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间，我看过属于传记文学的专集，在五百种以上；当然并不严格地限于“传记”或“自传”，包括“回忆录”、“忏悔录”、“感想录”、“随笔”、“谈话录”、“旅行记”、“日记”、“书简集”在内，见到了就看，当作现代史料看，颇有用处。三十五年前，由于政治关系，陈仲甫先生拘囚在南京地方法院，我就替他设法提供材料，写起自传来。他动笔写了八章，局势忽变，朝野合作抗战，便恢复了自由，自传便中停了。抗战第二年，我还在汉口某里中，见了仲甫先生，他也颇有意写下去，可是，他晚年住在江津那八年，并没把自传写起来。坊间所见陈氏自传依旧是开头那么一截子，我们总觉得不够味似的。十多年前，我又曾劝知堂老人写回忆录，这回总算劝成功了，全书有三十八万字，完完整整的一份史料。于今，倒是变成别人劝来我写回忆录的日子了；过去大半个世纪，世变的剧烈，比过去三个四世纪还要多；而四五十年前，和我交游的年轻朋友，如今，都和“天下兴亡”有了密切的关系，值得用一条索子贯串起来。从我是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把第一手史料保留起来，也真的“匹夫有责”了。这是我决定谈谈过去经历的主因。
写“自传”、“回忆录”，也是过去二十年间潮起了的新风尚；一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忽然如刘备那样过着灌园种菜的生活，自有髀肉复生之叹。写自传，也是他们在立功既无望，立德更不成之后，只有在立言方面，力争一席地的必然趋势。且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草山老人手下有一位大将，叫刘峙（经扶），他是江西吉安人。北伐完成后，便任河南省主席；到了抗日战争初期便任华北战局的统帅，一直到内战后期，徐彭会战时期，他还是战区司令长官。以他一生在军政方面的历经，至少可以和麦克阿瑟争一日之短长。可是，他那本自传，实在不高明，不独枯窘得索然无味，真实性也很低。倒是另外一位偏将刘汝明将军，他的生平并无赫赫之功；他的自传，却写得虎虎有生气，在我所看过的五百多种传记中，自是第一流作品而真实性也很高。刘汝明将军，当然不会忘记和范长江兄吵嘴的事。（长江兄曾在《大公报》中刊过“刘汝明可杀”的专栏。）他的笔下，虽是讽刺了长江，倒也写得颇有风度。造就更不容易了。
外交界人士的回忆录，那位活到了九十岁的曹汝霖，他曾经是北洋政府的核心人物，在中日外交中，他又是担当折冲工作的主角，他那部《一生之回忆》，实在糟透了。跟他有关的那一截事，写得不尽不实，有些自己辩护的话，反而欲盖弥彰。跟他毫无关系那一截，所记的都是道听途说的谣传，不值一笑。他这部传记的失败，可以说和龚德柏先生的回忆录一样，失之于浮夸，颠倒了轻重。
在这儿，我并不想把别人写的传记，一一点起将来，加以甲乙，还附上了考语。我只凭记忆所及说说我的感想。汪公纪先生，他在《序〈波逐六十年〉》（胡光麃先生回忆录）中说：“……《波逐六十年》，确能脱俗；近年来写传记之风大行，不管是闻人或非闻人，都喜欢把近代史和‘我’发生直接关系，不把‘我’用放大镜放成特大，几乎无‘我’就无‘大事’，而发生的‘大事’也就是‘我’做的。《波逐六十年》并无此病，以客观的立场，介绍了所闻所见，描叙了中国工业在千辛万苦中的处境与进度，使读者不能不钦佩他记忆力的奇强，分析事物的精细以及他对工业知识的渊博了。”这番话，他说得非常中肯；不独指出胡先生的叙记恰如其分，也道破了曹汝霖、龚德柏他们的夸大狂的缺失，把自己吹得太过分，便显得他们的丑陋可笑呢！
有一天傍晚，我过海到普庆去看戏，事先到对面街上去吃点东西，路过巷口一家书摊，摆着一部原刻本《三水梁士诒年谱》，那位女老板居然以十港元代价卖给我，我真是喜出望外。可是，带回家一看，更是喜而不寐，这部传记，实在编写得太好了（叶恭绰先生主编）。时人形容美女的身材说是该凸出地方凸出，该凹进地方凹进，这才富有诱惑力。这年谱的妙处正是如此。我们且看曹汝霖要把黄秋岳出卖江阴炮台的“谣传”，写入他的一生中去，岂不蠢得可笑？我和誉虎先生，相识而不十分知契，单看这部梁氏年谱，便悔当年不多去叨教了。十五年前，我初到北京，李微尘兄要我去访问张国淦老人，那时老人病已垂危，不能见客。后来，读了张氏的《辛亥革命史料》，觉得他的史笔，断制得当，足为师法的。
近年间，台北出版的《传记文学》（刘绍唐主编），每为朋友所称道，《传记文学丛书》，也颇多可诵之作（《丛书》中那本《什么是传记文学》，也正是我们所要讨论的课题）。其中一种字数很多，连载得很久的，便是章君谷先生执笔的《杜月笙传》，共四大册；他们津津自喜，以为了不得的著作，实在不够分量。国民党的兴亡，毕竟是草山老人的事，杜月笙只能算是渺不足道的配角。董显光的《蒋传》，三小册，还抵不上《杜传》的一半，单看这一点，已经轻重失宜。杜月笙有种种缺点，而其过人之处正在这些缺点；如今章氏把他的缺点都掩盖起来，把他写成一个圣人。我们试看太史公笔下的郭解，则章氏所写的《杜传》，只好拿去覆瓿了。
近二十年中，我所读到的传记，自以林崇镛先生的《林则徐传》为首选，而沈亦云夫人的《亦云回忆》，从她的眼中，看到了她的丈夫黄膺白先生的奔赴艰危的经历。笔下无夸大虚饰之辞，而黄氏的精神人格跃然纸上，这便不是如龚德柏辈所能企及的了。
当代三大传记文学家：一、英国的史特拉齐（G.L.Strachey.一八八〇—一九三二），我读过他的《维多利亚女王传》。二、德国的庐德威克（E.Ludwig一八八一—一九一八），我读过他的《拿破仑传》和《人之子》（耶苏传）。三、法国的莫洛亚（Andre Maurais一八八五—一九六八），我几乎读过他所写的各种传记：《雪莱传》、《拜伦传》、《狄士累利传》、《伏尔泰传》，连《法国的崩溃》在内。庐德威克的作品够分量，史特拉齐的作品够绅士派头，我却爱莫洛亚的活泼有生气。这当然都是我个人的感受，他所写的《人生五大问题》给我的影响和房龙的《人类的故事》不相上下。
一九五二年，莫洛亚应伦敦剑桥大学之请，担任克拉克基金会讲席，发表了六篇有关传记文学的论文。他曾说到史特拉齐的新传记文学：
你把维多利亚时代的传记看一看，再把史特拉齐的传记看一看，就会发现那是两种颇为不同的传记。特里卫连（Trevelyan.一八三八—一九二八麦考莱传作者）或洛克哈特（J.G.Lockhart一七九四—一八五四《司各脱传》作者）的作品，尽管其结构十分完善，只不过是一篇文献，而史特拉齐的作品却是一件艺术品。无疑地，史特拉齐同时还是一个正确的历史家，可是，他有本领用一种完美的艺术形式来表达出他的资料，而这种形式在他是最关重要的东西。
接着，莫洛亚说到现代传记的特质：
这个时期的第一种特质，是学者们的理智的方法打进了心理学和伦理学的园地。二十世纪初期的青年，不论对于任何问题，都要自己去探讨，并且接受自己的研究的结果。年轻的一代所特有的这种自由探讨的精神，显然对于小说家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对于历史家和传记家的影响，也同样不小。
他又说：
一个现代的传记作者，如果他是诚实的话，便不会容许自己这样想：这是一位伟大的帝王，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一位伟大的作家，在他的名字的周围，已经建立着一个神话一般的传说，我所想要叙述的就是这个传说，而且仅仅是这个传说。
他的想法应该是：
这是一个人。关于他，我拥有相当数量的文件和证据。我曾试行画出一幅真实的肖像。这幅肖像将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不晓得。在我把它实际画出之前，我也不想晓得。我准备接受对于这个人物的长时间思量和探讨所向我显示的任何结果，并且依据我所发现的新的事实加以改正。我们这个时代，对于真实的观念，已经形成正确的想法。我们不会让传记作者由先入为主的观念来左右他的判断，我们要求他根据对于事实的观察，来做出整个的叙述，然后再细心而不带感情地做一番新的独立的研讨，借以证实那些叙述的内容。
莫洛亚一直是“我所心向往之”的新传记作者，这番话也正是我所要说的一番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