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安忆的三部小说
一、《69届初中生》：雯雯的今天和明天
雯雯终于又回来了。
这是我读到王安忆的《69届初中生》这部长篇小说时的第一个念头，说不上是遗憾还是高兴。不过一想到王安忆告别了那个生活在橙色的理想境界中执意地寻求人生真善美的纤弱姑娘以后，曾经如此吃力地尝试着创造其他新的艺术形象的艰难步履，也就情不自禁地为她松了一口气：作家毕竟没有忘记她的雯雯。然而对照一下《雨，沙沙沙》集里的那个同名人物，两者又似乎不那么一样了，呈现在读者眼前的那个叫作雯雯的六九届初中生的形象里，始终不懈地对其生存价值进行紧张的内心探索与看上去有些懒洋洋地应付生活现状的外表特征互相对立着，同时又交织在一起。这一特征正说明了作家在创作道路上所经历的那些新探索并没有浪费，她成功地使今天的雯雯从昨天的雯雯的情绪天地里向外发展了一步，在这个富有浪漫气质的小姑娘的精神世界里，溶化了陈信、何芬等一批被称为“庸常之辈”的精神气质。这相应地也证明了，作家的精神素养只能是扩大、纳新，而不能被一刀切成两段。
与作家所塑造的雯雯这一个系列文学形象具有独特性一样，王安忆在脱离沙沙雨声以后所经历的艺术探索也同样具有独特性，那就是一种属于王安忆所专有的略带悲观色彩的现实态度。在那个世界里，雯雯没有了，执著的、温暖的人生追求也失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冷酷的现实主义态度：陈信决不因为回到上海以后所面临的一系列新烦恼，而重返那个充满温情的小城镇；欧阳端丽也终于离开了那个使她恋恋不舍的生产加工厂，去享受她在十年浩劫中所失去的一切富贵荣华；那座墙基还是沉默地存在着，那个失意的音乐天才还是在牢骚而不平，“舞台小世界”的真正主宰仍然是翻筋斗起家的福奎……这些看上去平淡同时又具有十分丰富内涵的生活现象可能会被一些人理解得深奥莫测，而对王安忆来说，一切引申都是外在的，专属于她“这一个”的独特之处，恰恰是来自她对生活的一种失之表皮的理解。在她的这一类作品中，历史感仅仅表现在两个时代的对照：十年浩劫的动荡时代与灾难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时代。她常常是平面地处理两者的对照，把后者看作是前者的回旋，对于前者的残酷性与后者的开拓性都缺乏深刻的认识与表现。
而《69届初中生》中出现了三个时代的对照，为了贯穿雯雯的心灵发展史，十年浩劫之前的生活也作为一种特定的时代环境进入了作品的历史对照范围。但这里没有重复《墙基》里所提出过的见解。小说的尾声里，雯雯在新婚之夜与丈夫任一说的几句话是耐人寻味的：
“真的，我和你，完全是误会。假如不搞‘文化大革命’，我一定能考取上海中学，不会到你们圆明中学来的。”
“这倒是。”他同意了。
“假如没有插队落户，你不去江西，我也不会和你通信的。”
……
“反正，假如一切正常进行，我们不会相遇的。”
“可是，”他质疑了，“怎么才是正常进行呢？为什么这样进行就不是正常呢？”
“‘文化大革命’本不该发生。”
“可它终究发生了。”
“反正，反正我的丈夫不该是你。”
我不想对小说做任意的引申，把雯雯的爱情解释成对人生的追求，把结婚的对象视作命运的结果，但这里确实出现了新的东西：作家不再把历史视作是一种简单的周而复始，“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一个炼狱，它不能使人的灵魂净化后升入天堂，却能够灾难性地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一个本可以考取“上海中学”，前程如花似锦的雯雯，现在只成了一个在里弄生产组压瓶盖的雯雯。虽然这种现实主义仍带有悲观的色彩，但较之《墙基》与《流逝》里的现实主义显然要深入了一大步。
这种进步不应完全归功于作家的直感（对王安忆来说，尤其在她早期笔下的雯雯形象里，直感确实起着极大的作用），理性的认识也明显产生了影响。重要证据之一是这个多少带有自传成分的形象里，作家有意识地改变了她自己与雯雯在结局上的对应性。雯雯最后没有考上艺术院校，也没有考上一般院校，甚至连电大中文系是否考上也未做出明确的答案。也就是说，雯雯不像作家本人所经历的生活道路那样，通过艰苦的奋斗而终于改变了命运对这一代人（六九届毕业生）的安排，成为一个例外。雯雯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她对命运挑战的被动态度使她仍然停留在一个“庸常之辈”。这来自于作家对她的同代人的一种理性的概括，构成了这部小说的第一个特点：在中外文坛上为数众多的教育小说中，作家改变了描写英雄成长史和性格史的常规，展示了一个“庸常之辈”的成长史与性格史。
在中外文坛上，作家将一个多少带有自传色彩或者以具体原型为基础的主人公，放入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从历史的纵深方面去描写她的成长史，表现主人公怎样在生活中经历各种各样的人生考验，最后达到一种个性的成熟化与丰富化，不管这个主人公在人生的海洋里搏击的最后结局是胜利还是失败，其性格总是体现出一种英雄的气质，一个非凡的人，如狄更斯笔下的大卫·科波菲尔，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毛姆笔下的菲利普，歌德笔下的威廉·迈斯特，凯勒笔下的绿衣亨利，以及高尔基“自传三部曲”的主人公。这多少是因为作家在这一类作品的主人公身上寄寓了自己的影子，并且一般来说，唯有与社会不断抗争的英雄的经历，才能具备更高的概括性与典型性。而王安忆却独独改变了主人公的奋斗命运，她写了一个父母都是作家编辑，自己又生长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本该得到很好教育的孩子，结果生不逢时，十年浩劫使她成为一个知识贫乏、思想肤浅、命运坎坷的“庸常之辈”。显然，表现这种命运的阴错阳差，较之描写一个英雄的奋斗史更为深刻地接触到那个特定时代的悲哀。
当然，“庸常之辈”仅仅是相对于文学中的“英雄”而言，绝不是说，庸常之辈就没有丰富的心灵活动与紧张的内心探索。在反映人物的内心世界一面，那个《雨，沙沙沙》集里的雯雯又活跃地出现了。她稚气而早熟，寂寞而敏感，加上长篇小说作者有用笔的宽余，人物的主观世界的挖掘显然比王安忆早期的短篇小说要深入得多。这部作品里雯雯的精神面貌不是展开其生活片断，而是从童年到成年的整个的成熟经历。这也就构成了这个作品的第二个特点：在我国当代文学领域中，就我所知似乎还没有一部和这相似的以作家自传为基础来揭示人物精神发展历程的“教育小说”。
从“教育小说”的特征来看，情节的不连贯与不完整是必然的，作家关心的不是现实世界，而是人物的精神世界，难怪斯特林堡要把他的自传体小说冠以“一个灵魂的发展史”的副标题，也难怪歌德声称“一个人最有意义的时期是他的发展时期”。王安忆描写的是一个六九届的初中生，时代用冷酷的手雕塑了这一代人的不雅观的粗劣形象：这一代人正当精神亟须发展的时刻，偏偏遇上了精神生活极其枯竭的时代，他们的理想处处碰壁，他们的良知时时被蒙蔽，他们的追求不断被引入歧途，没有人给他们指路，因为他们过去被当作导师、家长、榜样的人，也同样陷入盲目与迷茫。在这个时代里，他们的精力被无聊地发泄了，智力被畸形地扭歪了，生活使他们过早地发育成熟，恰恰又使他们陷入无知和愚昧。他们的年龄增大了，艰难的岁月使他们练就了一身适应生活保护自己的能力，然而这又远非他们的心灵所能满足……就如小说中阿宝阿姨所说的：“你的烦恼很多的，走到哪一步，就会有哪一步的烦恼，烦恼起来，活像犯人坐牢监。”这种悲剧性的命运只有通过人的精神活动历程才能细腻、深刻地被反映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安忆的这个长篇小说是一个可贵的尝试，尤其是以一个女孩子为主人公，细腻地体察出她在心理、生理两方面走向成熟过程中反映在精神领域里的种种苦恼、骚乱、反抗、成熟，这就丰富了雯雯这一文学形象的原有内涵。使我感兴趣的是，作者注意到了一些富有哲学性的生活形象在一个女孩子心理上的反应。比如，小说里多次写到雯雯接触到“死亡”的意义：垃圾箱里的婴尸引起的恐怖，小狗的死亡引起的对生命脆弱的遗憾，于小蔓的死亡引起的人生悲哀，以至雯雯在青春期烦恼中自己也嚷过要“死”了——这种种心理活动生动地反映了一个女孩子心灵的成熟历程，很自然使人想起约翰·克利斯朵夫在初次听到邻居小孩死亡时产生的强烈的心灵震动。我不是说，王安忆在这里借鉴了罗曼·罗兰，只是说王安忆接触了一个人类共有的现象——孩子是怎样从死亡这一主题中获取人生意义的。
但是还不能不指出，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塑造的雯雯的精神世界，虽然较过去的雯雯丰富多了，但从对整整一代人的概括意义上说，显然还是不够的。许多地方仍然暴露出作者固有的弱点。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雯雯这一形象的刻画过于平面化，过于纯洁了，不说雯雯对爱情的追求上毫无强烈的欲望，即使对个人命运的关键——如为了上调而送礼——也纯洁得难以令人相信。要知道雯雯是生活在藏污纳垢的环境里，过于纯洁反而会缺少时代的真实性。二是表现人物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时，对生活现象的概括还不够。有许多生活现象，在特定生活环境下有意义，作为一个同代人，读每个细节都会觉得趣味盎然，但文学作品毕竟是超越时代的，当一个完全不熟悉那个时代的读者读到这些时，就会感到过于琐碎而觉得无聊。
雯雯的今天，已经以她这个独特的模样出现了，我不禁想起一个问题：雯雯的明天又该是怎样呢？对于雯雯这一形象的发展，似乎不在于篇幅的长短，也不在于添加多少生活的细节，重要的是发展这一形象的精神内涵。对于雯雯来说，生活不在别处，就在她的心里，只有通过她的内心种种激情的荡漾才得以反映出时代生活的某些特征。对这一类形象的意义的扩大和发展，作家似乎还需要再花大力气，使人物获得更大的精神容量。
等着你，明天的雯雯。
二、《小鲍庄》：对古老民族的严肃思考
《小鲍庄》（注：王安忆《小鲍庄》，初刊《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已经得到过许多的赞扬，但新近一读，还是能够生出一些新的联想。虽然文字的质朴无华，如同王安忆一贯的小说那样，但在文字背后却隐藏着一个难以用文字描述的世界。它包含了作家对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与现状的严肃思考。或许这种思考并非出于理性，但有了它，才使作家的艺术感觉赋有超越个人经验以上的力量。这种凝沉厚重的力量，成为《小鲍庄》与王安忆以前作品的区别之一。
王安忆在艺术上是一个拘谨的现实主义者，总是注视着既成的事态。在《69届初中生》中，她第一次试图超越现实的表层，小心翼翼地去揭开命运的神秘之谜。虽然仅仅是一瞥，却也够怵心剜目，如雯雯第一次对死亡的印象，令人难以忘怀。到了《小鲍庄》，一瞥成为透视，虚实因素相得益彰。不妨将《大刘庄》与此一比：同样是对现实生活的逼真描摹，《大刘庄》给我们看到的是两个现实世界的对比，实依然是实；《小鲍庄》却让我们由现实的世界中看到了非现实的世界，实转化为虚。这种虚与实相映的艺术特征，仿佛是一下子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突然在今年的文坛上大出风头。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韩少功的《爸爸爸》，都有类似的迹象。《小鲍庄》的非现实世界自有独到的意义，它力图揭示人类历史的悲剧命运以及直到现在仍无改变的命运悲剧。
小说开始就颇具匠心。七天七夜的雨引来了洪水，洪水淹没了世界：
不晓得过了多久，像是一眨眼那么短，又像是一世纪那么长，一根树浮出来，划开了天和地。树横漂在水面上，盘着一条长虫。
于是，人类在这洪荒世界中与长虫一起出现了。小鲍庄的来历看上去有点荒诞不经，似乎是作家漫不经心地虚构了一个世界的起源：一个官儿因治水无效，带了妻子儿女到鲍家坝最洼处安家落户，以赎前罪，从此，这里便开始繁衍人口，成为一个庄子。然而有了这个引子，小鲍庄遭受的一切灾难都获得象征的历史感：生活仿佛凝固了，一部历史即等于一天。这是从那官儿在这里定居起就注定了的，因为他选择的动机是赎罪。
于是，小说在揭示人类所遭受外界的种种灾难的同时，在更抽象的意义上展开了对人类自身的悲剧命运的探索。很难说，作家的创作意图是否受到过《圣经》故事的启发。在中国新文学史中，受宗教影响的作家并非少数，《圣经》的故事也曾一再被人加以利用。但一般来说，在注重实际、注重社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笔下，宗教思想都转化为人道的思想，通过人伦关系表现出来。《小鲍庄》完全不属此类，它一开始就关注到形而上的领域。小鲍庄祖先的赎罪无疑是一种象征，就如宗教的原罪说也不过是一种象征一样。它反映了人类面临外界无敌灾难时对自身的深刻反省。这种反省的对象，并不是具体指某一个人，也不是一代人，而是整个的人类。“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就是反映了同样的人类自身反省。
这种反省在今天并非毫无意义。极端的无知可能会使人转向宗教迷信，但真正的理性也可能使人产生智者的神秘。虽然两者的结果在表面上偶尔也会相似，内涵却根本不同。宗教的原罪说在今天谁也不会相信，正因为这样，它可以转化为一种任意的象征，指向任何人类无法通过个体努力来消除的缺陷。《小鲍庄》正是在这一点上给人以启示。小鲍庄的居民所面临的各种困境：鲍五爷成为老绝户，鲍秉德娶了疯娘子，建设子找不到对象，文化子有了对象却成不了亲，拾来与二婶成了亲又失去了社会尊重……甚至连鲍仁文，虽然一直在奋斗却也一事无成，被人称为“文疯子”。所有的不幸都无法归咎于承受者个人的品质，也无法归罪于他人——与过去的文学作品不同，小说里不存在一个邪恶的人格化象征，甚至也不存在一个邪恶的物化象征。他们的不幸或是因为贫，或是因为乏，也有的纯粹是出于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但它们之间毕竟不是毫无联系的，既然这种种不幸可能共存于一个空间，那么它们必然受到同一个环境的制约。也就是说，这些不幸只能是小鲍庄文化的产物。人类的文化形成于人类自身的活动历史，要追究造成这种种不幸的成因，也只能在人类自身中去寻找。《小鲍庄》的两段引子虽也写得平淡，却非无端闲笔，作家通过人类的治水活动，展示了造成这种文化的历史原因。
小说提供了这样一个现实的世界：洪水带来了灾难，灾难造就了贫困，贫困形成了愚昧的文化。这实际上已经是一个超越现实的答案。如果有谁要进一步问：是谁造成了洪水，或者为什么小鲍庄要处于洪水的威胁之下？那将无法回答。因果律只能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准确的意义。《小鲍庄》反映的不是局部，它力图从哲理的高度来把握人类的处境，于是只能从一个非现实的世界来观照现实的世界。小鲍庄居民们面临的种种困境，始于洪水，终于洪水。在引子中，作家虚构了一个小鲍庄祖先赎罪的故事，正文展开以后，这个故事还在延续，它体现在作家所刻画的一个具体可感的形象——捞渣的身上。捞渣无疑是小说中最神奇的人物，他的降生，把小鲍庄居民的一切善良德性都充分体现出来了，用小鲍庄人的话说，这孩子“仁义”。他几乎完全是依循着本性在实践这“仁义”：他尊老、爱兄、善友、克己，如果说，小鲍庄祖先象征着罪孽深重，那么捞渣——“这是最末了的”意思，象征着纯洁无瑕。小鲍庄的祖先因为治不了洪水给子孙带来了还不清的灾难，而捞渣却因为被洪水夺去生命而赎还了小鲍庄的所有灾难。纯洁无瑕的、仁义的捞渣死了，为了救孤老鲍五爷。“送葬的队伍，足有二百多人，二百多个大人，送一个孩子上路了。”随着捞渣的死和成为“少年英雄”，小鲍庄居民面临的困境也相继清除了。孤苦伶仃，又不甘心食百户饭的鲍五爷终于咽气了：“那老的眉眼舒展开了，打社会子死，庄上人没再见过他这么舒眉展眼的模样。”鲍秉德的疯娘子也神秘地失踪了，鲍秉德望着捞渣的坟，不由生出一个奇怪的念头：“没准是捞渣把她给拽走了哩，他见我日子过不下去了，拉我一把哩。”鲍仁文也出头了，他获得了写作的灵感，“他完全被激动了起来，浑身充满了一种幸福的战栗。‘灵感来了。’他说，‘是灵感来了。’”他终于写出了关于捞渣的报告文学，发表了。捞渣的哥哥也因为弟弟被追认为少年英雄而解脱了困境：建设子不仅起了房，而且“在农机厂上班了，上门提亲的不断，现在轮到他挑人家了”。文化子与小翠自然也因此“有情人终成眷属”。甚至连一向被小鲍庄居民所鄙视的拾来，也因为打捞过捞渣的尸体时来运转：“如今，二婶要敬着拾来三分了，庄上人都要敬着拾来三分了。拾来自己都觉得不同于往日了，走路腰也直溜了一些，步子迈得很大，开始和大伙打拢了。”
之所以要不避冗长地摘引一条条原文，无非是想从作品原文的语气中来印证这一点：捞渣的死，是整部小说的支点，它不仅与引子中的原罪意识相呼应，更重要的是，它成为整部小说中各路原不相关的情节线的中心纽结。捞渣的“坟上长了一些青青的草，在和风里微微摇摆着。一只雪白的小羊羔在啃那嫩草”。这又一次使人想到了《圣经》里神之子的赎罪故事。
然而，当这个带有宗教色彩的非现实世界投射到小说中所描绘的现实世界时，它的主题的严肃性立刻就表现出来了。它揭示出现实生活中的造神现象的意义。一个纯洁得像羔羊般的孩子的死，可以说完全是非功利的，但这事件却实实在在地为他周围的人们带来了直接的功利。小鲍庄的居民面临的各种困境，仿佛与生俱来，非个人力量所能摆脱，他们也只能期待神的奇迹。这事件本身是荒诞的，可在荒诞背后揭示着无情真实。如果说，引子里关于小鲍庄祖先的故事包含了人类悲剧性的命运，充满历史感，那么捞渣的故事则包含了对至今仍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的神化活动的尖锐揭露，它反映了人类命运的悲剧，充满着现实感。
历史、哲理与现状的高度抽象的结合，非现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相印相证，构成了小说特有的神秘色彩。《大刘庄》所展示的两个世界是在两个不同的空间相互交替中出现的，《小鲍庄》所展示的这两个世界却是在同一个空间中出现。内容本身具有双重意义：一是虚幻的神的世界，二是真实的人的世界，如同两张照相胶片叠在同一张相纸上曝光显影，给人传达出一种虚虚实实、真真幻幻、人人神神的混合印象。我们从小说所描写的现实世界中读出了类似宗教的故事，从类似宗教的故事中折射出对现实的针砭。这种奇特的表现技巧，为小说带来了新奇的形式感与难以把握的神秘感。
从艺术上看，《小鲍庄》没有像《69届初中生》那样在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上达到舒畅自在的境地。《小鲍庄》所显示的许多思考成果，《69届初中生》中已经初露端倪。后者星星点点地散布在四处的火花，在《小鲍庄》里已经逐渐凝聚成一片。哲理、历史、现状三者的融合，在《小鲍庄》中表现得更为成熟。但不足也在于此，形式的刻意追求使内容的表现多少有些局促。
《小鲍庄》不是《69届初中生》的延续，而是一个新的起头。《69届初中生》使“雯雯系列小说”达到了一个高峰，再要超越似乎要花大气力；《小鲍庄》则是从《麻刀厂春秋》《大刘庄》那一路发展过来的新的突破口，前面还有广阔的驰骋余地。
三、《小城之恋》：根在哪里？根在自身
生命之谜就是如此地困扰着人吗？但丁曾描绘过地狱里的幽灵们，是怎样在深谷里爬行，在冰雹中忍受，在熊熊烈火的刑罚中呼号，在开膛剖腹的撕裂声中奔跑，在污浊的水中你撞我咬，皮开肉绽……那不过是一个虚幻的梦境。如果这一切都真实地移植到人世间中，你突然发现，它就发生在你的身上，并没有什么外在的力量强加于你，一切都来自你的心灵，你的肉体，它既平常如一，又演化万景；既把你导向灵魂净化，又如恶魔缠身而万劫不复；既让你体尝到什么叫心理上的断乳期，又让你懂得未来途中的痛苦、荆棘和遗憾……总之，它来得那么自然，又那样神秘。如果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如果你再把所经历的这一切体会都细细咀嚼一番，你的心灵还会这样宁静吗？你的感觉还会这样迟钝吗？你对自己的认识以及你的未来会不会产生一种沉重的甚至是痛苦的畏惧感？
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除了郁达夫曾经坦率地揭示过人生种种肉身与心灵的煎熬之外，还有谁像如今放在我面前的这部作品那样，直言不讳、幽幽凄凄地向你倾诉这种少男少女难以启齿的痛苦？性意识，它的自觉无疑标志着人在自省中的成熟，它是人对自身生命的一种肯定与证明，其实在的意义，远胜过人对爱情的赞美与憧憬。琼瑶的小说揭示过性意识吗？她不过是用廉价的爱情故事来唤起少男少女纯情的玫瑰梦；张贤亮的小说写过性意识吗？他不过是利用这个神圣的话题去宣泄他在政治上的热情。矫揉造作，是不配谈性意识的；心怀鬼胎，也是不配谈性意识的，只有把这个题目放在人生科学的祭坛上，我们才能认真地、严肃地探索它，并由此为入口，进而探讨整个人生的奥秘。
《小城之恋》正是在做这样的实验。我在作家前一阶段的创作中，已经发现了这种创作趋向。从《我的来历》开始，或者更早一些，从《69届初中生》起，作者就明显地表现出某种寻根意识，但它寻的是人的生命之根，人的来历与遗传。她注视的目光，不在原始大森林，也不在异族蛮荒地，而是把她那双沉思的，偶尔闪烁着机智与纯真光彩的眼睛牢牢地盯住了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事，她注意到当代人行为中的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当代人的行为与上代人的遗传，当代人的生命与血缘，尤其是《好姆妈、谢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中，这部小说最有光彩的是塑造了一个叫妮妮的小女孩。没有这个女孩，小说不过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上海市民风俗画，而这个汗毛很重，性格古怪的小女孩的出现，就像一根点燃的蜡烛伸进房间里，把墙脚旮旯堆放着的杂物都照清楚了。妮妮不仅在智力上显然高于谢伯伯这个阶层的一般水平，而且她的天性与行为也是谢伯伯们所难以束缚的。这个孩子天生的不走正路，嗜偷成性，既是对市民阶层的生活理想的一种嘲弄，又体现出作者对人性的严肃探寻。妮妮的嗜偷，不是缺乏教育，也不是社会影响，而是一种先天的，与生俱来的恶习。小说里一再提到这个小孩像是被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操纵着，而这些操纵者又是谁呢？作者把探索之笔超越了文学，进入了科学的领域，她也许没有也不可能向人们提供什么具体的答案，但是她却借助这个形象向人们开启了一条通往自身的思考之路——人自身的谜，还须由自身来解决。
如果说，《好姆妈、谢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留下空白，让人们去自由想象，那么，《小城之恋》的探索似乎有了一个答案。这部小说写得比较实，也比较满，直截了当地写到了性意识在少年成长中酿成的种种苦恼，并且给这种苦恼以极端的形态加以表现，显示出加倍的惊心动魄。作为一种实验性的剖析，作者故意淡化了故事的全部背景、年代，以及各种人事环境，甚至也故意选取了两个未受到文明教育影响的男女主人公，使她的解剖刀下面的典型，显露出生命的原始态。他和她，两个精力旺盛、理性薄弱的舞蹈演员，从小在贫困的文化环境中失却了正常的教育，他们凭着本能的生命需要生活着，但他们毕竟生活在人世社会中，社会心理不管他们是否自觉得到，总会顽强地从他们心灵深处冒出来，对于他们的生命本能实行某种压制。于是，他们困惑、痛苦、挣扎，甚至搏斗——就在他们怀着一种朦朦胧胧的成人意识过早地觉悟到性的秘密的时候，或者是在他们外出演出，像两条发情的野狗惶惶地找不着一处清静处的时候。
性的觉醒是快乐的，也许每个人在青少年时期都经历过这样的精神欢悦——差异仅在于有人意识到，有人没有意识到。但性的觉醒的同时，必然会伴随着性的压抑、神秘的恐惧、无知的苦恼、偷吃禁果的犯罪感，以及种种不正常手段带来的对性知识的领悟，都将成为意志薄弱的青年人的精神枷锁。文明程度越高，这种枷锁越是隐蔽，对心灵来说也就越沉重。它造成的痛苦，可以导致心灵上的自虐、犯罪、沉沦甚至生命的终止。小说描写少男少女在这沉重的精神枷锁下的舞蹈，看似单调、重复，周而复始，正是生命一遍遍忍受着内心与肉身的煎熬，从无知到成熟的真实过程。男女主人公由爱的欢悦到挣扎的痛苦，每一番轮回，每一次重复，都加重了人生的悲剧色彩，它使我想起本文开始提到的《神曲》，那些在地狱中煎熬的幽灵。
人生似乎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有意义的，它告别了童年的梦，玫瑰的梦。青少年在琼瑶式的言情小说中读出的爱情梦，不过是童年期的延续。而王安忆，一个过去惯以描绘雯雯的梦的女性作家，却向人们赤裸裸地撕开了人类生命走向成熟的真相。性意识是由人的生理条件所决定的，这是生命的成熟，又是生命的裂变，它展示着一个孩子将真正脱离母亲，同时又孕育起新的生命种子。生命由此将获得证明：一个男人，只有在女性面前，才具有男性的意义；相反也是。这种性觉醒时的痛苦与煎熬，在文明时代也将是人生的必经之途，事实上，唯有当你开始感觉到发自生命的痛苦时，你才有资格说，你将成为一个人。
也许有人会说，这部小说虽然写了性，却没有揭示出性背后的社会意义，没有写到社会对性本能的压迫。是的，由于淡化了背景，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恋爱过程始终像发生在真空之中，领导、同伴、社会、家庭，并没有对他们直接予以什么干涉，可是，这种痛苦的挣扎，不正是反映了主人公们心灵深处的一种恐惧，一种压抑，一种犯罪感吗？社会背景被虚掉了，却转化为心理上的文化积淀，通过无意识尖锐地表现出来。人在与自我搏斗，也许连搏斗者自己都无法认识到，作者痛苦地，用分行写出：
他们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了？是怎么了？是怎么了？
没有人帮助他们，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他们只有以自己痛苦的经验拯救自己，他们只能自助！这或许表现出一种教育上的虚无主义，但它反映了人的自信。作者坚信，人应该有力量来对付自身内部的一次裂变，这既是精神上的骚动，也是肉身的苦刑。
正是在这一点上，王安忆表现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成熟与勇气。她第一次引导读者把眼光对着他们自身，让他们看到了生命的种种骚动与喧嚣究竟来自何处。郁达夫也曾揭示过这一点，这是他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最非凡的贡献。可是在郁达夫身上，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时代的浪漫病。他笔下的主人公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成员，多方面的价值观念综合地体现于一身，使他在揭示人物的性苦恼时，还不忘记要加一两句肤浅的爱国主义与社会改革的口号，把自身的痛苦与外界的痛苦混淆在一起，结果是冲淡了文学中人的主题的深刻表现。王安忆的进步就在于她摒除了一切外界的可以供作借口的原因，将人的生命状态原本地凸现出来。这当然是片面的、极端的，因为人具有社会动物的特性，不可能完全摒除社会性的一面，可是作为文学作品，只能以极端的形式，推动人对自身认识的深化。当人文主义者把人描绘成巨人和上帝，使人性与神等同的时候，当初期的马克思主义作家把人描绘成经济地位支配下的人，把人性简单归结为阶级性的时候，不也正是以一种极端的形式来表达“人的主题”的进步，以及认识的深化吗？
王安忆的创作日益接近左拉的严峻和浑厚，然而女性的细腻与雅致又使她避免了左拉的粗俗而向川端康成的风格接近。在显示人的生命的奥秘方面，随着遗传科学的深入突破，人们正在加速摆脱对自身的传统认识的局限，拓展着无限的认识天地。不能说，安忆的探索已经取得了什么成就——这将是科学的任务；文学的使命，则是从审美的角度来把握，揭示人在青少年时期经受的痛苦与蜕变，展现出生命的运动与本然面目。我不认为，生命的运动形式仅仅以性苦闷这一种形式就能够表现尽然，也不认为性意识的骚动不安能被新的生命意识所克服——关于后者，小说确是表现了这种意向。女主人公的性苦闷曾两度被生命意识所压抑：一次是死的意识（自杀），一次是生的意识（新生婴儿）。安忆对生育之谜与生命之谜的关系有着异常的兴趣，这也许导致了她一系列的探索：《69届初中生》里的雯雯，是在生育以后开始了新的人生阶段；谢家夫妇，是因为无法生育而造成了情欲的淡漠，妮妮正是这种缺憾造成的尤物；这部小说的“她”，又是在生育以后平息了内心的全部渴望与骚动，情欲被母性所取代。我无法判断这种结论是否正确，性欲在人的青少年时期构成的苦闷对成年人（即使是生育过的人）来说是否会构成新的威胁？强调内心的骚动仅仅是青少年所有而与成人无关？这是安忆在探索生命之谜中的一个时间性局限，她总是把人生的意义置于三十岁以下，这也许于安忆来说是无法避免的，她，毕竟不是左拉也不是川端康成。
人类在原始阶段，是不耻于谈性（张承志笔下的索米娅与老奶奶，对于黄毛的欺凌淡然置之，足以使略受过一点文明教育的白音宝力格无法忍受）；人类真正进入成熟时期，文明的发展与本性的回归达到了新的同一以后，也许也不会耻于谈性。然而在今天，我们正告别了自己的野蛮时期，又在向新的成熟时期迈进的过渡岁月中，性的困惑与苦恼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文学作品中讨论、探索这个问题，我以为应该与探索生命本身的意义取同一的态度。离开了后者，孤立地去表现什么“性意识”，要么把它归属到社会政治的范畴中去，作一种哗众取宠的点缀，要么使性成为一种挑逗性的文学趣味，减弱了作品的严肃性。因此，安忆的努力于当代文学创作不是没有意义的，她把这个题目置于一个较高的格局里给以表现，为新时期文学中这一禁区的破除，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
（以上三篇评论原是各自独立的文章，分别初刊于《女作家》1985年第3期，《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2期，《上海青少年研究》1986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