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一定是闰八月的，不然在我阴历九月初七生日那天就不可能下雪。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清早起来我跟在父亲身后，要父亲给我烧土豆吃，而父亲说过生日是忌讳吃土豆这种粗劣食物的，我就大哭，母亲心疼不过，就在自家土炕的炕道里烧了两个胖乎乎的大土豆，那一年我可能不满十岁。
直到在我居住的小镇上土豆卖到一元多一斤时，我才发现土豆在乡村和童年之外是多么的高贵。更重要的是，我现在每吃一斤土豆，都要细细算计，三斤土豆基本上就是我当年上黑岱沟小学一个学期的全部学费和书本费。
我清楚地记得，我的姥姥是一位瘦弱、多病、不停地咳痰的小脚女人，她一生慈祥而善良。20岁的母亲就已经是有两个孩子的母亲，姐姐和我。所有有关新窑湾的幸福记忆就是母亲带我和姐姐去姥姥家吃烧土豆。我无法想象当年我们家有多贫穷，但可以肯定的是连我随便吃一颗土豆都是无法满足的。因此，每天哭闹着让母亲带我去姥姥家吃土豆便成了童年最奢侈的事。
母亲说在我五岁的时候，有一天姥姥把热乎乎的土豆放到了炕上，姥爷说这不是给我吃的，是给他的孙子吃的。当时姥爷的这句话一定是惹怒我了，我顺手把姥爷的心爱之物——一个他父亲传给他的玉石嘴烟锅扔到地上，玉石摔掉一半但还是紧紧地贴在烟杆上，姥爷从地下捡起来又高兴地吸上他的烟。在我的记忆中，姥爷一直在用这支玉石嘴烟锅，直到最后成为遗物。如今亲人们说起我爱吃土豆，还会提到那个玉石嘴烟锅。
以上的文字可能与我所要讲的故事没有多大的关系。但如果不是因为土豆，那个叫香甜的女人在我幼小的生命里就不会留下什么记忆。我们把香甜叫做姨姨。在我们这个村子里，只要与母亲年龄相仿即使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女人都会称作姨姨，香甜就是这种。
有一天，香甜因为自己患病的男人饿得实在挺不住了，就跑到生产队的土豆地里偷刨土豆，当她把五个硕大的土豆包在袄襟里直起腰正准备离开时，负责看土豆地的福气大爷站在她的面前，光棍汉福气瞪着一双橙黄色的眼睛，一句话也不说，但香甜能明显地感觉到他的双腿和嘴唇在颤抖。福气一句话也不说，直直地看着香甜，过了好长时间，才闷声闷气地说：你看怎么办？香甜扔下那五个土豆，一边转身一边对福气说：你跟我来。福气跟着香甜走进了土豆地边上的玉米地里。
福气大爷一边系裤带一边对香甜说：这块地里的土豆，你想刨多少随便刨吧，但要后半夜来刨。
香甜没有带走那五颗土豆，其实后来连一颗土豆也没有去刨，看见福气就躲着走。福气为此很是气恼，见了村里人就说香甜肚脐眼儿下边有颗黑痣。以至于后来人们一碰到福气就和他开玩笑，一个人问：香甜哪里有颗黑痣？另一个人答：肚脐眼下边。或者一个人问：香甜肚脐眼下边有什么？另一个人答：一颗黑痣。这些话没有多久就传到了香甜的男人的耳朵里，接着又传到了香甜的公公婆婆的耳朵里。香甜的男人就拿一切可能的脏话骂香甜，香甜的公公婆婆也拿一切可能的脏话骂香甜。
香甜后来就在村里的杨树林里上吊死了。人们去看香甜的肚脐眼时，发现肚脐眼下边的确有颗黑痣。上了年纪的老人就骂已经死了的香甜：死了活该！
后来听说福气大爷是在快到五十岁时才找上老婆的，不过，老婆没住三个月就跑了。老婆说福气下边的东西不中用，福气就骂：臭婆娘，从小都没管用，老了能管用吗？
如今，我小时候生活的小村庄已经成为矿区的一部分，村民们大多到矿区当了工人。现在人们早已不屑于种地。而父亲一直对种地情有独钟，今年在矿区的边缘地带弄了一块地，种了一大片的土豆。早在7月，就有人偷偷刨了我家的土豆。母亲气得要命，说干脆蹲到地里看着，我说黑夜怎么办？母亲说黑夜总不至于有人偷土豆吧。可就在中秋节的前夜，我家的土豆还是被人刨了一大块。于是在中秋节的下午，我们全家出动，把地里的土豆全都刨回来了。
父亲说：土豆还有一个月的长势，现在刨回来，放在院子里几天就晒蔫了。
母亲说：这些黑心鬼，土豆还值得偷。
我说：香甜一颗土豆都没偷上就送了一条命，让他们也掉到沟里跌断一条腿。
弟弟扛着一袋子土豆嘿嘿嘿地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