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旧物，发现残稿《真火》。严格地说还不能算是“残稿”，残稿是指成文之后没有发表就已经散失，而《真火》是一篇未竟之作，是写冯友兰先生的。那是1988年的初冬，我第二次去访问冯先生。时隔多年，采访笔记固然还在，只记了冯先生的谈话，当时采访心境及思绪的变化都已忘却，但《真火》中还留下一些痕迹，姑且抄之。
去看看冯友兰先生吧。
每次到了北京，我就这样对自己说。但每次又都行色匆匆，每次又都未能去成。这样每次每次的下来，距离第一次见冯先生的时候已经八年了。
这次，我真的去了。江南正是橙黄橘绿，北京也恰好是枫叶吐丹。我带着别有一番的情致在燕南园的小径上走着。
已经记不清第一次去燕南园是为了什么。似乎不是为了采访谁，可能是被“从燕园离去的人，难免沾染些泉石烟霞的癖”这样美的文字所吸引，到这里领略一下泉石烟霞的情趣吧。
在燕南园，我最先访问的是周培源先生，以后又访问过朱光潜和宗白华两位先生，但都没有写出访问记来。只是为周培源写了一篇《泉水长流松长青》，那还是在庐山访问他时写的。这是1978年的事情了。
那是一个黄昏，我第一次走进冯先生居住的小院。这里既没有“鹤影诗魂”，也没有“泉石烟霞”，而是住着几户人家，有些嘈杂。后来读到宗璞写燕南园的文字，还是有些责怪她，为什么不写小楼内的杂乱，而用那样美的文字，写出那样美的意境来宽慰自己呢？
见到冯先生，我告诉他是从周培源那边过来，他马上说：“你知道吗，周培源会骑马。”从他的谈话中，我才知道在西南联大时，周培源住的地方离校较远，每次来校上课都要骑着马，上课时把马拴在教室外。冯先生津津有味地谈着西南联大时的生活。
八年的时间已经过去，朱光潜和宗白华两位先生都作了永恒的远行，周培源先生已经搬出燕南园。在这里，我认识的只有冯友兰先生了。
这次是公共汽车把我搞得颠三倒四，到冯先生家又是黄昏了。小院的木栅门虚掩着，静悄悄的，不像是再住着几户人家了。那次没有注意的几棵松树，在暮色中更显得苍劲郁翠了。
“你找我父亲谈什么呢？”在客厅里，她这样温和地问我。
她就是冯先生的女公子冯钟璞了。她就是令人倾慕的女作家宗璞了。她也就是为燕南园塑造梦境的人了。我注视着她，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穿着一件用棒针编结的紫蓝色粗绒线毛衣。天还没冷呢，就穿上这样厚的毛衣，身体不好？没有问她，我只是猜着。
虽然做的是新闻工作，但我一直在文学、史学及哲学中盘桓。哲学引导我认识冯友兰，文学则引导我认识了宗璞。正像许多认识宗璞的人那样，自然是那颗晶莹的《红豆》。那颗《红豆》就像夜空中的流星那样，倏地就从天幕上消失了。那时，我已经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了，对人生已有自己的主张，心中就想：这样也好，就这么一颗红豆，人们永远会惦记着它，牵挂着它，想着它。
许多人从《中国诗史》中认识冯沅君。这部著作像月老手中的红线，牵引着她和陆侃如终生结为伴侣。而我认识冯沅君则是至今仍然藏在我的书橱中的《春痕》。那是一切印在纸上的东西都被目为“四旧”的岁月，在废旧物资收购的地方，我以2角钱的代价买来的。淡黄色的封面，石绿色的“春痕”印在上面就显得更翠了；特别是没有切过的毛边，纯朴而带着书香，1928年的版本一直对我有着诱惑力。这是一本由50封信组成的中篇小说，留下了冯沅君和陆侃如从“爱苗初长”到“定情”的爱的痕迹。
冯友兰、宗璞、冯沅君三人个人的形象，在我的心中很长的时间都是孤立的，似乎谁也不认识谁，谁和谁也没有干系。我怎么傻到这种程度呢？当知道他们是从同一个文化沉积层中走出来的时候，曾经这样笑话自己。
“冯先生是搞哲学的，你为什么没有学哲学？”因为见冯先生的时间还未到，我和她闲谈着。
“大概是兴趣，父亲是从来不干预我们的志向的。”她说。
“那，你是受你姑母的影响了？”我又问。
“和姑母不在一起，很少受到她的影响。”她又说。
当我知道，他们家又出了一个才女，那就是她那生长在美国的侄女冯崃，用英文写作也很有文采时，就说：“你们家才女辈出，三代相传。”
“应该是四代了，我父亲的姑母也是女诗人，可惜她只活到18岁，留下一部诗稿。”她说。
宗璞看看挂在墙上的时钟，说：“我去叫他出来。”
我看着她的背影。她像谁？像江玫？像慕容乐？像梅菩提？怎能不让我凝想呢？从她塑造的女主人公的性格中，我和她神交很久了。虽然是采访冯友兰先生，但脑子里却满是宗璞的形象，可能是读她的小说散文多了，总是把她和她小说中的人物联系在一起，分不清她是小说中的人物，还是现实中的人物。
她的背影被墙隔开了，客厅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直到这时我才环视着这小而雅的客厅，董其昌的墨迹条幅，放射着清华的墨韵，从气息上看是董氏的中年之作，和冯先生自书“三松堂”横披相比，显得稚嫩得多了。冯先生不是书家，可是他的字拙朴浑厚，高雅不俗，透露出书卷气息。那气息是由他的文化素养哺育出来的。
细看“三松堂”横披上题识着“八十八岁寿自制”的文字。噢，想起来了，几年前，一位朋友曾把冯先生88岁寿时自制的联语寄给我，我还记得那联语为“何止于米，相期以茶；心怀四化，意寄三松。”日本的习俗称88岁为“米”寿，108岁为“茶”寿。我想冯先生已经是93岁高龄了，正在向“茶”寿进军呢。
大概冯先生也是欢喜以文字来作寄意的。记得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好像是他的书房。室内挂着“衮雪”拓片，似乎是刻在他家乡河中的石头上。冯先生说那是曹操的手迹。此说虽是未必尽然，但他对“衮雪”的解释是颇有新意的：衮是滚的古体。“衮雪”的原意是指汉江的水打在江中的大石头上，飞溅浪花，宛如白雪，随后又汇入江中，滚滚向前。做学问跟滚雪球一样，也应该脚踏实地，日积月累……
咚——咚——咚——脚步声和拐杖声交替地出现在我的耳畔。我的心不由得一动，有些收紧：先生要扶杖而行了？
他出现在客厅门口，一缕长髯飘在胸前，一手扶杖，一手由宗璞搀扶着。我连忙迎了上去。我连忙接过手杖。我连忙把他扶在沙发上坐下。
我又见到冯先生了。他像一位仙人，我感受到他身上那股仙气。
这次不只是冯先生和我交谈了，宗璞就坐在我们的对面。
她在静静地听着，还是不停地编结毛衣。
有一种情绪攫住了我，在驱使我，拨动着我的思绪无法按照原先设计好的线路继续向前走去，而是要探寻哲学家和文学家的关系了。那不是血缘的，他们是父亲与女儿，文坛上的人是都知道的。我要探索的是文化的，父亲为女儿编制了一个文化摇篮。那是一个多好的摇篮啊，在这个摇篮里，她的生命孕育、发芽、出土、成长。60年的物换星移，她从来也没有离开过这个摇篮。
冯先生谈的是日常生活的起居，而我想的却是历史，是他们父女的生命共同拥有的历史。
……
文章写到这里，只写了第一部分，没有再写下去。1990年，冯先生驾鹤而去，我又捡起旧稿，想继续写下去，但也没有写成，总在想着中国哲学史无法绕过冯友兰，中国文学史无法绕过宗璞。火以薪传，想通过写他们父女来写中国文化的传承关系。那时，我正热衷于文化学，而且觉得中国文化的传承很有家族特色。如果把冯先生的家族上上下下排列一下，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深入下去定会很有意思。由于条件不成熟，而我又钻进这个牛角尖又难以自拔，中途辍笔就是必然的了。
那时，我去采访冯先生的本意很简单，只是了解一下他在思索什么。因为，当时社会上对冯先生多有责难，这种责难多发自有见地的学人们，又多从“魏阙”与“江湖”、“庙堂”与“林下”的高度来论述，说穿了就是抓住冯先生从“尊孔”到“批孔”这个转变的事件不放。说实话，对这样的论述我倒不以为然，只是心中感到有些凄凉。因为，对冯先生的这件事早已批判过，并有了结论，还纠缠不放干什么？对同道最不宽容、最不能谅解的就是知识界。我是想听听冯先生对此有什么看法和想法。
冯先生和我谈得最多的还是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此时的冯先生双目几近失明，无法再写作，只是口述，请了一位助手帮助记录，然后整理成文，再念给他听，再修改。可见他治学的艰苦及韧性。但是他每天上午都在工作，下午休息，晚上思考，第二天又述说自己的思考。《中国哲学史新编》已经写到当代，主要论述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他认为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是哲学著作，虽然不须再用“光辉”“不朽”这样的字眼来评价它，但它的哲学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冯先生认为从五四运动到现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在这方面，他给我讲了许多。
参加“批林批孔”的事，应该说是冯先生一生中的硬伤，我不想再触动老人的伤疤，但他还是主动提到这件事，说得很坦率：我没有别人那样的先见之明，我所听到的都是报纸广播传达的毛主席的指示，我也没有勇气去怀疑毛主席所作的指示，再说毛主席一直把我当作他的朋友，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但他毕竟是以朋友待我吃过他的家宴，我一生相信朋友，对毛主席这样的朋友更加相信。还有，不要忘记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以来都在改造，这时当然更是一个改造的机会，结果铸成错误。
冯先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也听得很明白，他是在和我这位相识而知之不深的人谈心。我感谢他的真诚。他送给我一本《三松堂自序》，翻阅之后，我才知道他是在不断地自我批判，不停地在思索，书中也谈到“批林批孔”的那段经历，并写道：“如果我从解放以来，能够一贯采取老实态度，那就应该是实事求是，不应该哗众取宠。写文章只能写我实际见到的，说话只能说我所想说的。改造或进步，有一点是一点，没有就是没有，如果这样，那就是采取老实的态度。就可能不会有在‘批林批孔’时期所犯的错误。”（《三松堂自序》第158页）
冯先生把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作为重要的哲学著作，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有着较高的评述，这是真诚的；对“批林批孔”的自我批判也是真诚的。
把冯先生送回书房，宗璞又和我谈了很长时间。特别是谈到她母亲任载坤先生，宗璞说她通往父亲心中有两座桥，一座桥是诗，因为父亲喜欢诗，特别是杜甫的诗；另一座桥就是母亲了。她万万没有想到，“文革”结束之后，癌症夺去母亲的生命，那座通往父亲心中永恒的桥塌了，她不胜悲戚。那时父亲正受着批判，母亲病得很重，要送到学校医院去治疗，却没有人愿意去抬，母亲撒手而去，治理丧事也冷冷清清，很少有人前来吊唁，她的心冷了。她精心塑造的燕园的梦境彻底破灭，茫然地看着那园子，园中衰草凄迷，落叶堆积，她第一次感到：人并不是像她想象的那样美好。
也许是父亲经历得多了，对人世的炎凉并不以为意，只是喃喃地对她说：“没有你娘，这房子太空。”老人心中千言万语，都从这句话中道了出来，她听了真想大哭一场。为了料理许多事，她没能好好地哭。从此，这房子里没有母亲料理家务来去的身影，没有母亲照顾父亲和家中每一个人，也没有母亲充满乡土风味的话语了。她成了家庭主妇，一切都要她和父亲直接交流了。但他们生活中永远有那座永恒的桥在沟通着。
母亲去世时的凄凉，宗璞是永远无法忘却的。
未写完的文章是无法续写下去的，对昔日的采访只作这样的补充，虽是粗疏，也算了却一桩心愿吧。
（1999年4月20日《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