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志鹃《草原上的小路》导读
《草原上的小路》（注：《茹志鹃小说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7-255页。本文依据此版本。）是茹志鹃的代表作之一。
在小说中，作家借一个人物小苔的嘴，对“小路”发出一段具有抒情味的独白：
小路啊小路，年轻人的热情和心事，在向你抛洒，多少纯洁的友谊，爱情的烦恼，一步步都印在你的胸上，向你窃窃私告。小路啊小路，难怪你回肠百转，变成这弯弯曲曲，曲曲弯弯。（注：《茹志鹃小说选》，第251页。）
从小说的结构上看，“小路”似乎是对姑娘恋爱心理的一种暗示。因为尽管小说反映了1978年以后中国内地的社会、政治、人际等许多方面的问题，但它们都是在女主人公小苔对爱情思考的过程中被间接地表现出来的。这是很典型的茹志鹃风格：她的小说创作中，总是用一种女性的视角去观察和体验时代大变动中的人际关系，包括家庭关系，总是以小见大，通过写身边事，儿女情，去把握和表现社会变动在人的心理上留下的痕迹。这篇小说的结构也说明了一点。
首先从石一峰形象的刻画中，可以看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某些本质性的变化迹象。这篇小说发表于1979年，当时中国内地的文学创作还停留在一般的“伤痕文学”水平上，两极对立的思维习惯还支配着作家的创作构思。这种思维习惯，表现为对事物做简单的二分法处理，即明显地区分“好人—坏人”“忠良—奸邪”“善—恶”“受害者—压迫者”“人民—‘四人帮’”等截然对立的概念范畴，并以这种对立模式来构筑整个故事。而茹志鹃在这篇小说中的思考显然超越了这个模式，她用历史的眼光，对个人在社会中的复杂性做了比较深入的解剖。小说涉及三个特定历史时期：即1957年“反右运动”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和1970年代末粉碎“四人帮”以后，以这三个时期为经纬，描述了两个家庭——杨萌一家和石均一家——既有相同又有不同的遭遇和变化。通过这样的展示，引导人们认识某种复杂的社会现象。
要指出的是，小说的这种诱导意图是隐藏在整个故事背后的，它的最终答案并没有直接在小说中出现。它只是让老干部石一峰的最后露面，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值得思索的现象。石一峰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由“局长”沦为“囚犯”，在他官复原职后，他究竟会不会吸取历史教训，成为一个正直无私、为人民利益着想的人呢？小说没有给这个人物提供正面发表自己观点的机会，却利用了一系列暗示性的细节，诸如他被人拉去饯行而使诉冤者杨萌失望而归、杨萌的上诉信被丢弃在废纸堆中，以及软卧车厢前聚集着一群阿谀的送行者等等，都打破了“伤痕文学”初期作品中老干部形象给人带来的迷信。石一峰可能是很好的人，复职以后能够为人民做许多好事，也可能是一个明哲保身的庸俗官僚，为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而不顾别人的死活，甚至可能是一个腐化冷酷的政客。作家所提供的故事细节中，这三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作家没有把答案明确告诉读者，也没有占用小说太多的篇幅来讨论它，所以作家的诱导意图并没有引起读者和批评者过多的注意。然而，这又是读解小说的一个关键性的环节。
因为小说作为完整文本，它包含了两层意思。一层是以写实的方式描述“文革”时代两个既相同，又有不同的家庭及个人的命运；另一层是通过这两个家庭命运的见证者小苔对此产生的种种感觉、思考与个人选择，达到对某些社会真相的认识和人生意义的感悟。这两层意思与石一峰最后的出现都有密切的联系。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小说最后没有出现石一峰这个人物，作品的境界也许就会降低为一个新式落难公子的艳遇故事，而小苔对社会真相的认识和人生道路的选择也失去了依据的标准；也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石一峰的最后出现，杨萌一家与石均一家的故事轨迹就不可能发生碰撞，也不能展示出历史的严酷性与复杂性。
其次，作家从石均与杨萌的对照中，表现了两个“既相同又不同”的家庭命运。小说结尾时有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在一列飞奔着前进的火车里，坐着两个家庭的代表者：石均是踌躇满志，跟着官复原职的父亲，坐软席回省城工作，前程似锦；杨萌却握着父亲病危的电报，匆匆去劳改农场探望，她的投诉希望似已破灭，但她仍默默地坚强地生活着……
中国现代文学中历来有“车厢人生”的传统象征，以飞驰的列车来象征社会、历史和人生。这篇小说中，这个细节在小苔的眼前展开，帮助她揭破了人与人之间有着“既相同又不同”的命运的人生真相。其实，早在这之前，小苔就凭直觉意识到了这个矛盾。那是石一峰的冤案还没有平反，石均还需要别人同情的时候，她与石均在一次谈话时提到了杨萌：
（石均说：——引者）“我觉得这个中了状元的人，倒应该关心她自己。我看到她的来信，几乎都是从一个农场里来的，那是一个劳改农场。”
“哦！……”小苔恍悟了，“怪不得她那样了解你的处境，你的需要，又那样关心你。肯定她有着和你差不多的经历。”
“不一样。”石均似乎受了屈辱，很生硬地说。
小苔想起了杨萌那苍老的脸，半夜里，电灯罩子碰着头，那种专注的神情；她那粗大的手，戴着顶针箍抹着破衣服的慈母似的样子。她对自己，保持了乐观的，百倍的信心，对人保持了一份真挚而不显眼的热情。小苔想到这里，便点点头说道：“对！是不大一样。”（注：《茹志鹃小说选》，第244页。）
显然，石均与小苔说的“不一样”，有着各自的理由。石均说到底是个“落难公子”，带着“高干子弟”的优越感，他孤傲，自私，怀疑一切都源出于此。因此尽管他自己的处境狼狈，却对同一绝境中的杨萌抱着深深的偏见和鄙视。小苔正是从两人的对照中看到石均的偏狭与自私，杨萌的博大与坚强。杨萌说过一句话：“真正不要别人同情，那就应该使人不想到同情。”（注：《茹志鹃小说选》，第242页。）她自己正是以这种态度去生活，去与命运做斗争。苦难生就了她对他人的深切同情，她对石均一厢情愿的关心，正建筑在这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心理基础之上。
只有把石均所想的和小苔所想的合到一起，才能完整地说明石均和杨萌命运“不相同”的根本所在。我在前面说过这篇小说涉及了三个历史时期，每一个时期都为这两个家庭带来了不同的命运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1957年“反右运动”时，杨萌的父亲杨是昌因为向领导提意见而被劳改二十年，家破人亡，然而石均的父亲石一峰正是这些“领导”之一；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石一峰也被诬入狱，石均被发配到油田，与杨萌成为同事；到“四人帮”粉碎，石一峰官复原职，走马上任，杨是昌却在劳改农场生命垂危，女儿还在为他的冤案到处申诉……这两个家庭的命运分之又合，合之又分，虽几经变化，但有一点未曾改变：石一峰的社会地位始终高于杨是昌。1957年以前是这样，“文革”时也是这样，可以断定，即使在杨是昌的冤案被平反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仍是这样。这是几千年来封建等级制度造成的社会、心理、包括人际关系上的定势，也就形成了他们之间既相同又不相同的命运。
石均与杨萌的语言特征也表现出两人不同的经历。按小说提供的时间线索来推算，杨是昌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杨萌八岁就开始承受磨难，石一峰要到1970年前后才被诬入狱，如果石均的年龄与杨萌相仿，那他也要到二十岁左右才受磨难。那时石均的阶级优越感早已形成，即使在他被迫当一名普通采油工时，思想感情依然是贵族的，他的语言中透出尖刻、反讽、愤世嫉俗以及冰冷的势利等特点，正反映了这一点。
值得重视的是杨萌的语言特点。这个人物是作家着力刻画的，她的种种优点，譬如热情诚恳，刻苦好学，内在的坚强等等，都带有当时文艺作品中表现优秀人物的一般公式，并无特别的深度，唯有她的语言，在表现她被扭曲的心灵方面，很有特色。
正如杨萌自己所说的，真正不要别人同情的人，那就应该使人不想到去同情。二十年的沧桑，把她从八岁的女孩磨炼成早熟的妇女，其中辛酸苦辣的滋味尽在这句话中。正因为得不到同情，她才不求助于别人的同情，也不愿意轻易披露自己的内心世界。在小说中她的话并不多，每当她诚恳地向人吐露内心真情时，这些真情总是被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形式表达出来。
其转换的方式有四种：
一、转换成干瘪的套语。杨萌有很丰富的感情却不愿轻易流露，常常是话到嘴边又收回去，临时用一些套语来代替。当她获知石均的遭遇与她相近，石均的诉说无意间触动了她的内心隐痛，她一时失态用手轻轻抚摸石均的肩膀，流露出女性的温存。可是当这种温情转换为语言时，却成了一大篇干瘪的鼓励性套话，倒不如小苔在一旁噙满泪水地说了一句：“我能帮你做些什么”，来得真切自然。
二、转换成暗喻。杨萌对他人的关心几乎出自本能，但理智上她又必须把这种同情心封闭起来，不让对方感觉到。于是，她不得不借助暗喻手法，把人生体验通过双关的意义传达给对方。譬如石均刚到油田时，她这样对他说：“沉睡了千万年的石油，它在地下也会受到压制，也会逃跑，也会躲藏，这里面的学问，够我们学一辈子的。”（p.235）这看似谈一种科学，但其中的意义显然在言外。她在利用力学原理启发小苔选择生活道路时，使用的也是这种手法。
三、转换为对事业的追求。以上两种转换都是用于对别人的同情，当杨萌需要对自己同情的时候，她的坚强主要表现为她并不怜悯自己，而是把家庭的、个人的不幸，都转换为一种动力，把心放在科学事业上。小说中有两处表现了这种转换，一次是她考大学没有录取，另一次是她接到父亲病重的电报，当小苔对她表示安慰时，她都有意识地把话题转到她所努力追求的、也是令人兴奋的方面。这虽然有悖人之常情，却也表现出杨萌不愿随便暴露私人情感的性格特点。
四、除了上述三种转换方式外，还有一种就是杨萌把她对石均的情感，即由同情、怜悯进而暗生的女性的温情，都转嫁到小苔身上。她在小苔面前用各种方法谈到石均，把小苔的注意力引向石均。小苔是个天真热情，毫无心眼的姑娘，她不自觉地替代杨萌向石均送去了女性的关切。这在石均的一句话中说得很明白：“我还是很感谢她（指杨萌——引者）的，由于她的主意，使你来到了我们家里。”（注：《茹志鹃小说选》，第235页。）其实这“主意”里，包含了杨萌很复杂的心理。
从以上各种转换方式可以体会到，在动乱年代，杨萌的心灵完全扭曲了。她极愿意诚恳待人，却不能不提防着这个冷酷的世界，于是就造成了这种口头语言与真情实感之间的距离。这距离本身作为小说的艺术处理方式，给读者提供了想象、品味的余地。
小路的意象，旨在揭示生活的弯曲之象，包括社会的、家庭的、心理的，以及个人生活道路的选择等诸种现象，这除了显示出作家对当时社会和人生的各个方面的总体认识，还包含了写作风格的特点。
茹志鹃的创作起步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是一个战神压倒爱神的时代，火药味成了评判文学优劣的标准。而她独独以女性的细腻去体尝人生淡淡的悲欢，以比较含蓄的手法去表达作家的爱憎与感情。故而她的创作数量并不多，却能在贫瘠的草地上独自走出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来。1979年，《草原上的小路》的发表，可以看出她的风格已趋练达成熟。在看似平常的生活琐事描写中，自然地揉进了辛酸苦辣的人生经验和切中时弊的社会责任心。有的批评家曾概括茹志鹃的创作道路为“从微笑到沉思”，颇能说明这一轨迹的特点。
（初刊《中文自修》1988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