑身是伤，还火辣辣地疼，但我一样很兴奋，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深圳，陌生的大都市震慑了我，让我暂时忘记了创伤和烦恼，忘记了不快，我慢慢振奋起来。
工厂总部在市区，但属于我们的车间却在郊区。中巴车把我们带到一个周围全是稻田的地方，这是个很普通的厂房，除了那个明星代言人的巨幅广告牌显得有点气派外，其他跟我们原来的厂房没什么区别。
后来才知道，这里比在老家辛苦得多。这里可不管什么倒班，这里全是计件，做得越多，工资就越高。活儿多的时候，早上七点进车间，夜晚十点多还钉在机器旁，小腿肿得硬绑绑的，摸上去就像是别人的腿。这还不是最苦的，到了高峰季节，就算你已经整夜没睡，就算你已经不打算要更多的工资，车间主任也不放你去睡觉，厂里接了订单，时间一到，必须交货。其实车间主任一点不比我们轻松，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反正大家都叫他阿罗，阿罗是个有点秃顶的男人，脖子上成天挂着皮尺，既是他的质检工具也是抽人的鞭子，谁要是打瞌睡了，他就朝谁嚷嚷着一鞭子抽过去。就这样紧赶慢赶，车间主任的嘴唇上还是急出了一串燎泡，也难怪，这边一趟还没走完，那边催货的电话又来了，电话越多，他的嚷嚷声就越大。我总觉得，阿罗的秃顶跟他不停地嚷嚷有关，他一嚷，就叉开五指捋头发，嚷得越凶，捋得越厉害。
后来，服装厂被我们私下里改了名字，我们叫它田中服装厂，因为厂房周围全是稻田，一眼看去，绿悠悠的稻田，玉带似的水沟，景色的确不错，但这种好景象只属于白天，一到晚上，蚊虫成群结队从田里飞过来，像小型战斗机，横冲直撞，还嗡嗡叫。吃的也不好，刚开始，我们一顿吃两碗，后来，一顿要吃三碗，四碗，还馋，深更半夜跑出来，打着手电筒去抓青蛙，回来用电炉炖了吃。吃青蛙也不管用，一个个越来越瘦，又黑又瘦。
这还不算，没多久，我们全都染上了头晕恶心的毛病，尤其是早上，宿舍门口一排排蹲着干呕，就像集体怀孕一样。后来找到了根源，是蚊香熏的。我们的宿舍是只有一个窗户的大通间，十个上下铺挤挤挨挨塞满屋子，像养鸡场。没有桌子，没有凳子，衣箱和脸盆都放在床下，蚊香架成了随处可见的小摆设，每张床头都摆着一个，一到夜里，十个蚊香一起燃烧起来，袅袅娜娜，十分壮观。蚊子是给熏跑了，但人也跟着熏得差不多了。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乐呵呵的，因为钱比以前多了，以前在老家，一样拼命干，一个月才拿两百多，在这里，翻了一倍还多，有了钱，蚊子也就不算什么了。
这当中，我和燕子的工资是最高的，因为我们说闲话的机会少，耽误的功夫自然也少，不是我们不想说，而是我们插不进去，我们听不懂她们的广东话。
我们宿舍里有个黑面孔的老女人，差不多快五十岁了，每天下班后，不管多累，她都喜欢喝点酒。有一次我问她，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不找个轻松点的事情做。她说轻松就没钱，有钱就不轻松。后来她告诉我，她是为了孩子才出来拼命的，她的孩子正在劳改农场服刑。她说他坐了牢也是我的儿子，我比以前更疼他，所以她唯一的出路就是多挣点钱，儿子还没结婚，什么都没有，她要赶在他出狱前给他打点基础，要不然，她怕他还会犯错误。
我正要说起我的孩子，她呷了一口酒，接着说，要是能倒回去，让我回到你这个年龄，我是不会要孩子了，要是没有这个孩子，你想想我现在有多舒服。我妹妹有个女儿，跟你差不多大，我就对她讲，结婚可以，不要生小孩，没意思。她妈还骂我，怪我不说人话，她不知道，养小孩真的没什么意思，那句老话说得没错，不是冤家不聚头。
我知道她看走眼了，但我没有纠正她，而是笑着问她，你认为我今年多大？
你呀，顶多也就一二十岁吧，有二十了吗？年轻好啊，在这边做几年，找个有钱的老公，进城安个家……
我哈哈大笑。我得承认，她的一番话让我受用极了，我实在不忍心破坏自己在她心目中的形象。
后来我才知道，在这里，每个人的过去都是相对封锁的，没有人会向你刨根问底，也没有人对你的过去感兴趣，不像在老家，同事之间是透明的，彼此的家境一清二楚，就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
又一批单子交货了，那天刚好是五一劳动节，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地聚餐。席间，几个男人讲起了黄色笑话，年纪大一点听不下去了，开始制止他们：说话注意点，这里还有好多没结婚的小姑娘呢。其中一个小火子问：谁？谁没结婚？没结婚的举手。桌上的女人几乎全都举起了手，我一笑，也跟着举起了手。我注意到，燕子在我对面吃惊地睁大了眼睛，我冲她眨眨眼。我还注意到，坐在对面的阿罗在不时地看我。
第二天，阿罗安排我跟他一起往市区的厂部送货。送完货，他说吃完饭再回去吧。我说我没带钱。他说你是真傻还是装傻，我请你吃饭会让你掏钱？
除了童飞，这是第一次有男人请我吃饭。我还记得我们那天吃的是海鲜，这也是第一次。我坐在他对面，手足无措，我甚至不知道那些东西该怎么吃。
他突然说，昨天在饭桌上我看见你举手了。
我点头，含混地笑了笑。我想我没有必要对一个陌生人坦白自己的过去。
从那以后，阿罗经常带我去送货，然后就在市区吃饭。他开始慢慢向我讲他的一些事情，讲他来深圳八年了，从一名杂工到车间主任，他吃了多少苦，讲他在河南的老家，再三催促他快点结婚的老母亲，讲他曾经的女朋友，甚至还讲到他结婚后的打算。我这才知道，是家传的秃头害得他显老，他其实才比我大五岁。我一直听着他讲，却很少讲自己的事，我觉得我的过去没什么好讲的，再说他也没问，他似乎更喜欢讲自己的事情。
有一天，他突然看着我说，这么长时间了，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我就像被人狠狠地打了一棒。我知道应该说实话了，但我不知为什么就是说不出来，我开始给自己找理由：他并没有问我你结婚了吗？他甚至都没有问过我有没有男朋友，仅凭那天在饭桌上开玩笑似的举手，他就开始自说自话，这能怪我吗？
想了又想，我决定去给吴树打个电话。我想听听她怎么说。
吴树的声音听上去有点兴奋，果然，她说她和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饭。我说，有人似乎想追我呢，怎么办？告诉他实情吗？她在那头兴冲冲地鼓励我：干嘛呀，这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最高赞赏，如果我是你，我就不告诉他，我让他顺着他的感觉走，先享受一阵再说。她说完哈哈大笑。
如果他来真的怎么办呢？我想象着童飞拼命的样子，竟有点不寒而栗。
这要看你对他感觉怎么样？如果有兴趣，你不妨在他和童飞之间做个选择题。能有选择题做，是一个已婚女人的荣耀，这说明你有魅力呀。
哪来的魅力呀，人家要是知道我结了婚还有孩子，肯定跑得远远的。
那就别告诉他这些，你没听说吗？没结婚的女人是珍珠，结了婚的女人是鱼眼珠。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告诉他实情，人家也许并不想知道什么实情，人家只想和你交往交往，千万别自做多情，不要人家一试探就以为他想跟你百头偕老，结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她又问我，他是个什么样的人，长得什么样子。我告诉她，是这边的车间主任，长得一般，还不如童飞呢。她呵呵一笑：小妹，你很聪明，你要学会把聪明拿来规划自己的人生，你要做一道值得选择的选择题。
我就像找到理论依据似的，定下心来，一任阿罗带着我往前走去。我发现吴树真是料事如神，尽管阿罗还像以前一样带我去送货，请我吃饭，但再也没有说出更进一步的话来，也许他的用意不过如此。
没过多久，阿罗给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我被调去厂部一个成衣车间，那是专门为设计师们服务的地方，那里不仅工资高，环境好，机会也多，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好差使。阿罗说，对你而言，这是在家美最好的岗位，我动用了自己在家美八年的资源才给你争取来的。我顿时有说不出的沉重，我直觉再也不能这样含糊下去了，我一定得找个机会跟他说清楚。无奈好消息带来的兴奋太强烈了，很快就冲淡了这份沉重。
好像有人知道是阿罗在中间帮了忙，我离开那天，有人阴阳怪气地看着我，有人在一旁嘀嘀咕咕，指指点点。正好那段时间阿罗接了一个到外地加工的单子，要出差一段时间，就这样，我和阿罗几乎是同时离开了家美的厂房。
三个月后，阿罗在厂部那个成衣车间里找到了我。我兴高采烈地迎上去，猛地发现他的眼神不对。他一把将我拽到外面，死死地盯着我，说你的心真够狠的，你来这里这么久，就一点不想你的女儿，一点不想你的老公吗？你真的已经把他们忘记了吗？你准备就这样抛弃他们，一个人去追求自己的新生活？你以为你可以欺骗我一辈子？你夜里不做恶梦吗？
我形容不出他的眼神，我没想到他会露出那样的眼神，他似乎真的受到了伤害。我很不安，又不知该如何解释，心里一急，眼泪就流了出来。
你这种狠心的女人还会流泪？是鳄鱼的眼泪吧？
我好几次都准备告诉你的，但是……
但是你说不出口，你怕说出来对自己不利，对不对？
我真的是准备告诉你的。
既然准备告诉我，当初为什么要撒谎呢？
我低下头去，不再辩驳。
没过多久，我被辞退了，理由是成衣车间现在不需要这么多人。我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但我不想去找他，也不想向他解释，我想他这人也就这么回事，遇到一点障碍就搞报复，就反目成仇，一点都没有男人的样子。我只是越想越生气，谁让你把我弄到总部来的？我求你了吗？没有你的这番折腾，我会在厂房干得好好的。真的，整件事情，我甚至觉得我是个受害者。
后来，燕子告诉我，我走了没多久，原来那些同事就议论纷纷，说我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却在这里冒充小姑娘，欺骗男人，利用男人，说我天生是个吃男人饭的女人，还说当初我和童飞结婚，她们就看出了我的目的。燕子说，阿罗回来那天，肯定有人跟阿罗说过什么了，我看见她们从阿罗办公室出来，接着就听见阿罗的办公室传出一声爆响，他把自己的水瓶摔了。
我又给吴树打了电话。除了她，我没有一个可以打打电话的人，尽管我的丈夫就住在她的隔壁。
告诉你，同性永远是最大的敌人，除非你比她们谁都丑，比她们谁都不讨男人喜欢，比她们谁都倒霉。打击她们只有一个办法，你要变得更加漂亮，要让更多的男人喜欢你，要让她们干瞪眼，一点机会都没有。
我一听到她的声音就想笑，和她说话真解气，真痛快。可我笑着笑着又哭了，我没了工作，也没有地方住，打道回府吗？童飞留在我身上的伤疤还没好呢，我实在不想回去。
吴树让我一定要想法坚持几天，她来帮我想想办法。
就这样，我白天在街上晃悠，寻找招聘启示，晚上偷偷回到厂房去，跟燕子挤在一起，忍受那些人的窃窃私语和偷笑。
没过几天，吴树就给了我好消息，她一个同事的亲戚在这边开了家餐馆，她跟人家讲好，让我到那里先做一阵再说。
就这样，我来到了一家名叫天府国的川菜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