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等待是最消磨人的。我在忍受着这种消磨，等待他的事业的成功。
应该说，1992年12月25日我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就已经领会到他的成功。所等待的只不过是要在舞台上证实他的成功，看看他是怎样把大唐的诗、大唐的乐、大唐的舞融合在一起，这也正是他魂牵梦萦的所在。
在采访他时，我曾作了录音。虽然当即就把数盘录音整理出来，但在等待中，我仍然很好地把这些录音保存着，为的是保存在采访时的那种感觉。
在等待中，我不止一次地给他打电话，但他名片上的那个电话号码是失灵的。我曾经给他写过信，但他的回信是由别人代写。他连名字都没有写上，也没有说明是为什么。
1994年，我仍在等待中，等得有些焦虑。等待到8月中旬，第四届中国艺术节在兰州举行，我想也许会有他的信息。此时我恰巧有西安之行。但艺术节开幕的那天晚上，我准时打开电视机，看到第四届中国艺术节开幕式上演出的第一个节目就是《敦煌古乐》。
虽然只是片段，我无法感受到它的整体效果，但总算被我等到了。他的研究成果终于搬上舞台了。我关上电视机，心情沉静地坐在那儿，怎么没有他个人的消息呢？
第二天，《敦煌古乐》被安排在艺术节的首场演出，电视屏幕上频频出现他的画面：我看到他消瘦了。我看到有很多人围着他。我看到人们用轮椅把他抬到舞台上，和演员们见面握手。
他就是我等待着的席臻贯！他就是敦煌古乐的破译者席臻贯！他就是那个被人们称为走进天门，揭破天机的席臻贯！
询问到新的电话号码，我直接找到他的夫人龚仁兰。她说他患了膀胱癌，已经进行了第二次手术……
9月25日，飞机到达兰州已是黄昏时刻了。我背着行囊，走进兰州军区总医院他住的病房，病房安静得给人一种压抑感。我看到他平躺在病床上，两个排尿袋挂在床边，输尿管是从两个肾盂中插进去的。他无力地点点头，还认得我，握着他枯瘦如柴的手，彼此眼中含着泪水，只是静静地对望着。
他口中的唾液已消耗净尽，喉咙发不出声音，无法和我进行畅快的交谈了。但他破译的敦煌古乐却鸣奏在我心中。我听到了他那生命的律动。
在下榻的地方，我把可看的、可听的现代设备统统关掉，面对青灯，独自坐在那里，两年前的访问和现实的情景，总是交替重叠地出现在眼前，我不停在想：他怎么病成这个样子？医生还能把他从病魔中拉回来吗？是敦煌古乐把他带上走上眼前的这条路？
二
那是一个多雪的冬天，我在北京组稿，经朋友的朋友介绍，得知席臻贯在破译敦煌乐谱和敦煌舞谱。我知道这是一门超越时空永久性的学问，吸引着许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许多人已为他耗尽终生，现在世界上仍有许多人在锲而不舍地追踪它，探索它，解读它，都想从它身上对唐代音乐讨个说法。这是一件翻阅天书揭破天机的事，没有深厚的功底和勇气，那是不敢接近它的。我带着这样的敬意，在一个招待所里拜访了他。
论经历，我们曾先后在“丝绸之路”上跋涉过，他追寻的是音乐，我探访的是壁画，但我们都有着寻梦的感觉。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之间那堵采访与被采访的矮墙一下子就跨越了，情感上一下子也就贴近了。
一只锦盒放在我的面前。锦盒的签条上写着“敦煌古乐”。打开锦盒，那里是一本书，封面是敦煌壁画上奏乐的场面，吹弹敲打掐拨弄的各种乐器都有。书的封面上除了题写着“敦煌古乐”外，还有一行小字“敦煌乐谱新译”和一方椭圆形小印“古谱新译”，再就是著者的名字：席臻贯。书前的插图是敦煌古乐25支曲谱的影印件，中间是文字论述，后面是25支曲子的古谱、五线谱对照，再后就是由席臻贯译谱并整合词曲的《敦煌古乐·民乐合奏卷》《敦煌古乐·琵琶独奏曲卷》和《敦煌古乐·配词演唱卷》。
我们的交谈在进行中，对他的谈话我作着录音，此时我无法听破译的古乐，无法说出我的感觉。但音乐界的一位前辈为该书作的序言最后写道：“至此，敦煌乐谱的研究、破译的工作可以告一段落了。自然，如果以后能有一千多年前的文物出土，能对今天的研究成果加以校正，那自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不过，这只能是幻想了。”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魔盒。那里面虽然没有叱咤风云的辉煌，虽然没有移山填海的业绩，虽然没有光怪陆离的怪异，却有着一个人从40岁到50岁的成熟的生命。他是用生命之火照亮着对敦煌古乐研究的迷茫之路。到了今天，他的生命之环变成了对世界唯一的文化遗存研究的句号？
我们似乎是在丝绸古道上漫游着，席臻贯走得比我更加遥远：历史把他带回1900年，4月27日清晨，他看到那一个由兵卒带来的王道士，打开了敦煌一座洞窟的墙壁，墙壁后面又是一座洞窟，那里藏着许多经卷。这些经卷在王道士的翻动下，运出洞外，随着骆驼队、大车轮子的转动又一捆捆地运往他处，运进伦敦、巴黎、彼得堡、新德里、东京等地的博物馆或藏书楼。在这些经卷宝藏的后面，又是一支长长的队伍，有的穿着中式长袍，有的西装革履，也有不少人穿着“毛式”服装，他们在奔跑着，追逐着，都想解开那些经卷的秘密。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也身不由己地加入这支追逐的队伍，他在不断地问着：藏经洞里到底有多少经卷文物？现在又都藏在国外什么地方？流散在国土上的经卷又在哪里？席臻贯背着这沉重的历史性的问题和耻辱感，走进法国巴黎图书馆，去接触那闪动着大唐古貌的敦煌古谱。
三
那是1982年，席臻贯随着《丝路花雨》到了巴黎。他要去寻找编号为P.3808的字卷，这就是伯希和从王道士手中购得的数千卷敦煌文本中的一卷。经学者种种考证、争论而断定为《敦煌乐谱》。
这是现存的唯一一卷唐代音乐古谱，经香港学者饶宗颐的考证，此谱“原又是出于不同时期和不同人所书写，再由该谱粘连成长卷”，“虽无法知其先后确实时期，但‘长兴四年’即乐谱的下限，却可以论定”。这用三种不同字体抄写的三谱，可能抄于五代，也可能抄于唐代。但有一个事实不可忽视，就是下限长兴四年（933年）离唐王朝覆亡的天祐四年（907年），才不过二十多年。最早看到这卷古谱的是刘半农，他在30年代初期留学法国，看到此谱及舞谱就抄录回来。中国最早研究的是任二北先生，他虽然写了《敦煌曲初探》，但还是不无感慨地说：玩味再三，终未所得，我们应本爱国之热忱，误著先鞭，为了使不让外国人先解释出来，这样才不愧对先人。
老先生的期望，对席臻贯是一个巨大的震动。他带着心灵的震动来到巴黎图书馆门前，但没带护照，不能进去；他第二次带了护照再来，恰巧该馆所藏敦煌经卷被盗，没有特殊阅览证无法进去。还是在华裔学人吴其昱的帮助下，才得进去阅览。吴是闻一多先生的弟子，1948年留学法国，他给席臻贯提供了许多国外研究的信息。
在巴黎图书馆，席臻贯感到如鱼得水，每次都是清晨进去，到下午关门才出来，中午泡着富有中国特色的方便面——那时还是时髦的新食品，物美价廉。抄书是席臻贯的基本功，《姜白石词编年笺校》是他用手抄的，任二北的《敦煌曲初探》也是用手抄的。这些书虽已再版，他也不后悔，他说抄一遍胜于读五遍。那时野马表只需60法郎就可购得一块，他舍不得买，却花了400法郎买了两部书，一部就是饶宗颐的《敦煌曲》，另一部是台湾学者的《清四史乐志研究》，为了把钱省下来买书，他舍不得花钱上厕所，把从体内排出来的液体撒到塞纳河里。他说法国人也是这样干的。书店即将关门，他乘坐出租车抢在关门前把书买回来，法国人不解：连厕所也不敢去的人，怎么敢坐出租车？就连巴黎图书馆东方文献部负责人看到他经常去抄书，也感到不解，就说：“我们已经送了七套微缩胶片给北京图书馆，你怎么跑到巴黎来抄书？”他说：“我感到很欣慰，目前中国大陆的学者，只有我看到了敦煌乐谱及舞谱的原卷！”
一个知识分子的安慰的所在，现在还能为人所理解吗？
四
看着和我屈膝相对、款款交谈的席臻贯，我又想起探索敦煌曲谱的先行者叶栋先生。正当席臻贯在巴黎图书馆抄书的时候，叶栋已经发表了许多研究敦煌古谱的论文。我也曾和叶栋相对而坐，也曾交谈对这25支敦煌曲的破译，但他有着难以摆脱的苦恼，就是对谱中的一些符号，无法达到准确的认识。那天举行他破译的音乐晚会，听的人都感到曲调有点怪异，似乎没有正常的音乐节奏，大家都怀疑：大唐的音乐就是这个样子吗？和整个唐代辉煌的文化有些不相称。终于使人不能不怀着期待，希望他再作探索，将一些符号再作破译。不料，他的新谱未能译出，带着遗憾，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还有席臻贯曾经参与创作的《丝路花雨》，自有许多成功之处。在上海、北京我曾两度看他们演出。我虽然不懂音乐，但能感到它不够高古，不像敦煌壁画流溢着唐代风韵。那时我们还不相识，就去请教其他专家，他们也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是民族舞剧，又取材于唐代史料，为什么音乐是西洋的琵琶曲子？特别是剧中运用的《月儿高》琵琶曲，形成于清代，最多只能追溯到明代。
叶栋对敦煌乐谱的破译及《丝路花雨》的音乐，都告诉我们：古乐破译的成功与否，最重要检验标准就是“可听性”。当然它的可听性是有着时代色彩的。
因此，我们有着如下的一段对话。
记者：你破译的敦煌古乐解决了可听性的问题了吗？
席：我认为解决了，这里有录音磁带，你可以借去听，听了会有你的判断。
记者：你认为你解决了哪些前人在研究中遇到了、但没法解决的问题？
席：简单地说有三个问题，一是破译了前人没有破译的符号。古谱所以被称为天书，就是因为其中有“□”“·”“T”“√”“王”等符号。二是注意了乐谱与舞谱的结合问题。中国古代是乐舞相谐，有乐必有舞，任二北、郭沫若等虽然注意到这个现象，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以上两个问题解决了古谱的节奏与节拍的问题。三是把敦煌乐谱与合竹及易卦结合起来研究，解决了古代音乐的和声问题。合竹是一种存在于中国古代流传在日本的笙演奏法。同时，我把色彩体系和易卦相结合研究，也证明了中国古代音乐和声的存在。
记者：唐五代与宋代相去不远，姜白石遗留的那套曲谱是大家所公认的，不知你有没有核校两者的衔接与承转问题？
席：对，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验证标准，从译谱中可以看出与姜白石在歌曲旋律之脉络关系。我曾把姜白石歌曲与本译谱作了对勘，从中可以发现，白石谱最典型、出现频率最高的风格性音型，在本谱中出现的频率亦很高。敦煌谱与白石谱在典型音型的连续运用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求变。
记者：既然古代是乐舞不可分，敦煌古乐已破译，对舞谱你研究的情况如何？
席：现存的《敦煌舞谱》有三卷，两卷在英国，一卷在法国，我在法国时也看到原卷。《敦煌舞谱》面世八十年，在世界上只有十个人研究，可见学问之深，无法进去。日本的水原谓江研究的成果最好，已发表36篇论文，还出了两本研究专著。能出书的只有水氏。我已发表了9篇论文。舞蹈创作带有任意性的，不像音乐有曲式法，有动机的选择。外国人认为中国音乐没有序列原型，哼到哪里算哪里，何况舞蹈。但是我在敦煌舞谱中发现序列原型，这是任何人都没有发现的。敦煌壁画上的舞蹈动作都临摹完了，要整理出唐代舞蹈序列原型，其中有扩张、压缩、衬舞容、变化无穷。舞容分阴阳。把舞蹈位置用线穿起来，可以看出是朱雀星象、苍龙星象，古人把天文星象用到舞蹈的排列之中。近几年的全部精力用在敦煌古乐的破译上。待这套节目排上舞台演出之后，再回过头来破译敦煌舞谱，想编一个舞剧来再现敦煌歌舞。舞剧的剧情构思好了，剧名叫《凉州女》。
记者：天门不可进，天机不可揭露太多。
席：没办法，吉凶互补，撞天门九死无悔，让天公去惩罚吧。
正在听席臻贯对舞剧《凉州女》的构思，房门被撞开了，上夜班的服务员赶我走路，已经过半夜了。
离开招待所，大雪飞扬，只好步行回住地。我把耳机插进耳朵，听敦煌古乐，倾杯乐、急曲子、水鼓子、急胡相问……一曲一曲，我感到是在唐代长安大街上漫步。
五
到了兰州，我才知道席臻贯已经是甘肃省敦煌艺术剧院院长。在北京初次相见时，我知道他是在为把敦煌古乐搬上舞台在奔波，寻找演员，他为演员的流失在惋惜。他在动员在《丝路花雨》中扮演英娘的演员回去参加演出。那时他也没有想到，在他病的垂危之中，那位女演员在北京被杀，他感到比自己患了癌症还痛苦。
那时他就告诉我，他可能担任院长。但还是有些犹豫，当院长要耗去他的研究时间，但如果不当院长，手中无权，只凭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是无法办成任何事情的。总之，他是很矛盾的。那时他就很感激中共甘肃省委对他的支持，当有人认为他的研究是一家之言时，文教书记孙英就说：“这话不对，对他的研究如果不重视，就会失之交臂。”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兰州时，接见的13位有特殊贡献的专家，他就是其中的一位，江泽民听了录音磁带很高兴，并说：要把它搬上舞台。为了复制唐代乐器，甘肃省科委拨款十多万元作为专款专用。这次我在兰州买到书和磁带时，看到锦盒中多了一张金色的硬纸片，上面印着“世界之最”，并说明这项研究荣获：中共中央宣传部颁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影电视部颁特别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音像制品评选一等奖。他又被文化部颁为高级专家。
1993年2月2日，他就任院长之职。3月3日经医生检查发现他患了膀胱癌，也恰在这时候，他获得了多项荣誉。难道真的应了他“吉凶互补”之说？他是一个不相信宿命的人，拖着支离的病体，奔西安，跑新疆，他要去借用最好的歌唱演员、舞蹈演员，把敦煌古乐搬上舞台。但是，事情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个人的智慧可以给他勇气跨进天门、翻阅被人称为“天书”的敦煌乐谱，这解开天机，但智慧并不能解决现实中的矛盾和困难。还是在舞蹈家、副院长许琪及新到的党委书记王斌学的鼎力相助下，才使敦煌古乐搬上舞台。
我去敦煌艺术研究院采访许琪，她去北京排练1995年春节文艺晚会节目了。我见到党委书记王斌学。这位彪形大汉的身上还有着鲜明的军人气质。谈到席臻贯，他说：“我是今年3月转业来到剧院，第一件事就是发展席臻贯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破译的敦煌古乐，不只是对国家的贡献，也救活了我们剧院，否则剧院没有什么剧目上演。我们要支持有贡献的人，不能让有贡献的人老是吃亏，最后变得心冷。”省卫生厅拨了专款为他治病，只要他的身体状况有好转，敦煌舞谱的破译就有希望。8月18日，敦煌古乐首场演出。在演出的前一天，他坚持要去剧场观看，我们却有些担心，但他说：“不让我看我不甘心，看后死了也心甘情愿。”他去看戏的那天，剧场专门腾出一个房间供他休息，陪去的还有一位医生和两位护士，救护车就停在那里。看了演出他很高兴，说：“敦煌古乐能演出，就像救了我一命。”
走进席臻贯的家，两个房间都不算大。我看书橱上还贴着一张曲颈琵琶设计草图，这是席臻贯的作品。敦煌古乐中所用的几十种乐器都是他根据文献资料及敦煌壁画设计的。这时，我才注意到坐在我对面的龚仁兰，她温和纤细，说什么我也不敢相信她就是席臻贯在北京向我介绍的：“我很幸运，有一位好妻子，家里的墙都是她自己粉刷的，几十斤重的煤气罐是她自己扛上三楼的，什么事都不让我烦心。”
龚仁兰总是不停地落泪，下面是我记下她那带着泪水的话：
恐怕连你也想不到他会病成那个样子，我很后悔，每天的夜宵我没能照顾他。为了敦煌乐谱敦煌舞谱，他每天都是趴在桌上看书写稿子，他在写《中国乐舞意象逻辑》这本书时，每天强制自己要写5000字，天天写到深夜两三点钟，他应该再吃一顿夜宵，但我没有做到。他是个意志很坚强的人，但癌症给他带来的疼痛使他无法忍受，每天靠止痛药维持。看《敦煌古乐》演出后的一天，他的状况还好，就把我叫到床前，他说：“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妻子，敦煌古乐又搬上舞台，我没有什么遗憾了。我的生命再维持下去，会给你，给周围的人带来许多负担，再也没有意思了。给我用安乐死，让我平静地走吧。”他说得很平静，一点没有痛苦的样子，但我无法接受，我要他活下去，就找朋友商量，大家都不同意，都希望把他治好。舞蹈家张京棣来到他的床前，对他说：“臻贯，你知道你破译的《敦煌古乐》的价值吗？它不仅是一个研究成果，更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财富。这个财富也包括你自己。你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为了你的事业，为了那些爱你的人们。”这以后，他一直生活得很顽强，强迫自己吃东西，配合医生治疗，可是情况不见好转，现在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
9月29日，要回上海的那天，我又去医院看望席臻贯。他仍然平躺在病床上，仍然不能和我交谈，他大脑里仍然储存着智慧。看得出他那闪动着智慧的眼睛对人世对朋友的留恋。
我又进入一个新的等待时期，等待他的健康，等待他对敦煌舞谱的破译，等待他的舞剧《凉州女》。
补记
10月5日深夜，我写完最后一个字。6日晚，我打电话去兰州，询问席臻贯的病情，接电话的是龚仁兰。她说：“他走了，去得极为痛苦。5日深夜，他就开始气急，走了几次又回来。他不想走啊。直到6日清晨6点钟，他真的走了。”我无话可说了，只请她代我向他献上一束鲜花，已经写好的文章也不想再改了，只是写得晚了，没能让他看到。
（1994年1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