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伦·本尼斯教你如何重塑自我
沃伦·本尼斯（Warren Bennis）是一名杰出的工商管理学教授，同时也是南加州大学领导学院的创始人及主席。50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观察领导者和管理者，并为此著书。他出版过许多著作，包括经典畅销书《领导者》（Leaders）、《成为领导者》（On Becoming a Leader），获普利策奖提名的《创造出来的人生》（An Invented Life），以及《七个天才团队的故事》（Organizing Genius）、《管人如养猫》（Managing People Is Like Herding Cats）、《老狗新把戏》（Old Dogs, New Tricks）。本尼斯曾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大学任教，并担任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执行副主席和辛辛那提大学校长。
书写属于你的生活
我们皆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发现自己与生俱来的能力，用一生的时间创造和重塑自我。我认为自我创造即为想象力的实践，也是了解自我的途径。无法实现自我创造的人，往往满足于矫揉造作的姿态、陈腐的观念，埋没于人群中，难以脱颖而出。自我创造恰恰和接受原本的自我相反。
保持真实，从字面上说即成为自己的创造者（在希腊语中，“创造者”是“真实”的衍生词）：发现你天赋的能量和欲望，然后找到自己的方式采取行动。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不仅仅是为了实现文化环境、家庭传统或者世俗权威赋予你的形象而活着。当你书写属于自己的生活，你是在玩一场再自然不过的游戏，你是在遵循与自己立下的约定。
我的本源
我童年的景色，犹如贝克特（爱尔兰作家，荒诞派戏剧的重要代表人物）的舞台布景：贫瘠、粗陋、永无尽头。一个小男孩在等待一个也许永远不可能出现的人。偶尔会出现一些无关紧要的人：年长我10岁的双胞胎兄弟；一天工作18小时的父亲（当他脱下鞋子和沾满泥污的袜子时，脚踝上一圈圈的泥垢必须用硬毛刷才能刷下来）；不帮衬着父亲维持生活时就和朋友打麻将，喜欢歌舞杂耍表演的母亲。
我深感孤独、沮丧、被孤立，失去希望和欲望，意志消沉。“闷蛋”，父亲如此叫我。我独来独往，没有朋友。我记不起来，我是如何度过那些漫长的时光，我只知道在脑海中虚构我未来的理想生活，那些在脑海中如跑马灯般闪过的24小时纪录影片。
我不是很喜欢学校，除了夏勒小姐，我对其他老师印象全无。我非常喜欢夏勒小姐。她是我八年级时候的老师，可以算是一个名人，因为她的哥哥威廉·夏勒在柏林的CBS做广播。只要他在线，我就会倚在收音机旁。1938年，新泽西韦斯特伍德地区是当之无愧的德国国债的主要支持地，对于一个时常感觉自己是该地区唯一犹太人的孩子来说，夏勒反对希特勒，这一点足以令我激动不已。
在一次重要的时刻，夏勒小姐让我们花10分钟告诉其他同学自己最喜欢的爱好。我一下子慌了神。毕竟我非常喜欢夏勒小姐，而事实是，我并没有任何能称得上喜欢的爱好。我曾努力发展的休闲爱好，结果也和其他孩子一样以失败和狼狈告终。我在运动上平庸无奇，我对集邮毫无兴趣，不喜欢将干虫诱饵绑起来钓鱼，狩猎令我紧张，用巴沙木搭飞机又突显我笨拙的头脑和双手。在令人绝望的时刻，突如其来的灵感让我下定决心要展示些什么。我将鞋油、不同颜色和形状的罐子和瓶子装进盒子里，因为我经常投入的唯一一件体力活，就是将家里的鞋子擦得锃亮。
所以，当轮到我站在众人面前时，我解释了一种新艺术形式的奥妙本质。我饱含深情地描述了我调色板上色彩的细微差别（我尤其喜欢深红色和褐红色之间微妙的差别）。我还谈到，不同的物件，若要有令人过目不忘的色调和光泽，所需要的颜料搭配以及各种搭配所起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我论述了用固态和液态蜡的利弊，用精神饱满的语气就牛蹄油的多种优点做了一番演讲。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表现，因为从始至终都是纯想象的行为。从夏勒小姐的笑容中我知道，她认为这棒极了。即使是同学们，也都惊讶得目瞪口呆。就这样，在一堆挥舞的刷子和鞋油中，一个崭新的沃伦·本尼斯诞生了。
军队和学校
高中毕业后我加入了军队（1943—1947年），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一些最简单，也是最残忍的词语中，例如士气、坦克、伤口、尸体等，我亲眼看到了最好的领导力和最坏的领导力各自带来的后果。军队是我第一个深入观察的组织。虽然我一直以来更喜欢和平的教室，但军队毋庸置疑是一个研究现实中的组织很好的地方，例如命令和控制型领导的作用，以及体制上官僚主义带来的麻痹。军队同样教会我有组织、有条理的价值。
从军队出来后，我进入了安提亚克学院（1947—1951年），在那里我开始学习要有自己的思想。这听起来似乎不太重要，但相当于人生的一次范式转移（指行事或思维方式的重大变化）。思想带来自由和解放。有思想，至少于我而言，相当于发展个人身份特征。
为了获得麻省理工的博士学位（1951—1956年），我开始了背诵和模仿。我模仿我的教授，模仿班上最优秀的同学。大约两年的时间，我说我听到的。最后，从我嘴里吐出来的字眼越来越自然，然而我时常想知道，我是不是在自己骗自己。
1955年到1971年，我住在缅因州伯特利，当时所有人都在为库尔特·勒温的群体动力理论而兴奋。我在波士顿大学教心理学，学习精神分析法；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我懂得愿景除非有行动的支持，否则将转瞬成灰。
大学校长
我在担任辛辛那提大学校长期间（1971—1978年），终于意识到我会是主要的学习榜样。我决定，我要成为一个起引导作用的大学校长，而不仅仅是管理人。两者间的区别很重要。许多机构管理出色，但引导薄弱。员工可能擅长处理所有的日常事务，但是他们从来不会主动问是否应该第一时间参与。
我专注细节，这使我意识到另一件事：人们正在玩陈旧的军事游戏。他们不想为自己必须做出的决定承担责任。“让我们推高难度”已成为座右铭。结果，每个人都往我的桌子上堆放文件。那时我决定，我的首要任务是组建一个“执行群体”，营运校长办公室。加入小组的唯一要求是个人需要比我更了解他的能力领域，并且必须愿意处理日常事务，而不必将他们交还给我。我要花时间去领导。
我意识到我一直在做许多领导人做的事情。我试图成为组织的一切：父亲、安排者、警察、监察员、拉比（犹太教经师或神职人员）、治疗师和银行家。后来，有一位经受了同样折磨的CEO对我说：“如果我行走在车间里，看到排水渠泄漏，我必须伸出手指堵住它。”试图成为每个人万能的主，不会让我成为一名真正的领导。它会将你消耗殆尽。也许最糟糕的是，它否认所有潜在的领导者都有机会学习和证明自己。
事情变得越来越好，尽管我从来没有接近过理想。当我回顾在加州大学的经历时，我将它与我的精神分析做了比较：我不会为了这个世界而错过它，我再也不会去经历它。在成为领导者时，我学到了关于领导力和自我的一些重要事情。正如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戈涅》中所说的那样：“虽然很难，但是要学会了解凡人的视线，直到他受到主要权威的审判。权力体现这个人。”
拥有行政权力，让我看到了一些个人真相。首先，正如歌曲所唱：“在所有错误的地方寻找爱情。”在理智上，我知道领导者不能，也不应该指望被爱。但我严重低估了愤怒对情绪的影响。我有一个幻想，人们会爱我，只要他们真的了解我。
任何有权威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人们如何看待他的人质。其他人的看法可能是监狱。我第一次开始明白，成为偏见的受害者应该是什么样子，在别人钢铁般冷漠的眼神中无能为力。人们将动机归咎于他们的领导者，爱他们或憎恨他们，寻找他们或躲避他们，偶像化或妖魔化他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我拥有最大权力的时候，我感受到了最大的无力感。
我意识到一个重要的事实。我从来不会对职位权力感到完全满意，这是组织可以赋予的唯一权力。我真正想要的是个人力量和基于声音的影响力。
垂暮之秋
USC是我连续任期最长的机构。从很多方面来说，这都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USC为我提供了恰到好处的社交架构，从而使我能够做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从广义上进行教育事业。
在USC，我有闲暇时间得以巩固我所学到的有关自我创造的知识、有关组织的重要性，变革以及领导力的本质，有时间找到交流这些经验的方法。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谈到人类发展的八个阶段。我想我已经进入第七个阶段，这是一个自我专注向利他主义投降的阶段。虽然写作是我最大的乐趣，但是我也非常乐意看见年轻人在成长，在进步，在我指导他们的同时，他们也在指导他人。
我发现，正如玛丽·凯瑟琳·贝特森（Mary Catherine Bateson）所说的那样，重塑自己，“自在生活”的需要是持续不断的。我最亲密的朋友山姆·贾菲（Sam Jaffe），他在50多岁时凭借《生来自由》（Born Free）获得了奥斯卡奖。在他去世的前几年，和我参加了剑桥三一学院有关狄更斯的夏季课程。当时我给了他一本书，他试图买下这本书的电影版权，继续参与到众所周知的好莱坞激烈的竞争中，他彼时已经90多岁。他给了我希望。
我发现自己已经拥有了一系列新的优先事项。过去一些令人痛苦的伤疤已经消失。我坚信我的三个孩子比生命中其他任何东西都要重要。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后，我几乎不用再考虑成功了。如今在我看来，谦逊的美德十分重要。我努力成为一个慷慨和多产的人。我希望在别人眼中，我是一个体面、有创造力的人。
我认为夏勒小姐会为我感到骄傲。
问题：
你认为自己的天赋是什么？
你现在如何利用自己的天赋？你希望在未来如何运用它？
你现在的生活，会让你的父母、教练或者曾经的老师感到骄傲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