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上一则简讯报道《金文大字典》出版了，令人有些兴奋。
金文即青铜上的铭文，又称钟鼎文，是研究商周文化的原始资料，如今能释读的人不多了。《金文大字典》的诞生，无疑是为研究者架起了一座通向古文献的桥梁。
细想想，我又感到不以为然，当今的词典出版多，谬误也多，金文研究者又是凤毛麟角，这本字典能编成什么样子？后来在另一则出版信息上看到青铜器专家马承源是这部词典的副主编。马氏是我相识多年的学者，学养深厚而且学风严谨，他参与主编的工具书，应该可信并具有权威性。某天和他相遇，谈起《金文大字典》，他说：“我这个副主编只是挂挂名，你可找主编戴家祥先生。”
戴家祥，很陌生的名字。现在挂名编书也是一种流行色，这本书的副主编都是挂名的，主编就更可想而知了。马承源既然能屈尊副主编之位，看来这位主编也不是等闲之人。
想看到这部字典，我去了书店，卖书的人说，进来过几部都卖出去了。后来在刘旦宅教授家里，我看到它，绛红色的锦匣上装饰有青铜羊面纹，内装三巨册《金文大字典》，墨绿色硬壳封面上镶嵌着青铜圆盘，其实是一只缩小的西周散氏盘，此盘原器铸有数百字的铭文，为“治地之约”，是在战争中各方分割土地的记录。字头全都采用铭文拓片，保存了古文字的风貌，释文也用工整的小楷抄写。这部精抄、精印、精装的大字典，本身就是一件工艺品。
在这之后几天，我就去华东师范大学拜访戴家祥教授。他居住在楼下，有三个房间，水泥地，白粉墙，还有通常所见的人还没住进去就已生了锈的钢窗，木桌，木凳，还有两只单人沙发。书架上零零落落地放着一些有关金文的书。这时他午睡未起，卧室的门是敞开的，我就走了进去，看到他正从那张单人床上下来，被子的一端用线带扎住。我们都经验过这是一种最原始又最方便的保暖方法。
虽是九十高龄，他的思路清晰。只要引出一个话题，他就娓娓不停地谈下去，并带有几分幽默。
他说：1957年蒙冤受陷，二十多年不得从事笔砚。1977年平反昭雪，我即着手搜集有关金文的资料，想编《金文大字典》，但我已年逾古稀，而且患有心脏肝胆多种疾病，先后动过三次手术，头童齿豁，担心无法实现年轻时候的夙愿。有幸得到青铜器鉴别专家马承源、甲骨文专家潘悠和研究生王文耀、沃兴华的帮助，历时十多年，终于完成。又几经周折，最后承蒙学林出版社雷群明诸君慷慨相助，使我能在风烛残年，看到它成书出版。
我问：先生在年轻的时候就治小学从事文字学的研究？
他说：我是1926年考进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先生，从事金文甲骨文的学习与研究。这年招生二十名，谢国桢考第一名，我考第七名。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学大纲是王国维先生起草的，采取了中国书院和英国牛津大学两者相结合的办法教学。教授有赵元任、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李济是青年讲师。他们教学也各有特点，和王国维在一起，他不讲，只听学生讲，讲到他满意的地方，他就点点头说“还可以”；和梁启超在一起，只听他讲，不给学生讲话的机会；和陈寅恪在一起，他讲一半学生讲一半，有一次他把我叫去，要我讲南北朝史，这当然是考我了；赵元任先生眼界很高，我们都感到他瞧不起学生，我没有登门求教。
我问：当年清华研究院的同学中，现在健在的还有谁？
他说：去年姜亮夫也去世了，现在只有我一人。
我说，那么，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只剩你一人了，王国维的学生中唯一健在的也只有你了，你这个唯一的老学生编了一部唯一的《金文大字典》。他没有再说啥，只是淡淡地一笑。
从戴先生走进清华园学习研究金文甲骨文到《金文大字典》的出版，已有近七十年的历史了。在九十高龄还能有如此皇皇巨著，出自青年时期修得学养根基深厚，应该说他晚年有着天时地利人和之幸，恰逢青铜器铭文被发现收集整理的鼎盛时期，历史上任何一个金文学家都没有他看的资料多。
商周是甲骨文与金文并存时代，中国的文字已走向成熟。铭文书体，一般称为大篆或称籀书，也有称为古籀的。当时西方的秦国铭文书体则由籀书演变成秦篆，也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标准小篆。到了汉代，青铜器被视为神圣，对其铭文已经感到陌生，汉武帝得到一个古鼎就改元为元鼎，汉宣帝时美阳县出土一件铜鼎，人们不认识鼎上的铭文，要把它存放在宗庙里。当时的京兆尹张敞对商周古文字有所研究，他确认这个鼎是西周时期之物，并释出鼎上的铭文，认为不宜放在宗庙里。在古代，鼎是权力的象征，称那些妄想篡位的人有“问鼎之心”。
随着出土的青铜器的增多，铭文也就逐渐丰富起来。为了释读铭文，各代都有学人编著字典。汉代许慎很注意搜集整理和研究青铜器上的铭文，编著《说文解字》，它是中国第一部字典。五代时郭忠恕，宋代夏子乔，清代的段玉裁、吴大澂，当代有容庚。
于是我又问：许慎的《说文解字》收录篆文九千三百五十三个，容庚的《金文编》收录一万八千余字，台湾周法高主编的《金文诂林》十四卷约一万八千条，每条字下列举原铭文句。和这些字典相比，《金文大字典》有何异同？
戴先生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只能简单地说，扬其所长，避其所短，补其不足，形成自家体系。自“说文”问世以来，有关金文的训释，都沿许氏旧说。但“说文”成书距李斯的书同文三百四十二年，许氏不但未见过周古文，连十五篇史籀大篆也只看过九篇。由于资料的局限，使“说文”存在着许多弊端。《金文大字典》可以正《说文解字》之误。
我问：《金文大字典》有何创新之处？
戴先生掰着手指说：第一，所有字例全部用拓片原尺寸影印，残缺之处也不填补，保持原来的风貌，这样就避免了因臆测而形成的谬误。第二，收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的铭文资料，收录的单字超过了同类字典。第三，所有的单字都注明出处，并引出原文，集各家的诠释，对他人诠释不清或有争议之处，我们又从字的形、声、义三个方面作新的证说。第四，为了读者查阅方便，我们改变了《说文解字》的形体部首排列方法，以金文的形体结构为依据，采取分部检目方法。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用这句老话来形容这几位编字典的人，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这是一种境界，是治学的，也是人生的。这使我想起采访甲骨文专家潘悠时的情景。她是那样瘦小，又是那样乐观。一见面就告诉我她的肝脏里有一颗小炸弹，经肝脏外科专家吴孟超注射酒精治疗，已经缩小了许多。很难想象她过了二十多年的家庭妇女生活，在街道什么苦事都干过，会装电灯，会粉刷墙壁，会油漆，也会电焊，更没有放弃甲骨文的研究。
像潘悠这样治学的往事对于人们也许还是有些意思的。1952年她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复旦大学历史系，师从胡厚宣先生学习甲骨文，胡先生很器重她，曾想待她毕业后把她留在身边做助手。1957年在她毕业之际，因为不愿承认丈夫是右派，自己也被打成右派，开始了家庭妇女的生活。胡先生虽然调往北京，但对这个学生还是念念不忘，给她写信，给她寄资料。还有她的一些学兄，也在悄悄地帮助她，使她治甲骨之学没有中断。“文革”期间，她和同为甲骨文专家的丈夫吴浩坤，在学校要挨斗，在里弄里也要挨斗。夫妻俩常常约在电车站相会，到郊外走得很远很远，一边摘着野菜，一边讨论甲骨文。平反昭雪之后，胡厚宣把她推荐给戴家祥，经过面试，她才算结束大学毕业后二十多年的家庭妇女生活，朝着自己的治学理想走去。她一边帮助戴先生编《金文大字典》，一边给戴先生的两位研究生沃兴华、王文耀讲授甲骨学史。后来她的这部讲稿整理成了一本专著《甲骨学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你想想看，戴先生也才刚刚平反，处境还不算好，就把我招在身边，那完全是为了编《金文大字典》啊！”谈了自己的这段经历，潘悠有些激动。
两位研究生也都修成正果，都是有些名气的新一代金文历史学家，戴先生谈到他们时颇为得意地说：“他们都是学有所成，又各有所好，王文耀研究周易气功，沃兴华搞书法，也都有成功之处。”
金石大家方介堪是戴先生的童年时代好友，一生为戴先生治印数百方，灿然成册，名之为《白鹃楼印蜕》，从王季思为此印谱所写的序中得知，戴先生青年时代就欢喜白杜鹃，故榜其居为白鹃楼。方介堪镌刻的“白鹃楼”朱文大印的边款刻有戴先生的《鹧鸪天》词，其一首为：“瀚海黄河不耐秋，东风一夜锁红楼，鲛绡皓齿三更梦，瘦骨穷骸万里愁。风瑟瑟，水悠悠，抛残锦字倩谁收？幽禽难说人间事，底事伤心只泪流。”这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读此词可以触摸到他青年时代的忧郁。他出世十三天就被卖给戴家当儿子。戴家有田千余顷，只有两个女儿。他到戴家应该很享福的了，“可是不知为什么，养母既然把我收养，又为什么那样虐待我”，戴先生的目光中仍然闪现着迷惘。几岁时，他的养父去世，十几岁时养母又去世，他的叔伯和外祖父为了争戴家的财产发生了纠纷，“我是亲眼看到他们之间的尔虞我诈，感受到世界的不清白”，从此他开始欢喜白杜鹃的洁白与纯净。温州老家的环境使他无法生存，在未婚妻的父亲的支持下，毅然去北平读书了。离开王国维的讲堂，他就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他在几所大学里教过各种课，也当过中学教师。他的一身正气又常常不为人所容，只好奉行“与其仰面求人，不如低头养猪”的宗旨。他养猪，他挑担卖菜。即使这样，他还是写了一部有关金文甲骨文的著作，完稿后放在朋友处，因兵荒马乱，原稿的大部分都散失了，只残存了第九章，其中的许多内容，都融入了《金文大字典》。
如今多有一类文字，或说古，或凭吊，其中不乏幽远之笔，读了令人为之心动。但是，稍作理性的检点，就会发现文中所说的“古”错了，所凭吊的遗迹已是后代虔诚的好事者所为，并非原来的地方。当然，境由心造，在如是的文字中情绪是主要的，史实或真迹的确凿程度已不重要。《金文大字典》是探索文字之源，从事这项工作，情感已隐在文字背后很远很远的地方了，历史的真实却是它的第一生命。而在宋代，就出现了青铜器的仿制品，明清的伪品更是越来越多。在山东的潍坊，北京，江苏的苏州，形成了制造伪品的中心，有的是按照原物仿制，有的是把铭文移到他器上，还有的铭文或器物都是仿制者的创造。编《金文大字典》首先就遇到一个鉴伪的问题。戴先生把马承源引为知己，他说：“编《金文大字典》，马先生功不可没，他不但无私地把馆藏拓片提供给我们，而且每一张拓片都经过他的鉴伪。可以说这部大字典里没有伪劣产品。”
起始，《金文大字典》的编辑得不到资助，戴先生在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挤出钱来作编辑经费，前后共用去7000元。如果按现在通行的惯例，这点钱连买拓片都不够。上海博物馆藏有从全国购得的拓片，马承源不仅对他们使用这些拓片分文未取，还提供免费复印。每次，都是潘悠去取复印了的拓片，有一次她取了拓片回到家中，患癌症的女儿去世了。《金文大字典》出版以后，戴先生把马承源应得的稿费送去，又被马承源原数退回。
承担《金文大字典》出版的学林出版社社长雷群明说：“《金文大字典》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然这里有他的自豪，在这部大字典编成而出书无门的时候，他们投资50万出版1000册。当时，他们是铁了心准备赔本的，未料想出版后竟销售一空，现在他们准备再印2000册，以满足读者的需要。
简略地说了《金文大字典》的故事，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了，能不能说“后无来者”呢？也许会有人对金文的研究超越前人，但还会有人能耐得起心思去编这样的字典吗？英国出版的《英语词典》，最近被《华盛顿邮报》评为一千年来人类最伟大的一本书，但是谁能想到，这部词典的编者塞缪尔·约翰逊编完词典时说：“你想要惩罚谁吗？就让他去编字典。”
（1996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