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书开始于“孟子见梁惠王”容易误导后学者，以为梁国是积弱不振的小国，而梁惠王是一个昏庸无能的国君。
《孟子》第一篇的篇名用“梁惠王篇”并不适合。
春秋五霸的霸主先是齐桓王，其次是晋文公，国力称霸诸侯，此篇后文有梁惠王向孟子说：“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魏侯本是晋国大夫，晋幽王时，魏和韩、赵三家分晋地。分晋后，魏传至文侯都，即魏文侯，魏文侯曾向子夏学经艺，礼敬客卿段干木。秦国曾经要攻伐魏国，有人说道：“魏君礼敬贤人，国人称赞他的仁惠，上下和谐好合，还不能图谋它啊！”魏文侯因此享誉诸侯间。
魏文侯死后，儿子击立，是为魏武侯。魏武侯十年（公元前386年），田氏代齐，战国七雄局面正式形成。武侯十六年（公元前380年），伐楚，取鲁阳。武侯卒（公元前370年，魏武侯二十五年），子罃继立，即为魏惠王。
魏惠王二年（公元前368年），在马陵打败韩国，在怀地打败赵国。十八年（公元前352年）拔取赵国邯郸。赵国向齐国讨救兵，齐国派孙膑、田忌助赵，才在桂陵打败魏军。历史上有名的孙膑败庞涓，就发生在魏惠王三十年（公元前340年）。
魏国转弱，在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9年），秦国重用商鞅联合赵国、齐国攻伐魏国，秦将商君用诈谋，俘虏了魏上将公子卬，然后掩袭夺取他的军队。秦国任用商君，东西拓地到达黄河。魏国国都安邑接近秦国，因避秦迁都大梁。
魏惠王在位五十一年，最初二十多年，在战国七雄中最强大，有心雄霸中原，及至三度大败，公子被虏、上将死，国库空虚，自觉羞愧宗庙社稷，有意效法秦国重用商鞅，齐国重用孙子、田忌，向外宣称卑礼厚币招贤。魏惠王后元十五年（公元前320年），孟轲和邹衍、淳于髠等人都到大梁奉献强国谋计。
大梁即今开封。孟子闻知魏惠王求才招贤，千里迢迢赶去求见献策，这是以下见上。怎能将移都大梁的魏惠王写成“梁惠王”，将“魏国”改了国号，不知事理的人，还以为魏惠王是梁国之君了。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威王“二十六年，魏惠王围邯郸”、齐宣王九年“与魏襄王会徐州，诸侯相王也”，改称“魏王”称号，并追尊魏侯罃为“魏惠王”。孔子言政必先正名，所以我们宜称“魏惠王”而不宜称“梁惠王”。
孟子自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论语》孔子见上位者皆是“对曰”，如《颜渊篇》“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若是孟子愿学孔子，孟子首章应是“魏惠王问政于孟子，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于吾国乎？’”，而后才孟子对曰。
孟子这种笔法，大概是精神胜利法，藐视一些不能大用他的有权位的大人——“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
王夫之先生治《四书》甚勤，极有见地，他对孟子的看法详载《读四书大全说》和《四书训义》，《读四书大全说》（后文不再举二书书名）言：“若但言‘见’，则有二义：一音现，往见之也，‘孟子见梁惠王’是已。一如字读，彼来见而接之也，如‘孔子不见’、‘吾今则可以见’是也。”王夫之的解释，“孟子见梁惠王”是孟子往见梁惠王，而非梁惠王往见孟子，因为古时见面之礼，梁惠王若往见孟子，应当说“就见”。
“叟”，古人晚辈称年老者为“叟”、“翁”，但自己双亲在，不能自称为叟、翁，像毓老师母亲尚在，自号“明不息者”、“仁匃遁者”，母亲往生，才易号为“明不息翁”、“仁匃遁叟”。
“不远千里而来”，不以千里为远而来。孟子是周时邹人，就是现今山东邹城人，由邹城到开封，坐马车要远行千里。
孟子当时已大把年纪，劳苦困顿，不为魏惠王所用，心情不好，又没有孔子的“君子固穷”修为，《史记》说魏惠王“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现在常骂人“迂阔”，就是魏惠王批评孟子的，孟子大概有耳闻，作书从“梁惠王”说起，自然不给魏惠王好脸色。
“亦”，语首助词，无义。“以”，介词。“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是期使句子，魏惠王希望孟子将对魏国有所利益。
今日国际关系，双方缔约往来，不二铁例就是“将有利吾国乎？”魏惠王问孟子言利，可说是民主时代的先驱。
《史记》将孟子和荀卿合传，为列传第十四，在《商君列传第八》、《苏秦列传第九》、《张仪列传第十》、《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穰侯列传第十二》、《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等列传之后，且孟子传略只有简短两段二百一十五字，其中较重要记述，就是起文的“太史公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就是以“孟子书”第一段文字草草带过。
司马迁欲以史实、史事、史观等历史角度来为孟子立传，孟子“业绩”显然单薄，所以简单三两语——司马迁显然没有高瞻远瞩的视野，未能预见孟子在宋朝走运火红，成为“至圣”孔子的接班人“亚圣”呢。
毓老师说：“子书是医病救世之书。”后儒如程颐就说：“当是之时，天下之人唯利是求，而不复知有仁义，故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圣贤之心也。”但荀子则认为：“君子两得之者也，小人两失之者也。”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毓老师说：“王霸之分，义利之辨，知此四者，则知中国之学过半矣。”王是以德服人，天下人所归往；霸是以力服人，人民口服心不服。孟子的义和利相对，义是当行的公益，利是私心小利。孟子思想若要简单概括，正是“王霸之分，义利之辨”。“孟子见梁惠王”开章明义，即是孟子向魏惠王提出他的救魏国之道：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
我们对此段文字必须检视两个问题，一是愿学孔子的孟子，义利观是否承续孔子思想，容我们说句不得已的话，差距甚大。
《论语》的“义”字出现二十四次，大都可释成“宜”字，宜于时、宜于事理，而非纯然的道德用词，如“其使民也义”（《公冶长篇》），“义”就是宜时、不扰民；“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篇》），“义”解为宜时、宜事，比泛道德之意更佳。
“利”字在《论语》使用十一次。孔子不排斥，《里仁篇》“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孔子定位知者境界是“利仁”，《尧曰篇》也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孔子申戒弟子的是戒私欲、私利的夺理害公，如“放于利而行，多怨”、“恶利口之覆家邦者”（《阳货篇》）。
《里仁篇》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虽是义、利并举，但义、利非对立，君子明白事理之宜，小人是一般小民，因其分地之利，以养父母，知道利之所在。
“义”、“利”二字说得最高妙深刻的是《易经·乾卦》卦辞“乾，元亨利贞”，文王将“利”作为乾的四德之一，孔子在《文言》作传说“利者，义之和也”，把“利”和“义”相合，我们似乎可以从四德中的“利”字下接“贞”字看出来，孔子不反对利，而是利得守贞，所以说：“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孔子更盛赞美利、不言所利。
孟子不可能不知道孔子的义利分际，但他的立说另走偏锋两极，不像孔子就事理叩其两端用其中，而是凸显深化对立的鸿沟，谈性就主性善，说义就挞伐利。
“孟子对曰”四字，和“孟子见惠王”五字是有身份的差别，“对曰”是下对上的尊称，孟子即使有“说大人，则藐之”的精神胜利法，将“魏惠王”贬称“梁惠王”，还一起文就端出“孟子见梁惠王”的高高在上架势，但说到底，魏惠王终是个君王，自己还是个想求仕的说客而已，还得遵守一般礼节，用了“对曰”两字，而非“孟子曰”。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是说客孟子的破题立说。说客常用说辞有二：一是因势利导，顺着游说对象的脾胃讨对方欢心，再趁机献计、提出自己说辞，像后章的台池鸟兽之乐，见齐宣王的“寡人好勇”、“寡人好色”；二是面折、当头棒喝，引起游说对象的注意倾听。“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就是当面批评魏惠王说错了，怎么念头只有一个“利”字，孟子要魏惠王脑筋转个念头，换上“仁义”二字。
亦有，语首助词，无义。这句话可简化成：“王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
王夫之认为这是孟子就梁惠王问利处婉转说入，言即欲利国，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言利而后为利，此与孔子的“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论语·为政篇》）同义。
王曰“何以利吾国”至“何必曰利”，是孟子为他以仁义代利所作的陈述，叙说重利之害。孟子从魏惠王曰利往下推说，如果大夫、士庶人都像王说“何以利吾国”，大夫也说“何以利吾家”，士庶人同样说“何以利吾身”，那么就会“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孟子的推理十分牵强，上行不一定下效，国君是仁君，提倡仁义，臣子不一定是良臣，有时昏君反而有良臣。魏惠王说“何以利吾国”，大夫、士庶人不一定都说“何以利吾家”（这个家是“大夫之家”，非一般家庭），士庶人要分地之利以养父母，不受魏惠王和大夫有无“利吾国”、“利吾家”之说的影响，只会不时思索“何以利吾身”。
“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朱子批注“征”是“取”，上下交取谓之“交征”。孟子为了强化上下交征而导致国危矣之害，又续说：“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
“乘”，车数。一车四马。“万乘之国”是天子，“千乘之国”是诸侯之国。《万章篇》北宫锜问孟子周室的班爵禄，孟子回答“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这五等爵令人眼睛一亮，古人认为天子富有四海，这五等爵却将天子列为“一位”，孟子且说：“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孟子生在战国时代，万乘之国的周天子已实亡，天下之政掌控在七雄手上，当时一国上下之位分君、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六位，大国拥有兵车万辆，一般小国拥有兵车千辆，有些大夫也成拥有兵车千辆的“千乘之家”。
弑君是以下犯上行为，弑杀万乘国君的当然是拥有千乘的大夫家，而千辆兵车的国君遭弑杀的，也必是拥有百乘兵车的大夫家。
弑君既是“下弑上”的行为，就没有“上下交征利”，而士庶人只为争利，更没有能力与上交征。
“交征利”的“征”字作“取”字解。《尽心篇》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孟子既说“征”是声罪致讨，只有诸侯犯罪，天子下令征伐，才叫“征”，若是彼此都是诸侯，只能说是“战”，不能说是“征”，那孟子何能在此章说“交征利”。
或许我们不须在意孟子的遣词用字，只需注重孟子在此章的要义：“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论语》的“礼”字出现七十四次，“义”字二十四次；孟子的“礼”字六十四次，“义”字一百零八次。从文字的使用次数，我们可以说孔子重“礼”字，孟子重“义”字。《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因而说：“孟子于孔门得仁字之传，平生得力，在体贴出一义字，为七篇宗旨。”
孔子以“仁”字统摄诸德，礼、智、信、义皆是仁的德用。而礼可说是仁之行，《论语·颜渊篇》孔子告诉颜渊“克己复礼为仁”；孟子则重“义”字，文天祥所以有“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之说。
孟子的“义”字谈到最深处，是与仁、智、礼并称的性之四端，并且将“义”定位为“羞恶之心”。“仁义”一词，如《离娄篇》的“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告子篇的“仁，人心也；义，人路也”、《滕文公篇》的“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公孙丑篇》的“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等，“义”都只是衬托“仁”而已。
“义”在孟子书中，与“仁”字略有区隔的是，孟子以事亲为“仁之实”，悌道为“义之实”（《离娄篇》），所以说“亲亲，仁也；敬长，义也。”《论语·学而篇》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虽是有子之言，应也是孔子之意。孝道和悌道都是行仁之本，但孟子技巧性地加了“义”字，孝道要亲仁，悌道则存义，而悌道更突显“君道”，故而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悌是事其长，孟子特重君道，所以熊十力先生称孟子是小康世之学。
朱子批注：“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王夫之十分称道朱子这句话，说：“朱子为仁义下此回语，是札心出血句，亦是笼罩乾坤句，亘古今之所未喻。”后学大概很难了解王夫之如此赞说。
“其亲”，“其”，自己。“其亲”，自己的父母。“其君”，自己的君上。“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即是从未有闻能行义而将君上置之脑后的。因此，上文“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是反话，“后义”是指后君王之义，“先利”即以自己利益为依归。“不夺不餍”，“餍”，音yàn，满足；不夺取不满足。
孟子以仁义之道求见魏惠王，与魏惠王图霸争雄的“壮志”，显然有很大的落差，但孟子并不就此一席话不受用打退堂鼓。《孟子》书记载了五章与魏惠王相见的文字。
孔子生在春秋时代，因有弭兵之会，春秋诸国政局尚称平稳，孔子带了几个徒弟周游列国求仕，仕途遥远，只有卫国、陈国小用，孔子不只遇险，还饿过肚子；孟子生在战国时代，各国为了图霸称雄，不只养士，而且广招大略雄才，求仕者络绎于途，说客不只要逞三寸不烂之舌，求仕时也要带些行头展现气派。
《滕文公篇》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不是与三两好友往诸侯国求仕，而是带了数十辆车子，数百随从，浩浩荡荡前往魏国。孟子身为老大，总不能让随行人员没饭吃。孟子留在魏国，魏惠王虽未大用，但吃饭不成问题。
魏惠王见孟子来年就死了，孟子见魏惠王共五章，《梁惠王篇》前四章外，第五章置于《尽心篇》，《梁惠王篇》第五章是见魏襄王，孟子在魏国时间大概一年左右。
师兄刘君祖说，以今人求职眼光来说，孟子求职第一关就未受好评。比孟子早些向魏惠王求仕的，还有商鞅，魏惠王同样未重用商鞅。商鞅听秦孝公求贤，拜托宠臣景监求见，第一次见秦孝公，秦孝公边听边睡，见后，秦孝公骂景监，怎么推荐这个“妄人”呢？景监当然骂商鞅。商鞅又拜托景监，第二次见秦孝公，交谈情况稍好些，依然未重用。商鞅第三次见秦孝公后，秦孝公称赞商鞅是“客善”，决定重用商鞅。因为商鞅前两次如孟子说三代帝王之道，第三次则说霸道，说中秦孝公心坎，秦国因而强盛。历史上，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仕，商鞅则三见秦孝公，才获大用。孟子说王道，又“说大人，则藐之”，不算是成功的游说者，只能当齐宣王的客卿。
1.2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可知是孟子去见立于灵沼的魏惠王。所以，这段文字宜写成“魏惠王立于沼上见孟子。”
“沼”，水池。“鸿雁”，大雁。“麀鹿”，鹿类的一种，有的解释是四不像。鸿雁和麀鹿是禽兽的代表，魏惠王的池沼当然不只养这两种禽兽。
“顾”，有四顾、回顾之意。“贤者”，魏惠王尊称孟子。“贤者亦乐此乎？”这是魏惠王见到孟子的招呼问话，自己喜欢池苑欢乐，顺口问孟子喜欢这种欢乐吗？哪晓孟子却从简单随意问话中，说出一番道理来。
“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魏惠王尊称孟子是“贤者”，孟子反用“贤者”来作文章，直言只有“贤者”才能有此乐，不贤者虽有池沼之美，却不能享乐，暗示你魏惠王是不是当得起贤者呢？
孟子为了强化他所说的“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引用了《诗经》和《书经》一段文字。
“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这段话出自《诗经·大雅·文王之什》。“经始”，开始规划。“灵台”，文王观赏的台名。“经之营之”，今人合词为经营。“庶民”，一般小民。“攻之”，治作。“亟”，音jí，同急；“经始勿亟”，表示文王开始兴建并不赶工。“灵囿”，囿是有围墙养禽兽的地方，文王圈养禽兽之处叫灵囿。“麀鹿攸伏”，麀音yōu，本意是雌鹿，但从文义来看，这些在圈中自在悠游或起或伏的鹿群，不应分雄雌，“麀”只是鹿群之意；“攸”，有的注解为所，有的注解为游，不如悠游贴切；“伏”是形容鹿群起伏自在，赵翼批注“伏”的古字是“包”，包的本义是怀孕，似乎牵强。“濯濯”，毛色光泽。“鹤鹤”，鸟羽洁白。“于牣鱼跃”，“于”音wū，语首助词，无义；“牣”音rèn，满的意思；满池沼都是鲜跳活蹦的游鱼。
孟子引《诗经》灵台，用来说明“贤者而后乐此”，他怕魏惠王不懂，又补充说明，文王用人民力量来造台子、水池，人民不但不辞辛劳，而且十分欢乐，称呼文王游乐之台叫“灵台”，赏玩沼池叫“灵沼”，欢欣文王有麀鹿鱼鳖之乐。
“古之人”，古代圣人，此处指文王。
东阳先生说：“麀鹿鱼鸟各得其所，咸遂其性，可见文王之德被万物。”王夫之批评是：“弄虚脾语，于义何当？”王夫之认为麀鹿鱼鸟在园囿中，本来就不关人主之德；贤不贤在德不在物，王道无绝人之情。
孟子解释“灵台”、“灵沼”之名是为文王经营台沼的庶民送给他的。古代天子赐姓有功诸侯，似乎罕见庶民送名字给君王的；即使下要送上，如清慈禧太后每年寿诞，也得由重臣送嘉字贺寿，下民似乎只有纳粮、服劳的份，哪够格送台名、沼名呢？
孟子又引《书经·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来补充说明“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朱注，“时”，是也。“日”，指夏桀。害，音hé，同盍，何不的意思。桀曾经自己说：“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也。”所以百姓就引用桀的话，说这个日何以还没有丧亡？我们百姓的苦楚已够了，愿与你同归于尽。
孟子引用《书经·汤誓》来说明不贤者在位，庶民苦日子难过，欲与在位者共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以此警惕魏惠王，这种以夏桀来比喻魏惠王，有些不当。
同样，朱子以日来比喻夏桀，也非确解，古今人民常感叹年头日子不好过，什么时候才会过去，就是“时日害丧”，而“予及女偕亡”则有怨日头惨毒，不如快快落下，我跟你日头共亡吧！
王夫之认为，《孟子》七篇不言礼，谈乐说“今之乐犹古之乐”，这句话有瑕疵，大抵多论仁义之质，而少智礼之文，这是孟子不及孔子全体天德的地方。
1.3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孟子》书引人入胜处，不是他的好辩，而是有时骂人不带脏字、令人开心大乐的比喻，像这段文字，就有两个今人仍常引用的好比喻：“梁惠王治国，尽心焉耳矣”、“五十步笑百步”。
亦如前二章，后文有“孟子对曰”，起文就应是“魏惠王见孟子曰”。
“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寡人和孤家常成古代君王的自称，有时合言“称孤道寡”，自谦自己是寡德之人、孤独之家，以为自己警惕。“之于”，对于。“焉耳”，于是。魏惠王自认自己对于国家，已经做到了尽心尽力的地步。
“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这段文字是魏惠王自认尽心的例子。河内、河东以黄河为界。魏国河内地，即黄河北岸土地，今河南省济源市一带。河东地，即今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一带。
“凶”，凶年，粮食不熟而饥荒即凶，不是凶恶。“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其”，代名词，指河内，移河内之民到河东就食。“移其粟于河内”，“其”，河东；“粟”，古代以粟为黍、稷、梁、秫的总称，今称粟为谷子，去谷后称小米，古代通常称粱，故《周礼》有九谷、六谷之名，皆有粱无粟。此句即移河东谷物至河内。
“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察”，自己察觉。“加少”，古人常用反训字，如《论语·泰伯篇》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乱臣”即治臣，此处加少即减少。魏惠王这段话是很多失意者、失败者共同的感觉，自以为比别人用心尽心，做得要死，却被嫌得要命。
“王好战，请以战喻”，说客当然要说得让对方明白。魏惠王想兴霸业，三次败战，孟子用战争做比喻，十分合宜聪明。
“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填”，鼓声，今人形容鼓声冬冬，孟子用“填然”。“兵刃既接”，指战争开始，兵器交锋。“弃甲曳兵而走”，“曳”，拖，打败仗的士卒拖着兵器败退。“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孟子这一说辞颇见创意，令人读之莞尔，但不合事实。败仗一方，逃命要紧，越远越好、越安全地方越放心，哪会只跑五十步就停下来，去笑那跑一百步的胆怯呢？
魏惠王不察孟子的比喻过当，只能在孟子的假设中愣头愣脑地回说：“退五十步的不可笑退一百步的，只不过没退一百步，可也是退走啊！”直，有只不过的意思，但这个字最好不作白话翻译，自己意会即可。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这是《梁惠王篇》孟子讲得较精彩的一段。
“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古时国力是否强盛的评估标准，最重要的依据是否民多。孔子告诉叶公为政之道，要近悦远来。魏惠王就以民不加多为忧请教孟子。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胜”音shēng，尽的意思。“数”音shuò，细密。“罟”音gǔ，网的通称。洿音wū，大、深。
“不违农时”，此为古代为政者必须念兹在兹的圭臬。远古时代，先民不知时，《尧典》记载尧派大臣在四方山头观察日月星辰时序，制作夏历，敬授农时，使黎民百姓能依时作息。古时国政不只征粮，还要征民力。庶民若不能依农作之时耕耘收获，就无粮谷可食，反之则粮谷食之不尽。
古代很有环保观念，渔网网目限四寸，四寸以下密网（数罟）禁止放置大湖深池捕鱼，以保留鱼种，鱼鳖才能享用不尽。
“斤”，斧的一种，“斧斤”即是斧头，有时称斤斧。古人主张砍伐山林要因时，在草木零落的秋天才好入森林砍柴。今人的滥砍滥伐，造成大地反扑，土石流频仍，成为地球浩劫。
“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本篇下文有“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就是有恒产。有恒产才能使民养生丧死无憾。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养”音yàng；“憾”，遗憾。养生无憾即仰足以事奉父母，俯足以畜养妻儿，生养无缺。丧死无憾是死后丧祭尽礼，死者无憾。“王道”，天下之民所归往之道。孟子的言义、行尧舜仁政之道即王道。孔子的王道是天下平的大一统之道。孟子虽倡王道，但只是小康世思想，非大同世思想，但孟子以“养生丧死无憾”的仁政，为王道之始，确是推行王道的初步作法。而我们也由这段文字，了解古时人家在战乱时，常无法养生送死。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豚”音tún，小猪。“彘”音zhì，即猪。“鸡豚狗彘”统言牲畜。孟子时，农户每人配地五亩宅，可以种植桑树，养蚕缫丝，分田百亩种粮。只要为政者勿夺生养种稙之时，庶民也不失时植桑种田。那么，家中五十岁以上的长者，就可以穿到较温暖的布衣。七十岁以上的老者非肉不饱，也可以吃到肉，一家数口都有饭吃不至于挨饿。孟子所说的植桑和养鸡狗猪等牲畜，几乎是几千年的中国农民生活，而农民能穿暖不冻死、吃饱不饿死已是天大的福分。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谨庠序之教”，“庠”音xiáng，一般注解“庠序”是乡学之名，殷曰序，周曰庠，所以白话解说此句为“谨慎地办理学校教育”，这一批注可能有问题。
孔子以前都是官学，没有私家讲学，孔子首办收束脩授徒，所以不可能殷代乡校叫序，周代乡校叫庠。其实《说文解字》对“庠”字有清楚的说解：“庠，礼官养老，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说文解字》明文说校、庠、序三者都是礼官明人伦养老工作的地方，而非一般后来学子受教的学校。因此，“谨庠序之教”即是敬谨做好养老的明人伦工作，后面才会接着说，要申明劝导后辈的孝悌之义。儒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即“谨庠序之教”，今人也遵循古代此一明人伦的政令，倡导后辈敬老尊贤。
“申”，叮咛反复。《论语》的“弟道”，孟子用“悌道”。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矣。”孝悌是行仁之本。“颁”，同斑。老人头发半白半黑，所以称“颁白者”。“庠序之教”即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不使老者背负重物于道路。
《荀子·非十二子篇》批子思、孟轲之罪，但《荀子·大略篇》却说：“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七教，所以道之也。《诗》曰：‘饮之食之，教之诲之。’王事具矣。”荀子的“王事”思想，与孟子的“王道”思想相同。章太炎《诸子略说》认为：“若以政治规模立论，荀子较孟子为高。荀子明施政之术，孟子仅言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使民养生送死无憾而已。”孟子明施政之术在其他篇章，章太炎用这章分判高下，对孟子不公。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黎民”，黑发之人，《尚书·尧典》就用黎民来形容庶民。依孟子王道思想，只要七十以上长者，能穿帛吃肉，一般庶民能不饥不寒，就可以王天下了。从孟子这段话可以反思战国时代的百姓生活，大多饥寒交迫，老年人还得扛重物做活。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检”，检点。“莩”音piǎo，同殍，饿死的人。“涂”通途。“发”，发仓赈民。君王养的猪狗吃人的食物，不知检点节制，道路有饿死人而不知发仓济助饿民。
“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人死，非一般寿终正寝，而是饿死横死。这句话是说，百姓横死，当君王的不知检点，却说：“不是我的罪过，而是年岁灾荒而饿死的。”这何异于拿兵器刺杀人，却说：“不是我杀死的，是兵器杀死的。”
“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罪岁”两字用得简约深刻，道尽天下昏君不知罪己而是怪罪年岁的嘴脸。“斯”，如此。“斯天下之民至焉”，能无“罪岁”，如此就能使天下民来归。
《论语·颜渊篇》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孔子以足食、足兵、立信三者为为政要道，孟子则以足食为为政要道，孔、孟为政格局差距不小。孟子认为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就能王天下，未免太简化王道了。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
“寡人愿安承教”，“安”，乐意。孟子善辩的特质，就是一口气连贯直下，魏惠王当下无法明辨，感觉自己被孟子说中痛处，当下不免心虚，所以向孟子说，他乐意承受指教。于是，孟子当然毫不客气继续指教下去。
“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梃音tǐng，木棒。明代神宗末年有三大案子：移宫、红丸和梃击案。梃击，以木棒活生生打死人。木棒和刀刃既然都成为杀人凶器，二者当然无异。
“无以异也”，“以”，助词，无义，即无异。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用刀刃和政刑害人有没有差别，从“恶政猛于虎”来说，刀刃杀人和恶政害人当然可以等同视之，但比较要同类相比，刀与政非同类，用来比较稍嫌勉强，只能说是刀刃杀人出于政，但孟子咄咄逼人，魏惠王无从招架，也只能回说无有不同。
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庖，厨房。厩音jiù，马房。孟子责备当时君王厨房存有大量的肥肉，马房养膘肥的马，老百姓却面有饥色，野地躺了饿死的人。孟子用了“率兽食人”来谴责。“率”，有驱使之意，君王再残暴也不会驱赶野兽吃人，但孟子用了这四字来形容无仁心的君王，一般人即使看到禽兽相争吞食，都会厌恶不忍，何况为人民行政的父母官，行径有如沦为食人的禽兽，这些人怎配做人民父母官呢？
“率兽食人”四字虽然言过其实，但对无视百姓生死的父母官，可说是最有力的控诉挞伐。孟子书为后世学者所推崇，就因为用了诸如“率兽食人”等入木三分的形容词，宣泄了无依小民的心声。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其”，代名词，即始作俑的人。“无后”，没有后人，就是绝子绝孙。中国旧社会，尤其是皇帝驾崩，常有不人道的活人殉葬，后来改为束草为人，作为死者的从卫，再发展成木偶、陶偶，即所谓俑。秦始皇墓出土的秦俑，成为中国文化宝藏，但孟子引用孔子的话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意思是开始用俑来做死人陪葬物的，这个人一定绝子绝孙。
“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其”，俑，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样严肃的话，是因为使用的木俑太像人，心里头无法革除殉葬观念，也就是不仁。
“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这是孟子的结论，孔子连木俑像人都说重话，如何使老百姓饥饿而死呢？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说他所引这句话，出自孔子，但《论语》未见，《孟子》和《学庸》、《礼记》有不少文字记载出自孔子，我们似乎可以由之断定，孟子所见的《论语》比今本的章文还要多。
“始作俑者”常为后学所引用，像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的《河豚叹》（节选）：“为口忘计身，饕死何足哭。作俑者谁欤？至今走末俗。”高启倬《古北口》：“作俑赵与秦，流弊及明末。”
1.4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
“莫强焉”，没有再强盛的了。魏国的祖先，本是晋国的大夫，后来和韩姓、赵姓两个大夫，把晋国土地瓜分，自立为王，故韩、赵、魏三国，又称三晋。晋国未被瓜分前，国力强盛，晋文公当国，号称五霸之首，晋悼公之世，仍称霸中原。魏惠王在三次兵败后，遥想当年，“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就是魏惠王向天下征才的原因，要恢复晋国先祖的荣光。“莫”，无。“焉”，于是。“莫强焉”是没有国家比晋国再强盛的了。
“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这是历史上有名的马陵之战，魏王派上将庞涓和太子申伐韩，齐派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伐魏救韩，两军相持于马陵，庞涓中计自杀，太子申被俘而死。
“西丧地于秦七百里”，马陵之役后，秦国又打败魏国，迫使魏国献河西地和上郡的十五个县域。
“南辱于楚”，《竹书纪年》记载，魏惠王后元十一年（公元前324年），楚国败魏于襄陵。
“寡人耻之”，“之”，语尾助词，无义；“耻之”即知耻。
“愿比死者一洒之”，“比”音bì，为、代的意思。“洒”，洗雪。“之”，副词，无义。此句如今人言“为死者作一死战”。
“如之何则可”，“之”，结构助词，如何才可以。
魏惠王“三败”于齐、秦、楚，《史记·魏世家》作“三折”。《魏世家》记载这段孟子入大梁请见魏惠王，就是《孟子》书的开头《梁惠王篇》文字。这段原文是这样的：“惠王数被于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髠、孟轲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寡人甚丑之。叟不远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将何以利吾国？’孟轲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则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为！’”由《魏世家》行文看出，司马迁写《魏世家》参看了孟子，所以也用“梁惠王曰”，而非“魏惠王曰”。
孟子去见魏惠王，起于魏国三败，被迫迁徙至大梁。魏惠王为图恢复先祖成霸风光，所以卑礼厚币招贤，孟子得知才不远千里前去求仕。
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这句话不能“地”、“方”合词成“地方”，应该句读“地，方百里”。古代面积计算方法是方若干里，即长宽各若干里，后文即有“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王”音wàng，即王天下。《公孙丑篇》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所以这段文字之意是，虽然如文王只有方百里小面积之地，就能够王天下，天下民乐于归往。
“王如施仁政于民”，“施仁政”，行仁政，行仁政于老百姓，这是总纲。“省刑罚”以下则是略举要目。
“省刑罚，薄税敛”，“省”，有俭省宽容之义，“省刑罚”与严刑峻法相对；“薄”，减轻。“敛”，聚敛，减轻重税聚敛。为政要爱民如子，樽节用度，孔子在《论语·学而篇》说：“节用而爱人。”从为政者得樽节用度要求起，孟子则从减低刑罚税敛入手。
“深耕易耨”，“易”即治，“耨”即耘。让农民不违农时，有余裕时间耕耘除草。
“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以”，介词，即用。“其”，语中助词，无义。“入以事其父兄”即孝其亲，为孝道；“出以事其长上”即敬其长，为悌道。《论语》的伦常简分孝道和悌道，孟子遵循孔子，入家门事父兄行孝道，出家门敬长上行悌道。
“忠信”，《论语》解释“尽己之谓忠”、“言可复也即信”。
我们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孟子所谓的仁政大体有三：一、惠民，省刑罚、薄税敛；二、足食，深耕易耨；三、教民孝悌忠信。为政者若能做到这三项仁政，就可以拿木棒抗击挞伐秦国、楚国的坚甲利兵。
孟子的治国三要道和孔子的足食、足兵、立民信最大差距是，曾经当过鲁中都宰、司空、司寇，并且辅助鲁定公与齐侯相会于夹谷的孔子不只知兵，而且正视足兵的重要；孔子并不反对止戈无兵，但从《春秋》三世义来看，孔子面对现实，知道人世虽以“太平世”为目标，但在世乱中，太平世非一蹴而就，需经“据乱世”、“升平世”，才能达致“太平世”，而在“据乱世”、“升平世”时，不只要有兵，还得足兵。
孟子并无掌权治国实际经验，难免沦于理想性游说，拿木棒可以挞伐坚甲利兵，这说法只能当比喻用，不能当真。中国历史上，清代末年的义和团就拿大刀对枪弹。
孟子还有个似乎很难说服魏惠王的说辞，他向魏惠王提出若能行他提出的仁政之道，就可无敌天下，因为秦楚“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
历史事实是，战国七雄之争以秦、楚最强，秦国最后灭亡六国统一中国，秦国主政者真的是夺去人民农时，让庶民无法耕作耘草奉养父母，并导致父母兄弟妻子因受冻挨饿不得不东逃西散吗？秦民真的陷溺在痛苦深渊中吗？
《论语·子路篇》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孔子深切体会战争之恶，但在战乱频仍时代，仍主张必须保家卫国，执干戈以卫社稷。孟子不谈兵，不教民战，是否有弃民之嫌呢？
孟子游说战国诸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魏惠王批评孟子迂阔，当指孟子不重视战乱实际，不谈兵吧！
不过，孟子见梁惠王这篇有一个美丽的结尾——“仁者无敌”。
“仁者无敌”是古语，也是儒家行仁政的精粹。“敌”非敌手，敌是有对，无敌是无对。仁者爱人，民胞物与，人人皆同胞，物物皆同类，无不爱也。仁者视天下人为一人，天下无有对之人，是仁者的最高境界。
孟子在下文见梁襄王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即是“仁者无敌”。孟子游说魏惠王说出这句话，魏惠王当然不懂，孟子的政治思想自有其高远睿智。
《张居正讲评孟子》说：“盖能救民，则不必报怨，而自足以克敌；不能救民，而徒志于报怨，将兵连祸结，而丧败滋多矣。”
“孟子见梁惠王”有四章，似乎有头无尾，《史记》记载魏惠王批评孟子迂阔，好辩的孟子难道不会反批魏惠王吗？当然会。
《尽心篇》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公孙丑曰：“何谓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这章所说内容和前四章连贯，却割裂至《尽心篇》，编辑弟子大概有“不得已”的考虑。
本章之后是孟子见惠王的儿子襄王。孟子见襄王后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
孟子骂魏惠王“不仁哉”，又骂魏襄王“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孟子见魏惠王、魏襄王是以下见上的说客，孟子不为魏国所用，按理说，不能宾主尽欢，身为说客的孟子也该维持风度，不好恶言相向吧。
《尽心篇》这章移到后面，可能另有考虑：孟子批评魏惠王不仁的内容不好，孟子说魏惠王“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魏惠王三败后有意雪耻，才广征天下英才，孟子因而前往。孟子若批评魏惠王“不仁哉”，何以还要去游说一个不仁的国君，还跟他劝说若能行仁政，可以使他的人民拿木棍，就能痛击秦、楚的坚兵呢？
1.5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从“出，语人曰”这句话看出，这是魏襄王召见孟子，孟子入见魏襄王。孟子仍然用“说大人，则藐之”的态度，叙述这一段不如意的会面。
孟子求见魏襄王只有一章，孟子一走出来就批评魏襄王，可推见两人会面并不愉快。孟子游说诸侯国君，随从数十辆车、数百人，“语人”应是告诉随去的人。
魏襄王是魏惠王的儿子，名赫（一名嗣），魏惠王死后即位，魏襄王在位二十三年。魏惠王的父亲魏武侯、祖父魏文侯都称“侯”，但魏惠王却称王，这是因为魏襄王八年，跟诸侯相会于徐州，约定相互称王，于是魏侯赫自称魏襄王，追尊父亲为魏惠王。
魏襄王在位时，为了强国，还聘请曾当过秦相的张仪当相国。但魏襄王最倒霉的是，后人大概只知道他“望之不似人君”！
“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就”，接近。“之”，代名词，指魏襄王。“畏”，敬畏。人必须注重威仪，否则容易为人看轻。《论语·学而篇》孔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君子人不自重就没有威仪，没有威仪就得不到他人的敬畏，人君看起来也就没有人君的样子。
“望之不似人君”，孟子骂人可说入木三分，今人犹津津乐道。孟子善于为文，说辞功力可见一斑。不过，很多地方都是文过其情。
“卒然问曰”，“卒”音cù，通“猝”。毓老师解释为“无头无脑的问”，可说通神。
“天下恶乎定？”“恶”，如何。“定”，安定。
“定于一”，魏襄王问的“定”是统一、平定，用武力图霸王之业，但孟子的“定于一”却是行仁德、王天下的一统。统一乃英雄之事，是天下平之前的升平世小康世；一统则是仁者之事，是天下平的大同世、太平世。此为王霸之分。
孟子的“定于一”何以是一统的太平世，而非统一的升平世呢？因为孟子对魏襄王的“孰（谁）能一之”回答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不嗜杀人者”即尊生，为仁者；“一之”就是无敌。“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即仁者无敌、仁者能一统天下。
“孰能与之”，这章最重要的概念就是“一”与“与”。“与”，参与。魏襄王提问，是什么人参与呢？
“天下莫不与也”，“天下”，天下之人。天下之人没有不参与的，也就是天下人皆归往。
“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孟子不只是一个大哲学家，也是个高明的文学家，像这章文字就十分优美。“槁”，枯也。“油然”，云盛的样子。“沛然”，雨盛的样子。“浡然”，兴起的样子。天云作雨，枯苗逢雨勃生，这是自然形势。孟子以自然形势来比喻天下人都会相与，无人能抗御，即今人所谓的形势使然。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人牧”指的是牧民之君，西方基督教的“牧师”是人君之牧、道义者师，自许以道义牧人君，为人君之师。“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孟子认为当时的国君都未存不嗜杀人的仁心。也因而游说魏襄王“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领”即颈。“引领而望之矣”，是伸长脖子翘盼。“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由”，通“犹”。水盈科而后进，性往低处流。
魏惠王、魏襄王的“惠”、“襄”都是谥号，“惠”有养民也惠之义，“襄”也有助民之义，谥号都不太差。孟子前往游说，二王的名声应也不会太差，但相见争如不见，魏惠王和魏襄王却在孟子书中成为不仁、望之不似人君的君王。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滕文公篇》），孟子既然道性善，何以未对魏惠王、魏襄王起善心动善念呢？
1.6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因而有些学者认为《孟子》书虽先“孟子见梁惠王”，其实孟子先见齐宣王。个人以为孟子在齐国时间较久，应该先见梁惠王，后见齐宣王，《孟子》书才以《梁惠王篇》为篇首。《史记》的写法，并未确定孟子见齐宣王在先。
孟子游说魏惠王和魏襄王在公元前320年至公元前319年，时间只有两年。《史记》有孟子“困于齐梁”文字，但孟子在齐国际遇好很多，孟子虽未成为齐宣王治国重臣，但齐宣王仍尊孟子为闲职的客卿，还曾派孟子出使到滕国祭吊。《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又记载：“齐宣王又喜好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髠、田骈、接予、慎到、環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孟子为齐卿，身份应如七十六名稷下学士，不治事而只议论。
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而得七十六名上大夫，为人必也谦恭，才能得众，这与急功近利、图强雪耻的魏惠王、魏襄王修为大不同，所以孟子直批魏惠王不仁、魏襄王望之不似人君，对齐宣王语气却明显宽和。
“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闻”，知道，非听闻。齐宣王和父亲齐威王重用孙膑、田忌，国势甚强，齐宣王当然有心恢复齐桓公（姜齐桓公，非田齐桓公）成霸业的荣光，所以问孟子齐桓公、晋文公成霸业的事情，可不可以从孟子得知。
“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就是霸者之事，如同魏惠王问利。孟子对魏惠王直言“何必曰利”，对齐宣王却委婉说孔子门徒没有谈说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所以没有传到后代的他，他孟子因而也不知道。
“无以”，如果还是要我说；“王乎”，即王天下之道。
王夫之说：“孟子迎头便将桓、文之事撇在一畔去，向后唯说施仁制产处，隐隐与桓、文对治。所谓‘无以则王’者，谓此也。”
《论语·宪问篇》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宪问篇》还有“桓公杀公子纠”章、“管仲非仁者”章，《八佾篇》有“管仲之器小哉”章，《论语》数次道齐桓、晋文之事，而孟子不想道桓、文，就瞎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德何如，则可以王矣”，从这句话，可知齐宣王的人文素养不差，他一听孟子谈“王”（wàng），就知道孟子提出王道思想，希望他以德服人，所以问德要如何，才可以行王道。
“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回答“保民”比劝说魏惠王的足食、孝悌简单，但含义深刻。为政者要为民父母，就是要保民。“而”，能。保民能王天下。“莫之能御”，形势使然，如“水流湿，火就燥”，非人力可以阻挡。
“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齐宣王话语谦和，没有贵气、骄气。
“可！”孟子直答，也没有做文章。
“何由知吾可也？”许多说客只会瞎捧，齐宣王似乎要参考孟子是否光会逞口舌之辩，故而接问什么理由可以知道我能行仁政。
“臣闻之胡龁曰”，孟子和魏惠王、魏襄王对话，没自称“臣”字。这个“臣”字显示孟子已成齐宣王客卿。“闻之胡龁曰”，“之”，语助词，无义。胡龁是齐臣，孟子引齐臣胡龁的话，可知孟子与齐宣王对话这章前，已经在齐国有些时日，跟齐臣有些往来，才能引用胡龁之言。
“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曰：“有诸。”“牛何之”，牛何往。“将以衅钟”，“以”，介词，用，用牛血“衅钟”。“衅”音xìn。“衅钟”有二说：一说是杀牲畜取血涂在钟上；二说衅是祭名，血祭的意思。凡宗庙落成或重要器物开始启用，便宰牲畜活祭。
“觳觫”音hú sù，恐惧貌。“若无罪而就死地”，“就”，近。牛不会有无罪，所以若无罪是若人无罪而近死地。“何可废也”，即《论语·八佾篇》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孔子的“我爱其礼”，礼既不可废，齐宣王所以要牵牛过堂下的人改用羊代牛。“不识有诸”，“识”，知晓；“诸”，之乎。
“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是心”，不是爱牛之心，而是不忍人之心。孟子因而自己解释百姓都以为王是爱牛之心，我孟轲却毫不怀疑你齐宣王是出于不忍人之心，而有这个不忍人之心，就可以王天下。
“不忍人之心”是孟子道性善的根本。公孙丑篇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我们甚至可以猜想，孟子道性善的哲学就是从宰我的“井有人焉”和见牛衅钟的不忍发皇，再扩充成无恻隐之心非人也等四端。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褊”音biǎn，“褊小”，狭小。“齐国虽褊小”是齐宣王的谦逊之说。齐国曾有孙膑、田忌等名将，列为战国七雄中的强国之林，土地不小人民不少。
“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即”，就。齐宣王为一国之君，当然不会爱惜一牛，就因为不忍心见牛觳觫就死，齐宣王这一说，如同见孺子将入井而生恻隐之心。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孟子游说时君，这一章最成功，引得齐宣王笑出来。孟子掌握了整个对谈气氛。他以齐宣王以羊易牛衅钟这个看来微不足道的往事，发挥无碍辩才说：“你齐宣王以羊易牛就死，看似爱牛，因为牛大羊小，百姓怎么知道你另有心意呢？”孟子接着提问：“你齐宣王若是哀怜牛如人无罪遭宰杀，那牛羊又有何不同呢？”齐宣王经孟子这么一说，不免笑说：“我真不晓得自己当时是什么心理，我并非吝惜钱财，才用羊来替牛，经你这么一说，老百姓误会我爱小财是合理的。”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孟子这一段讲得特别精彩，没有强词夺理，提出了令人眼睛一亮的立论说辞。
“无伤也，是乃仁术也”，“无伤”即无妨，比无妨用字更雅。“乃”，就，“是乃”，就是。“儒”的说文解字是“柔也，术士之称”，治国要有术，行仁即仁术。“是乃仁术”亦即就是仁术。
“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之于”，对于。君子心中存仁，人虽以禽兽为食，但眼睛仍乐见禽兽生蹦活跳，不忍心眼见禽兽被宰杀，听禽兽悲鸣哀号，不忍心吃它的肉。孟子前文说：“臣固知王之不忍也。”什么是“不忍”？“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不忍”即是孟子最重要哲学立论的性善四端之一：“恻隐之心”。
毓老师说：“中国人不主张杀生，别人活愉快，应活下去，不要杀它。吃素是为了戒杀，因为它活得好好的，因为什么一刀就杀下去，所以我讨厌孟子说：‘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这是仁者。但是下面就知伪君子，‘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只要听不到杀鸡的声音，照吃。”
王夫之说：“全牛之术，不废衅钟；不忍人之政，正以王天下。”
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上文“王笑曰”，这段文字是“王说曰”，笑于外，悦（“说”同“悦”）于心。齐宣王与孟子对话，可说是眉开目笑，宾主皆欢。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忖度”，揣想思量。齐宣王引《诗经·小雅·巧言》来称赞孟子能揣摩他人的心意。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篇》），古人应对常引用《诗经》，爱好文学的齐宣王身处战国时代，且为一国之君，也能如孔子、孟子般引用诗，可说十分不容易。
“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魏惠王以年龄称孟子为“叟”，齐宣王则以贤德尊称“夫子”。“而”，虚字无义。“反而求之”即反求之。齐宣王引诗赞美孟子能揣摩他的心，而他虽然这么做，反求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居心。“戚戚然”，心动的样子。齐宣王经孟子这么一说，感觉自己当时的心动。但齐宣王仍持疑问孟子，以衅钟之牛改换羊，就能合于王天下之道吗？
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曰：“否！”
“复”，白，有陈述、报告的意思。“钧”，三十斤为一钧，“百钧”即三千斤。人的力气当然不足举三千斤，这是形容一个人有大力气。“一羽”，形容物轻如羽毛。“秋毫”是秋天鸟尾末端的细毛，形容极细微。“舆薪”，一车子的薪材。一个人能举三千斤，自然不可能举不动一根细毫毛；眼睛能够明察秋天鸟毛末端，也当然不可能看不到一大车柴火。所以齐宣王回答一个“否”字。这个比喻十分鲜活，今人常以“明察秋毫”形容某人的明智眼光。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这段文字紧叩上文。衅钟以羊易牛，以及“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的比喻，是孟子对于齐宣王怀疑“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提出的开导。
今非今天，有如今、现今之意。衅钟以羊易牛是恩泽足以及禽兽，何以怀疑自己不能王天下、功业不能达至百姓。这就因为自己不用力，才轻如鸿毛都不能举起来；眼睛不明，看不到眼前一车子的薪材。孟子更进而说君王不保民，是因为不施恩及民。王天下之道，即保民；百姓不见保，亦即只保禽兽不保百姓。
“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不为和不能有别，齐宣王怀疑问：“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孟子一再强调，齐宣王怀疑自己不能够王天下，是不为而非不能。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
“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者”，语助词，无义。“形”，情形。“何以异”，以，介词，何异。这段文字即“不为与不能，何异”。
“挟太山以超北海”，“挟”，腋下持物。“太山”，即泰山。“超”，跃过。墨子言“挈太山以超江河”和这句话相似，应是当时的通行成语。腋下挟持泰山跳过北海，诚然不能，这句话形象十分鲜明。“为长者折枝”，为长辈折草木之枝，比喻轻而易举，也是很鲜活的比喻。孟子以齐宣王自认不能王天下，是属于为长者折技之类，是不为而非不能。
一将功成万骨枯，中国历史数千年，几人成霸？几人成王？孟子游说，不道霸业的齐桓、晋文事，只谈王者之道，且以王道之成有如为长者折枝之易，似乎与战国政情实际落差太多，难怪见过孟子的国君，会以为孟子迂阔而不加大用。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
“老吾老”即孝道，“以及人之老”为悌道，“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慈。孝、悌、慈是行仁之本，即前文所言“保民之道”，保民可治理天下，故而有如翻转手掌般容易。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出自《诗经·大雅·思齐》。齐宣王上文引《诗经》，孟子也引《诗经》回说。“刑”同型。“寡妻”，丈夫自谦其妻子为寡德之妻，寡德指的是自己，而非妻子。“刑于寡妻”即修身，可以作为妻子的模范，这个模范，可推至于兄弟，更扩及家国，也就是大学的修身而后齐家，齐家而后国治。“御”，统御。“家邦”，大夫之家。邦，国君之邦，即邦国。
“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言”，指所引《诗经》那段话。“举”，用。“斯”，此。用此心加在彼心，也就是以己心加于他人之心的推己及人。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孔子重恕道，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也就是一个“推”字；孟子将孔子修德进业的推心用在政治上，成了推恩。“保四海”，四海即天下。“保四海”即保有天下，因前有保民，“保四海”亦可说保四海之民。孟子广说推恩之效，大可如天子保有四海，小可保全妻子。古之人就字面说是古代圣贤。善推其所为，就是善于推恩。“而已矣”，语助词，即今人的如此而已。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这句话用在今人身上，特别有意义，现在很多人推着娃娃车，车上坐的是宠物猫狗，却弃父母不顾，就是恩足以及禽兽不及父母；为政者同样爱禽兽不爱百姓，像慈禧太后溺爱狗却骂人。“独何与”，“独”是反问词，岂是、难道。这句话是孟子设词反问，难道有其他缘故吗？借以引出自己的看法。
孟子游说国君，可以王天下，是为与不为而已，而非能与不能之别。为了强化自己的论辩，他提出了“一羽之不举”、“舆薪之不见”为例。一根羽毛至轻，说是举不动，这是不可能的，只是因为他不用力；一车柴薪看不见，也是不可能的，只是因为不用眼力之明。孟子继而用一羽不举、舆薪不见的例子推论说，百姓不能得到保全，是因为为政者不能推恩，故而不能王天下。孟子这种事在人为的说法，确有激励人心之效，但王天下岂可简化为“推恩”两字。
王夫之说，“推”字不可添入“亲疏远近”立义。“推”者，“扩充也”，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不忍牛之心，以羊易而舍之，则推矣。老老幼幼之心，发政施仁，而使民得仰事俯畜，则推矣。”
“权，然后知轻重”，“权”，以秤称物，而后才能知道物的轻重；“度，然后知长短”，“度”，以尺量物，而后才能知道物的长短。“物皆然”，物的轻重长短都要靠权度。
“心为甚”，心的权度尤其重要，此即今人所说的“人人心中都有一把尺”。这句话是承上启下，承上是要权度一下，何以“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难道百姓不如禽兽吗？启下是质问齐宣王想兴兵构怨，快慰私心吗？
“王请度之”，孟子对齐宣王较客气，不敢直批齐宣王，而是要齐宣王自己心里量度一下，也就是自己私下想一想。
“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抑”，转接连词，今语还是。“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兴”，动。“构怨”，结怨。这句话也是客气的话，明讲即是动干戈，征伐四邻诸侯。“然后”，连接词。然后大快个人私心。
孟子善辩，但这几句话收起咄咄逼人态度，没有“说大人，则藐之”的傲气，表现十分难得。其实这也是孟子的另一种辩术，谦让一番，再请齐宣王入瓮，后文很快地批判起齐宣王。
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王笑而不言。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曰：“否，吾不为是也。”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这段类似猜谜的文字，展现孟子有如心理学家的剖析能耐。
“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否，今人说才不呢。吾何快于是，我怎么会快意你所说的小满足呢。“将”音qiāng，愿的意思，但愿以之求我所追求的大欲。
“大欲”，中国传统思想谈到私欲都遮遮掩掩，孔子主张克欲，佛道追求无欲，齐宣王不只坦诚有欲，而且是大欲，让人眼睛一亮，孟子一听当然想打破沙锅问到底。
王夫之认为孔子曰“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篇》），就是大欲存焉，为天下人行道，欲即是志，人所必不可有的是私利，圣贤也不废公利。
“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这句话用今人较通俗的说法是：“你齐宣王所谓的大欲，可不可以说来听一听？”
王笑而不言，齐宣王自以为吊到孟子胃口，只咧嘴笑而不答。
“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孟子不只好辩，且是善辩。一般人问上司不答，摸着鼻子作罢，孟子不是。他当然知道齐宣王的大欲在成就有如姜齐桓公的霸业，但他故意闲扯一些五四三的话：“你是为了肥美的食物不足以饱足口欲？轻暖的衣物不足以满足身体的欲望？还是为了绚丽的颜色不能满足你的视觉享受？音乐不足以满足你的耳朵听闻欲望？左右亲近宠幸者不足以满足你的驱策呢？”孟子所举之欲是一般人的欲求，齐宣王身为一国之君，怎会追求这些口体之欲，而这些生活小欲，他的臣僚理当供应无缺，所以孟子回过来自说自答，自己代齐宣王否认：“而王岂为是哉？”而，连接词，你齐宣王岂是会为了这些口体之欲呢？“便嬖”音pián bì，左右宠幸之人。
“否，吾不为是也。”齐宣王在前面说“否！吾何快于是？”这个地方又说类似否决话语：“否！吾不为也！”齐宣王的言情音貌跃然欲出。
“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辟”，开辟。“朝秦楚”不是朝奉秦国、楚国，而是使秦、楚两大国来朝奉。“莅”，临的意思。“以若所为”，朱熹注“若，如此也”，这个“若”是代词，解为“你”较佳，以你所为。“缘木而求鱼”，“缘”，攀缘，“缘木求鱼”即上树想求得鱼。
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是诸侯公认的霸主，后代承袭王业的子孙想恢复祖先的荣光，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职责，所以齐宣王招贤，稷下学士人才济济，孟子亦前往。为了求君王重用，求仕者绞尽脑汁，孟子不只大逞口舌之利，且常下猛药，语不惊人死不休，像对求才若渴的齐宣王，即说出“缘木求鱼”这种缺乏鼓励性的“教训”，一般君王可能变脸，我们只能说齐宣王修养好，或者猜测《孟子》书是弟子记录的，故意夸大，因为孟子接着说辞更加严峻，把齐宣王的大欲说得大祸即将临头的样子。
王曰：“若是其甚与？”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若是其甚与？”“若是”，如此。“其”，语中助词，无义。“甚”，严重。这句话现在人常这么说：“有这么严重吗？”齐宣王听这话，一定表情讶异，不敢相信，不料孟子往下说得更严重。“殆有甚焉”，“殆”，副词，不肯定之词，有差不多、恐怕之意。恐怕还要严重些。这是孟子卖关子。
“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孟子卖完关子，说出原因，“缘木求鱼”虽然捉不到鱼，也没有随后而至的灾祸，但以你所作所为，来追求你成霸业的大欲，且竭尽所能去做，随后必有跟来的灾祸。孟子这说法，似乎有些恫吓之意。
曰：“可得闻与？”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曰：“楚人胜。”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
“可得闻与？”“闻”，不是听闻，而是知道，这句话是可以说来让我得知吗？齐宣王听孟子说得那么严重，事关己，自然开口求教孟子了。
“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曰：“楚人胜。”孟子和齐宣王这一问一答，是常识，邹国是小国，楚国是大国，未战即可知胜负。
“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孟子剖析战争胜负形势，寡民小国不能抵挡众民大国，积弱国家不可以对抗兵强马壮国家。言下之意，要有自知之明，不要自取灭亡。
“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战国有七雄，国力并不均等。孟子所说“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是大概的说法。《礼记·王制篇》云：“凡四海之内九州岛，州方千里。”齐国之地方千里，有九分之一天下。“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服”，降服。孟子这说法，是基本原则，事实不然。《孙子兵法》首篇是《始计篇》，战争用计用谋、以奇用兵，小甚至可以敌大，寡可以敌众，秦国最后即以一服其他六国。齐国即使用兵，也是审别形势，以大击小或敌我相当，怎么会以一国降服八国，如邹国对抗楚国呢？
“盖亦反其本矣”，“盖”音hé，通“盍”，何不。王引之说：“凡言盍亦者，以亦为语助词。”“反”，同“返”。“其”，语中助词。孟子以仁政为本，这句话即“何不返回仁政之本呢？”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今王发政施仁”，“发”，颁发。“发政施仁”即颁布仁政，也就是上一句“反其本矣”。
“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这些话用今人语言更简单，士农工商都想到齐国来做官、耕田、做买卖。
“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涂”同“途”，来往旅客都想取道齐国。
“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疾”，怨恨。“愬”音sù，通“诉”，诉苦告状。因为王行仁政，关心老百姓疾苦，怨恨自己国君的老百姓就会来跟王诉苦归往。
“其若是”，“其”，语首助词，无义。“若是”，若此。“孰”，谁。“御”，抵挡。也就是上文：“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孟子这一段文字，就是《论语·子路篇》“叶公问政章”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惛”音hūn，通“昏”。与其解读是“我的心思昏乱”，不如说是“我给你说得糊里糊涂的，不能够听进你的高论”。
“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辅”，助。“志”，心之所主。“明以教我”，不必隐瞒客气，明白地教我。《论语·颜渊篇》颜渊问仁，孔子告诉颜渊“克己复礼为仁”，以及“非礼勿视”等四目后，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这章齐宣王说“我虽不敏，请尝试之”，与颜渊之言相同。“请尝试之”，请让我尝试去做，即“请事斯语矣”，但颜渊说得较谦逊、文雅。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这段话是孟子的嘉言佳句，却是从孔子学来的。《论语·卫灵公篇》孔子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即孔子的“君子固穷”；“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即孔子的“小人穷斯滥矣”。孔子喜谈“君子”，孟子则多言“士”。孔子所谓的小人是分地之利以养父母的怀土、怀惠小民，也就是孟子的民。“放辟邪侈”，“放”和“侈”二字相同。“辟”，今作僻，谓邪僻不正。“恒产”二字，孟子在下文订了标准：“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恒心”，孟子在《尽心篇》回答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回答“尚志”，有恒心者即尚志的士者，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只有士才能做到。
李颙《四书反身录》说：“后世言治者，动曰兴学校，却全不讲为民制恒产。不知恒产不制而责民恒心，就犹役馁夫负重，驱羸马致远，纵勉强一时，究之半途而废耳。”
“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及”，等到。“刑”，以刑罚罪。孟子把“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称作“罔民”。孟子所谓的“罔民”，即孔子所谓的不能“举直错诸枉”。《论语·雍也篇》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罔之生”是不直而生，但性相近，故而“举直错诸枉（罔以生言，枉以行言），能使枉者直”。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焉”，安、何。“仁人”，人是有位者，仁人指仁君。怎么会有仁君在位，不能“举直错诸枉”呢？朱注是“罔，犹罗网，欺其不见而取之也”，意指网民入罪，可以参考。
“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
“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在上文言“恒产”，这段将“恒产”标准化，也就是要制定人民之产。“仰”，对上事父母。“俯”，对下养育妻儿。“乐岁”，丰年喜乐庆年岁。“轻”，犹易。“之善”，之即往，往善。
古人忠厚节俭，要求不高，只图丰年时，对上奉养父母，对下养活妻儿，能够温饱，年岁收成不好的凶年，也能够使父母妻儿免于死亡。如果国君英明，做到民有恒产的要求，明君驱使老百姓前往做善事，老百姓必然容易听从。
“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赡”，足够。“奚”即何。“今也制民之产”与上句“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对照，少了“明君”两字，因为孟子批评今日国君不能“制民之产”，使老百姓“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虽是丰年，却因苛政横征暴敛，仍不免一年到头操劳辛苦，凶年更不免面临饥寒死亡威胁。如此只有全心全力拯救死亡犹恐不足，何有闲暇去学习礼义呢？
“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王欲行之，王欲行仁政，此即上文“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等大欲的实现，“反其本”，那么何不发政施仁，返回仁政之本。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这段文字与上文对梁惠王的建言，完全相同。以今日而言，是拿一个相同的企划案，向两个公司老板兜售，结果两个公司老板都没有接受。
1.7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
“庄暴见孟子”和下文“暴见于王”有上下之分。“庄暴见孟子”没有介词“于”字，“暴见于王”有介词“于”字。“庄暴见孟子”是庄暴来看孟子，而“暴见于王”则是庄暴被王召见。庄暴自言“暴见于王”，比《梁惠王篇》“孟子见梁惠王”恭谨（“孟子见梁惠王”若加“于”字，成“孟子见于梁惠王”较合宜）。
“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语”，告诉。“以”，介词，无义。这句话之意是，齐宣王告诉我庄暴好乐，我庄暴当时没有对答。
曰：“好乐何如？”这个“曰”是庄暴问孟子。俞樾指出，一个人的话中间又加一“曰”字，表示这个人谈话之中有所停顿，因而加一“曰”字，作为另一个开端。“好乐何如？”庄暴申述与齐宣王对话一事后，又问孟子。
“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甚”，极致。“庶几乎”，庶几近道了，即差不多有望了。孟子向庄暴说，齐宣王若是极其喜好音乐，那么齐国也就差不多有望了。孟子这一说法，显然大出庄暴意料之外，但孟子并未记录庄暴的反应，而把它反应在齐宣王身上。
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他日”，别的日子。“见于王”，孟子被齐宣王召见。毓老师认为孟子文字不若荀子、韩非子洗练。从《梁惠王篇》就可看出，孟子与君王相见，理当孟子见于某王，但不少篇章是孟子见某王。
“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尝”，曾经。“诸”，之乎的合音。“有诸”即有之乎。“庄子”，古人尊称德位较高者，叫某子，“庄子”即尊庄暴，但阎若璩说，庄暴是齐国臣子，在国君面前，称呼臣子，要直呼臣名，孟子怎可在齐宣王面前，称呼庄暴为“庄子”，显然是记录者的错误，阎若璩的指正，亦如“孟子见梁惠王”的用字不当。
“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王变乎色”，齐宣王变了脸色，可能不只对庄暴多言不满，对孟子也有些心虚，所以有些惭愧，脸色微变说，他喜好的音乐不是以乐化民的先王之乐，而是喜好世俗之乐。
什么是世俗之乐？齐宣王何以承认自己所好是世俗之乐呢？《论语·季氏篇》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乐，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齐宣王口中的先王之乐应该是“益者三乐”的“乐节礼乐”，而世俗之乐则是“乐宴乐”。宴乐当然也有音乐。
孟子见过庄暴后，心中大概就决定以好乐来游说齐宣王。孟子这一游说的主题选择其实并非明智；好乐在当时的观念，并非好事，所以齐宣王一听就变脸色。当然，这也符合孟子的预期，趁机发表他的众乐乐看法。
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由古之乐也。”曰：“可得闻与？”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
“曰”有六个，是孟子与齐宣王的三问三答。
“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这句话即孟子见庄暴的最后结语，齐宣王召见孟子时，孟子有备而来，就将这句结语说出来。这句结语是好辩孟子的高明处。孟子预知齐宣王初闻庄暴曾告知孟子他好乐，一定心生不悦，所以随即安住齐宣王的心，说出如果齐宣王那么真正好乐，懂得好乐的极致之方，那么齐国就庶几有望了。
“今之乐，由古之乐也”，“由”通犹。今乐犹古乐，这是胡说。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就要重新制礼作乐，今古之乐怎么相同呢？只能说，孟子因势利导，将齐王的好乐之心，引导到与民同乐。
“可得闻与”，由于孟子说今乐犹古乐，也就是世俗之乐犹先王之乐，这句话帮齐宣王找了好借口，齐宣王自然不会和孟子分辩今古乐之不同，只会顺着孟子的口吻问孟子，他的道理何在？何以他好乐甚，齐国就有望呢！
“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之后，孟子又问“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显然这两句话是有差别的。“乐乐”音yuè lè。“独乐乐”是指齐宣王独自作乐取乐。古时人与民不同，与人乐乐的人，不是一般百姓，而是有位的臣僚。君与臣僚乐乐终究少数，不如与众民乐乐。所以，与众乐乐则是与民同乐乐。
孟子与齐宣王的答问中，只是概括出作乐取乐要与人民同乐，但未说出何以众乐乐，齐国就差不多有望，只是含糊带过，并且接下去向齐宣王大谈为乐之道，分辨“不与民同乐”和“与民同乐”的大差别。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
“鼓乐”，“鼓”，动词，不是名词的鼓，古时敲击弹奏都叫鼓。“鼓乐”即奏乐。“籥”音yuè，同“龠”。“管籥”是古代吹奏乐器，犹今天的箫笙之类。“举”，副词，皆、俱、全的意思。“蹙”音cù，皱缩。“頞”音è，鼻梁。人有愁忧，感觉头痛即皱缩鼻梁。今人常用“痛心疾首”，古人则用“疾首蹙頞”。
孟子请齐宣王准许他言乐。孟子先铺陈不与民同乐的结局是，老百姓听闻齐宣王独自敲金打鼓、吹笙唱箫，全都痛心疾首、皱缩鼻梁，互相走告说：“我们的君王喜好奏乐，他只会自己寻求快活，何以未想到使我至此不堪的贫困地步，父亲为养子活口，没有时间和孩子见面，而兄弟、妻子为谋生也流离四散呢！”
一国之君喜好独乐乐，就导致百姓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这种一厢情愿式的推论，实在费解。
“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田猎”，用绳网捉禽兽叫田，“田猎”即打猎。“羽旄”，“羽”即五彩鸟羽；“旄”音máo，牦牛尾，“羽旄”引申为仪仗。
孟子这天游说齐宣王，初始，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为主。从齐宣王自陈他所好之乐是世俗之乐，而非先王之乐，可知二人所谈之乐是音乐，但后来孟子把音乐扩及田猎之乐。个人喜好田猎即孔子批评的“损者三乐”的“乐佚游”。
孟子在这段可能临时起意加入的说辞，并没有特殊高见，只是重复不与民同乐，导致民怨载道的“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
当然，孟子既然向齐宣王游说不与民同乐的祸果，也必须说出与民同乐的欢欣场景。
“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孟子在这段形容君臣与民同乐的美景，老百姓不只欢喜君王没有病痛，而且还能鼓乐、田猎。老百姓的心声和君王不与民同乐相反。
“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是孟子这一章的结论，我们阅读孟子的游说内容，有关乐乐部分，最是空洞无根。
在战争频仍、生民涂炭的战国年代，就正如孟子在上文所说的：“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礼义哉？”为政者在战乱时代，要与民同忧，分担百姓的苦难，怎可在乐字上立说呢？
当然，这不是说乐不重要，儒家重乐，乐以和性，所以说“成于乐”、“礼乐之邦”，但诚如孟子自言“救死而恐不瞻”的时代，治礼义的时间都没有，“奚暇治乐哉”？
孟子自恃辩才，以为任何话题都可以凭其三寸不烂之舌，借机游说时君，于是我们见到孟子在此章没有建设性的说辞。古代君民各有其礼，国君应喜先王治国之乐，而供国君游猎之用的园囿，因涉及君王安全，都有专门官员负责管理，不对百姓开放，怎么与民同乐呢？“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王”，王天下。此章孟子说不出如何与民同乐，也说低了王天下的标准。
1.8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犹以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诗经·大雅·灵台》是一首周人歌颂文王圣德的诗。诗歌叙写了文王有赖人民群策群力，兴建了三灵——灵台、灵囿、灵沼，以及离宫辟雍的情景。又写了文王与群臣游观麋鹿、白鸟和鱼跃，以及在辟雍中听钟鼓、歌吟的情景。
熟读《诗经》的孟子似乎十分喜欢《灵台》之诗，游说魏惠王时，就引用这首诗，说是三灵之建，是民力自动营建，且文王在三灵“与民偕乐”。
孟子见齐宣王时，即老调重弹王若能与百姓同乐，就可王天下。
齐宣王大概一听孟子的众乐乐，就想效法文王建三灵，所以问孟子说：“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囿”，苑，养禽兽的园囿，作为古代君王游观的地方。文王的园囿有多大，《诗经》并未记载，但当时的书是有记载的，面积方七十里。“有诸”，“诸”，之乎，有这种事吗？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传”，不限于解经之传，宜宽解为传下来的古书。孟子对齐宣王这一问，就书传记载，坦然回答有的。
曰：“若是其大乎？”“是”，疑问代词，有此的意思。“其”，疑问代词后的助词。这句话的意思是：真有这么大吗？
曰：“民犹以为小也。”战国时，一个国家土地方千里，但《告子篇》说：“周公之封于鲁也，为方百里也。”《公孙丑篇》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文王若是只有地方百里，文王游观的园囿如果方七十里，超过一国土地大半，不可谓之不大。齐宣王这一问，不应是想扩大园囿如文王般方七十里，而是听到老百姓批评他的园囿方四十里太大，相较之下，文王的方七十里不是更大吗？他有意为自己方四十里的园囿辩护，只是齐宣王大概没想到，孟子竟然回说文王的老百姓还认为方七十里的园囿太小了。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齐宣王听孟子解释，就立即反问，我的园囿才方四十里，老百姓犹然认为太大了，这是什么缘故。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刍荛”音chú yáo。“刍”，草。“荛”，薪。“刍荛者”即取柴草之人。“雉兔者”，猎取山雉野兔之人。孟子不知何据，说文王的园囿不只可以开放老百姓进园采取柴草，还可让猎人打山雉野兔。“与民同之”，即与民同乐。《诗经·文王·灵台》有文王与臣僚的游观之乐，但并未有开放与老百姓同乐，文王的老百姓也不太可能认为方七十里的园囿太小吧？
“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这是孟子自己的说辞，目的为起下文，批评齐宣王不与民同乐。
“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始于境”，“始”，初也。初入齐国边境。“大禁”，最大禁忌，入别国得先知该国大禁，以免触犯法令。“郊关”，国外百里为郊，郊外有关，即今的海关。“为阱”，设置陷阱。古人入境，需要盘查，各国也各有大禁。今人进入他国，也得办理入境，今人的大禁为禁止携带枪械毒品，入境盘查严禁无可厚非。至于孟子抨击齐国国都外，郊关里面方四十里的园囿，杀园囿麋鹿的人，有如犯了杀人罪，将人的生命视作麋鹿，这形同在方四十里的园囿内陈设陷阱，入民于罪，让老百姓认为方四十里的陷阱太大了，确是合宜的说法。
但由此扯到不与民同乐，老百姓因而痛心疾首，比喻就有些不当了。
《张居正讲评孟子》说：“《书》称文王不敢盘于游畋，其囿必不如是之大，孟子不辨其规制之广狭，而但言其利民之公心。”康太老师《孟子微》说：“孟子之学全在扩充，学者得其与民同之义，固可随时扩充而极其乐也。”
1.9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道，术、方法。齐宣王问孟子的国与国相交之道，尤其是邻近之国的邦交，本意是问邦交之术。可孟子回答齐宣王的却是平天下之道，以仁智二者来谈邦交之道。
《论语·子张篇》子贡说“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儒家谈大学，要学大、立其大，孟子借齐宣王问邦交之道，提出“贤者识其大”的看法，要齐宣王能成为识其大的贤者。
战国时代，群雄并起，争战不止，国依实力有大小之分。孟子认为大国的邦交要有仁者风范，小国邦交要有智者能力。孟子更进而引经据典说明。
“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副词，只有。“事”，非侍奉。“大事小”，不能解读大国事奉小国。“事”，从事，有对待之意。“汤事葛”，“汤”是商朝第一世王，“葛”是夏末小国。“文王”即周文王。“昆夷”是文王时的夷狄。这句话是说，汤、文王都是仁者，因为这样所以能够以仁去从事大国对小国的邦交。
“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践事吴”，“大”同太，“大王”即太王，文王之祖。太王时，周国区域很小，“獯鬻”音xūn yù，西北戎狄所建的大国。句践是春秋时越国国王，吴国是春秋时的大国。“事”，以小对大，则有侍奉之意。越王句践曾为吴王夫差所败，屈身事奉夫差。
孔子将仁、智并举，孟子在此章虽以大小分仁智，但不是大事小只要仁不要智，小事大只要智不要仁，而是各有偏重而已，大国从事与小国邦交，要多宽宏仁心，小国事奉大国要多用智慧脑筋。
“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论语·子罕篇》“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何以仁者不忧，《易经·系辞传》说“乐天知命故不忧”，以大事小是仁者，孟子说是“乐天者也”。因为乐天，故能知命，所以能够永保天下。
“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身为小国，以小事奉大，孟子认为要畏天。什么是畏天呢？孟子引了《诗经·周颂·我将》的两句来说明：“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畏天之威，于时保之”，这诗是祭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的乐歌。孟子解“保之”为保国，这两句话即畏天保国。“畏天之威”出自《书经·皋陶谟》“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有畏才有敬，畏天必能敬天，人事亦然，敬畏上天之威，因时惕励，自能敬守保国。于时，有些批注把“时”字注为“是”，于时即于是，这是用今人浅薄的语文知识去解读千古人物的智慧。像尧最大德业是制历明时，古代人民没有时间观念，尧动用了很大的人力制订夏历后，敬授民时，黎民才能“于变时雍”，老百姓因有夏历，才能通变与时相和。整部《尧典》最重要的就是尧如何让黎民通变与时相合，但后儒把“时”注解为“是”或“善”，尧之德尽失，“于时保之”同样不能把“时”字解为“是”，《易经·乾卦·彖传》“时乘六龙以御天”，“时”是何等境界，而孟子又称赞孔子“圣之时者也”，“时”字岂是可以浅解，此句的“于时”，有治时之意，能治时才能保国。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大哉言矣”，古文翻译成语体白话，常因文字的古今用法不同而误解，白话语译的毛病，容易降低古人的应对表情功能。古人对话所用文字在当时不只口语化，而且有言情表态，像齐宣王的“大哉言矣”，应有“你孟子期望我太大了”，或者是“你太抬举我了”之意，但今人白话却翻译成这样：“伟大呀，你这番话！”
“寡人有疾，寡人好勇”，齐宣王有自知之明，不因孟子送他一顶高帽子而得意洋洋，他向孟子坦承自己有些性格上的缺点，像他喜好斗狠逞强。
“抚剑疾视”，手按着剑，双眼厉视对方。“恶敢”，安敢。“王请大之”，请王不要好小勇，要好大勇。“赫斯”，“斯”，语词，赫然发怒。“爰”，于是。“整”，整顿。“旅”，军队。“遏”，遏止。“徂”音cú，往的意思。“莒”，《诗经》作“旅”。“以遏徂莒”，意思是来遏止秘入侵略莒国的军队。“笃”，厚实。“祜”音hù，福的意思。“以对于天下”，《论语·里仁篇》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一般批注为“君子对于天下”，因此，“以对于天下”即用以对待处理天下事。
西方谚语“罗马不是一日造成的”，周朝从后稷开国，历经夏、商两朝，至文王之世，已有千余年，其中较著名之君是公刘、古公亶父、季历。古公亶父为躲避戎狄，还被迫迁徙至岐山下，但孟子劝齐宣王不只是会按剑，厉视一个敌手，应将小勇变成大勇，学文王一怒而安天下的大勇，由敌一人之勇变成一怒能安天下民的大勇者。孟子说来简单，只是引用《诗经》一段经文而已。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这诗出自《诗经·大雅·皇矣》。诗人歌颂周文王赫然发怒，于是整备军队，以遏止秘入侵略莒国，以厚实周朝之福，用以对待处理天下事。
一将功成万骨枯，周文王得以立朝，不知牺牲了多少人的生命，“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用为歌颂文王可也，但要如何学习文王之怒呢？孟子之言把文王说成“大勇”，齐宣王才会说：“大哉言矣！”
“《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孟子的确好辩，引用《诗经》赞颂周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的诗句来游说齐宣王，他大概看齐宣王无动于衷，于是再引用《书经》歌颂周武王一怒而安天下的词句。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之”即民，上天降生百姓，也为百姓降生百姓的国君和师长。这句话常为后代封建王朝所引用，但文义作了改变，一些好大喜功的君王引用此话，是以百姓的老师自居，发表诸如“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变成官大学问大。
“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惟曰”，假设上天的用词，借以说明作君要旨。“其”，君师。惟曰其助上帝，上天之意即要君师辅助上天。宠，爱。之，民。“宠之四方”即爱四方之民。在即察。“有罪无罪惟我在”，下民有罪或无罪，助天的君师会审慎考查。“曷”通“何”。“越”，超越。“厥”音jué，其。“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天下之民何人敢超越上天之志呢？这句话是说，上天降君师，辅助上天，代为天讨，此即《尚书·皋陶谟》所说的“天讨有罪”。所以下接：“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一人”，即孟子后文的独夫、一夫。“衡”通“横”，横行天下。孟子举《书经》，要齐宣王学武王代天讨安天下的大勇。
孟子一书中，不时引《诗经》、《书经》，大谈为政之道；可惜，孟子未引《易经》，也只略提孔子作《春秋》一事，孟子的哲学思想只能局限在心性和政治哲学。
此章引书“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另有不同标点：“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也可通。
1.10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这段文字应该参照《梁惠王篇》第二章：“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鴈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两章文字内容、形式都相同。魏惠王见孟子于园囿灵沼边，齐宣王见孟子于离宫之一的雪宫，二王都问“贤者亦有此乐乎”（或“亦乐此乎”），只是孟子对齐宣王有上下之分，用文是“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用字是齐宣王召见孟子。但《梁惠王篇》无上下之分，用字是“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如果孟子守上下之礼，该段文字宜改写成“魏惠王见孟子于沼上”，较为合宜。
同样，孟子对魏惠王和齐宣王二王的回答也是迥然有别，孟子回答魏惠王十分严肃地说：“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但对齐宣王的回答明显宽和，直接答了一个“有”字，即“贤者亦有此乐”，而接下来的说辞也较委婉，不只建言与民同乐，也要与民同忧。
“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人不得的“人”，不是一般老百姓，而是有位的为官者。“非”通“诽”。这段话是说有位的臣僚不得共此乐，就诽谤君王，孟子认为这是不对的。孟子接下说，君上不与老百姓同乐，也是不对的，这才是本意。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乐民”即与民同乐。“乐者”，君王；“其”，君王，老百姓也乐君王之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君王与民同忧，老百姓也忧君王之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以”，因，即乐忧皆非为己，而是因天下之民。孟子这段话是为政嘉言，民心向背常反映君民是否能够休戚与共、同乐共苦。范仲淹承孟子之言，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
“昔者”，往者。孟子引齐景公和晏子的一段对话往事，来晓谕齐宣王。“观”，游观，游玩观赏。“儛”音wǔ。“转附”、“朝儛”都是山名，“转”附即今芝罘山，在山东烟台市东北芝罘岛；“朝儛”即成山，今山东荣城市东北海滨之召石山。“遵”即循，今言沿着。“放”即至。“琅邪”，齐东南境上邑，今山东青岛市琅琊台西北。“何修”，如何修德。
齐景公问晏婴，他想出游观赏转附、朝儛两座齐国之内的名山，再沿着海岸南行，一直到琅琊。齐景公想出外走走，给自己找了一个很合宜的说法，他问晏婴要修什么德行，才能比列以前贤圣之王呢？
古代帝王有巡狩之礼，禹就是巡狩至苍梧而死，齐宣王好乐乐、好田猎，孟子就举齐宣王的先祖齐景公和名相晏婴的对谈往事告诉齐宣王。
“晏子对曰：‘善哉，问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
“晏子对曰”，就字面上看，是晏婴回答齐景公。深层研究，孟子引用意味深长，有意劝说齐宣王，不要流连游观。
“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狩”的字义是烧山围猎，“巡狩”的本义说不定正是齐景公所想的游观狩猎，但孟子赋予新义，借晏婴之口，说是天子往诸侯巡视所守土地，就叫“巡狩”，而诸侯朝见天子叫“述职”，“述职”的意思是陈述、报告自己所管的职务情形。
台湾有许多供奉王爷的庙宇叫“代天府”（或“代天宫”），代天即代天巡狩，代天府就是王爷代天子巡狩所驻之府；“述职”二字，今人常使用，尤以外交官为最，外交人员回国向上司报告即述职。
“无非事者”四字，晏婴说明君王巡狩或述职都不是为了游观，无非是为了处理要事。“省”音xǐng，视察。而，连接词。春天巡狩是为了视察百姓的耕种，补充百姓农具的不足。“敛”音liǎn，收获。“给”，足。秋天巡狩是为了补助百姓食粮的不足。当然，天子不需要至老百姓家里才知年成好不好，而是巡狩王府就能得知。“谚”，谚语，“夏谚”是夏朝相传的嘉言。“王”指王天下的天子，非一般君王。“休”，美善。“游”，春行；“豫”，秋行。“度”，法。“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此句译解是：我们的天子不春行，我们百姓如何得到美善的照顾？我们天子不秋巡，我们百姓如何得到补助？天子的春行、秋巡，都可以作为诸侯的法度。
“‘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睊睊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
“睊”音juàn，“睊睊”，侧目怒视。“胥”音xū，相。“谗”，毁谤。“慝”音tè，奸恶。“方”即逆，“方命”，违逆天命。“若流”，若流水般放荡。
“今也不然”，古今巡狩观念不同，孟子引齐景公与晏婴对话，感慨今时的巡狩是兴师远行，百姓粮食被军队征光，因而饥饿没有饭吃。劳动的军马不得休息，随行人员无不切齿侧目，怨声载道，吃不饱的百姓被迫作奸犯科。“方命虐民”，指巡狩者违背天命，虐待百姓。“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巡狩人员饮食不加节制，浪费若流水，君王流连荒亡，使诸侯都为之忧心。
“‘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谓之”，叫做。“之谓”，就是。“谓之”和“之谓”词义不同。“流连忘反（返）”四字为今人耳熟能详的常用成语。就字面而言，也易解，但孟子以晏婴之口，解说“从流下而忘反”，叫做“流”；“从流上而忘反”，叫做“连”，孟子竟然把游玩分成上游之乐和下游之乐，由上游向下游之游乐而忘归叫做“流”，由下游向上游的游乐而忘归叫做“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从”，追逐。“厌”通“餍”，满足。追逐野兽无有满足叫“荒”；纵酒之乐不满足叫做“亡”。孟子对“流连荒亡”的说法，别有新意。
我们必须承认，孟子借晏婴之口，能从平常文字中立新意，文字的造诣能力高人一等，也才能辩才无碍。
“惟君所行也”，就看你君王所实行的了，意即要齐宣王慎思，宜实行先王的巡狩之道，还是要实行今人流连荒亡的游观呢？
沈括《孟子解》说：“人之情无节则流，故长幼贵贱无不为之节制。从流而下，则狎于鄙慢；从流而上，则乐于僭侈。”
“景公说，大戒于国，出舍于郊，于是始兴发，补不足。召太师，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徵招》、《角招》是也。其诗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大戒于国”，朱子批注“戒”为告命，另外有戒备、准备之注。“大戒”不能当一般字面解释，帝王死叫大行，葬礼叫大丧。齐景公所谓的“大戒”是什么？孟子并没解释，其实就是下文的“出舍于郊，始兴发，补不足”，国君都住在宫内，齐景公决定搬出，住到郊外，而且开仓库，发米谷给不足的百姓，这是何等重大的事，所以颁令告诫国之民，此即“大戒”。
“召太师，曰：‘我作君臣相说之乐。’”“说”同“悦”。“师”是乐官，古人认为瞎子不能视物，听觉反而灵敏，故而训练为乐师，即所谓“师”，“太师”是乐官之首。今人训练盲眼人为按摩师。“召太师”，是齐景公“大戒于国，出舍于郊”，又赈灾济民，获得齐民好评后，心中大乐，因而召来乐官之长，嘱他“作君臣相说之乐”。“作君臣相悦之乐”，是指作他齐景公与其贤相晏婴互相悦民之乐。
“盖《徵招》、《角招》是也”，“盖”，句首语气词，无义。“徵招”音zhǐ sháo。“角招”音jué sháo。《徵招》和《角招》是乐曲名，“招”同“韶”。
“其诗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其诗曰”，意指演奏《徵招》、《角招》二曲时，还有歌诗。“畜”音xù，“畜君”不是把君王当畜生，《易经》有大畜、小畜二卦，畜有蕴畜、畜止之义，此处的“畜”，当止字解。“尤”，过失。“畜君何尤”即阻止君王之失，又有何过呢。“好君”，“好”音hào，爱君也。“畜君者，好君也”，阻止君王之过，这个行为是爱好君王的啊！
晏子是齐景公重用的相国，孟子以晏婴自比，希望齐宣王也能像齐景公般待他。
1.11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
“明堂”，《礼记》有《明堂位篇》，明堂是天子召诸侯，明诸侯尊卑的殿堂。齐宣王在这章所说的明堂，赵岐注解是“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东巡狩，朝诸侯之处也”，齐宣王时，朝狩之礼已废，故当时一些臣子建议毁明堂。“人”，不是百姓，而是有位臣子。“谓”，不是批评，而是建请。
“毁诸？已乎？”“诸”，之乎，“毁诸”即毁之乎。“已”，止，不毁。此句话，今人口吻是：“要毁掉呢？还是不毁掉呢？”
“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王者”，不是君王，而是王天下者的殿堂。“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是双关语，另一端说法是，你齐宣王若毁掉明堂，就是不想行仁政。这个帽子很大，齐宣王一听，当然不敢毁明堂了。
孟子不欲齐宣王毁明堂，义同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孔子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篇》）明堂在当时虽已无用，但存在仍有象征意义。
王曰：“王政可得闻与？”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
“王政可得闻与？”“闻”，知道。“得闻”，得以知道。因前文孟子提到“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齐宣王才接着提出“王政可得闻矣”，是孟子见齐宣王游说许久，难得有机会应齐宣王要求，正面提出的王政之道，不像游说魏惠王，一见面就提出“仁义”的王政之道。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文王治岐”，周因受戎狄逼迫，迁至陕西岐山下周原，客气说“文王治岐”。“耕者九一”，对耕种农民的税率是九分抽一。孟子这话是指井田制度而言。“仕者世禄”，“仕”即为官者。“世禄”，孟子提出供给为官者的子孙有足以教育成材的俸禄。“世禄”，不是给仕者的子孙，而是让仕者教育子孙不虞匮乏。“关”，道路关防。“市”，都邑市集。“讥”，通“稽”，稽查。“关市讥而不征”，关防和市集只查问可疑的人，但不直接征收商民税捐，以免稽查人员暴敛横征。“泽”，水泽。“梁”，修筑捕鱼的矮坝堰。“泽梁无禁”，有鱼的水池和矮坝堰，不禁止百姓捉鱼。“孥”音nú，妻子。“罪不及孥”，犯罪不牵连妻子。古代恶政，常罪及亲人，有夷九族、三族等无道刑罚。
孟子对答魏惠王，喜欢仁义劝说，游说齐宣王，则端出为政牛肉，对士农工商甚至渔民、罪人，都有对策和人道关怀。齐宣王以客卿待孟子，孟子也以臣礼对待齐宣王，所建言不落空。孟子虽言他所言是文王治岐方策，其实是他自己的意见。
“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哿”音gě，可的意思。“茕”音qióng，无兄弟。孟子所引的诗出自《诗经·小雅·正月》，诗意是：“可以了吧，富人，哀怜那些无兄弟无儿子的可怜人吧！”
《礼记·礼运大同篇》有“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孟子特别将“鳏寡孤独”四字加以解释，“鳏”音guān，《尧典》记载舜被四岳推荐给尧时，是个鳏夫。《小雅·正月》是刺周幽王宠爱褒姒，荒淫无道，即将导致西周覆亡的诗，诗中忧国忧民，哀伤那些无兄弟、无子的可怜人，孟子将“茕独”二字解成“鳏寡孤独四者”，且加以解字。
不过，《小雅·正月》是刺周幽王的诗，当在文王之后才成诗。孟子先说“文王发号施仁，必先斯四者”，再引《正月》之诗，让人容易误解《正月》是文王之前的诗。“此四者”，指鳏寡孤独。这四者是天下间最穷苦而哀哀无告之民，所以文王行仁政，必定先从鳏寡孤独四者照顾起。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
孟子上谈文王治岐地，确是说得不错，齐宣王当下肯定称赞孟子善言，“善哉，言乎”即今日所说的：“说得好哇！”
“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善之”，善吾之言。齐宣王开口称赞，孟子打蛇随棍上，就问齐宣王既然称赞，那么何以不做呢？
孔子重行，勉弟子知之必行，能行方为知，但是孟子所提政策是文王之政，连齐桓公都做不到，何况他齐宣王呢？所以齐宣王一定面有难色，不晓如何回答，所以接着说了两个莫名其妙、十分不得体的话，一是寡人好货，二是寡人好色，还不如他前文所说的：“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寡人有疾，寡人好货”，齐宣王说这话，可说是文不对题，孟子大谈文王发政施仁的王政之道，齐宣王听了也觉孟子说得好，当孟子问他何以不做，他想不出不做的好原因，突然冒出来不相干的话：“我这个人有毛病，我好财货！”
“好货”是一般人的通性，圣人也不会反对，《礼运·大同篇》所以说：“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财货为有用之物，应该共享共享。但孟子似乎要展现他雄辩才华，说点标新立异的，结果有如前文，齐宣王言好乐、好勇，他要齐宣王立其大，与民同乐乐，一怒而安天下一样，向齐宣王说：“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同之”，同样好货，即好货之心与民同。“于王何有”，对于你齐宣王来说，有何困难呢？
“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孟子为了游说“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又引《诗经》。孟子所引《诗经》是《大雅·公刘》第一章，内容和文字稍有不同。
“乃”，发语词，“乃积乃仓”，平居的人把米谷堆积在仓库里。“糇”音hóu，糇粮，干粮。“乃裹糇粮”，出行的人把干粮打包裹带在身边。“橐”音tuó，盛物的袋子，不缝底而用绳索系两端之口的叫橐，缝底的叫囊。“思”，语助词。“戢”音jí，集的意思。“光”，大的意思。思戢用光，人民和集以光大其国。弓矢、干戈、戚扬皆兵器，戚即斧，扬即钺，大斧。“爰”，于是。“启行”，犹言启程。孟子引《公刘》这章，诗文大义是平居时，仓库积满米谷，出行时包裹都带了充足的干粮，安放在袋子中。作战时，人民安集，国威发扬。箭上弦，弓开张，各种兵器都上场，于是军旅浩浩荡荡向前行。
孟子解释《公刘》这首诗，“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然后可以爰方启行”，即为“好货”，这种解读，后学可能无法体会吧！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这一章何止是好辩，简直是强辩。齐宣王自承有“好色”的毛病，“好色”是贪好女色。《论语》说“贤贤易色”，儒家要君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好色”即身不修、家不齐，孟子竟然游说齐宣王好色没关系，只要“与百姓同之”，“同之”是同好色吗？同好色可以王天下吗？
孟子游说有个妙方，就是拿《诗经》或《书经》来为他的立论背书。孟子为“好色”美言所引的诗是《大雅·绵篇》，说是周文王之祖太王就好色，爱他的妃子姜原。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大王”即太王，公刘之孙，周文王之祖，周国那时是小诸侯国，太王称“古公”，“亶父”是古公的名号。“来朝”，翌晨。“走马”，跃马疾驰。“率”，循。“水浒”，水边，《水浒传》即写一百零八人在梁山水泊为寇的小说。“岐下”，岐山之下，即周原。“爰及”，乃与。“姜女”，太王之妃太姜。“聿”音yù，语首助词。“胥”，即相，省视的意思。“宇”即居。“聿来相宇”即太姜来看房宅，与古公亶父同居。这诗可以译成如下白话；“古公亶父为躲避狄人入侵，在清晨驰马而行，沿着邠地西边漆水河岸，来到岐山之下，还领着太妃姜原，视察住处。”
古口亶父避狄到岐山下是逃命，一切得从头开始，十分艰难，孟子却有神来之笔说：“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怨女”是无夫之女，“旷夫”是无妻之男。《礼记·礼运大同篇》的大同愿景是“男有分，女有归”，孟子说太王在岐下“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可说是古今中西未见的美好世界。
孟子引《诗经·绵篇》古公亶父避狄，带了太妃姜原看住屋，说是与百姓同样好色，因而可以王天下，未免太一厢情愿。周至武王才统一天下，以武力得天下，也不可说是“王天下”。
孟子为了说明齐宣王好色可以王天下，引用《诗经·大雅·绵篇》，解说得十分率强，宋朝理学家尊崇孟子，注解此章更是辛苦，程氏正宗的杨时，批注此章说：“故孟子因时君之问，而剖析于几微之际，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实密，其事似易而实难。学者以身体之，则有以识其非曲学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复礼之端也。”我们实在很难从杨时的注疏中，去体会孟子之言有遏人欲而存天礼、知所以克己复礼之端的文字。
王夫之说：“太王爰及姜女。”可解读太王德及妻孥，不是太王迁国时各自逃生，不相收恤。王夫之且针对“好色”而说欲，认为礼虽纯为天理之节文，而必寓于人欲以见，终不离欲而有理。王夫之又肯定胡宏说：“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可谓见道之言。孟子承孔子之学，随处见人欲，即随处见天理。”李觏《常语》说：“使声色与货而可以王，则利亦可以讲仁义，何独拯梁王之深乎？此岂非失其本心也哉？”
1.12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托”，请托。“其”，代名词，王的臣子。“妻子”，不是今人所称的妻子，而是妻室和儿女。“之楚”，“之”即往。“比”，及、至、等到。“反”同“返”。“冻馁”，挨饿受冻。“士师”，古代掌司法之官，周礼有士师，其下有乡士、遂士等属官。《论语·微子篇》有“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之文，“士师不能治士”，一般解为司法官不能管束他的下属，可能不宜，治士应该是治理士（司法）的工作。不能治士，则有亏职守，不能治事。“士师”也有当狱官解读。
儒家重视正位，《易经·系辞传》说“圣人之大宝曰位”，圣人最可宝贵的就是能正其位，在什么位置做好该位置的工作。孟子在这章文字，没有谈到位，内容却是说位，批评不正位者。孟子谈位，由浅而深，先举例说他齐宣王有臣子，南往楚国游玩，拜托他的朋友照顾妻儿，等到返回，发现他的朋友有负所托，妻儿挨饿受寒，应该如何处置呢？齐宣王由于事不关己，对于假设中的臣子朋友不能正位，直接就说“绝交（弃之）”。
司法官不能治理司法业务，也就是在其位却不能谋其政，齐宣王也不假思索说：“罢除他的职务。”
齐宣王没想到孟子“软土深掘”，竟然说到自己身上。“四境之内不治”即是国君不能正位，无法治理国内政事，齐宣王当然不能又回答“弃之”或“已之”，只能旁顾左边或右边，说说别的事。“顾左右而言他”这几个字用得活灵活现，道出齐宣王的窘相。孟子为文或论说，常有神来之笔、高妙之文。
1.13 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
苏东坡名词《念奴娇·赤壁怀古》有“故国神游”句，“故国”当属祖国、母国，后儒如范仲淹、文天祥为诗文用“故家乔木”。孟子在这章给故国下了新定义，故国不是立国时间久，植有高大乔木的国家，而是有勋业累世重臣的国家。孟子这种新定义，当然有其用心，他观察齐宣王，没有亲近的世臣。“亲”，动词，“亲臣”不能当一般较亲近臣子解，而是亲近世臣。世臣举足轻重，与国休戚，像齐景公重用的晏婴即是世臣。
“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亡”非逃亡，而是“无”，无任用。世臣需要时间考验，君臣相合日久，但齐宣王昔时进用之臣，今日都不堪任用了。
王夫之说：“凡此挟策而游之士，恃其小慧之无往不合，交游之散在列国，可以或去或来，而不与人同其成败，故苟可以利其身，则虽一言之覆人邦家而不恤。方其巧干人主以夺卿相之位，则多诋毁旧臣，劝人主以迸逐而诛杀之；迨乎丑迹且露，则一旦逃去而无余恋。此昔所进而不知亡。”
“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识有认知识别之义。齐宣王承认自己所用的臣子不是世臣，而是不才之臣，他反问孟子怎么识别不才臣子而舍弃不用呢？
国家之臣有具臣、大臣、老臣，世臣指世守谋国重臣。
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与？”如不得已，一般批注是“如果万不得已”。孟子说其好辩是“予不得已也”，用人唯才，是贤才必得用，非贤才必不用，此即不得已。因为用才唯贤，不能尊尊亲亲，而是应不次拔擢，使卑下者逾越尊位者，疏远者逾越近戚者，这种进用贤才方式，一定引起一些尊者和亲者的不悦，故而必得郑重其事。“慎”，敬慎其事。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国君近臣。“诸大夫”，朝中有职的官员。左右、诸大夫曰贤，表示用人需先行试用，再行考察，考察不只就左右近臣、朝中官员观察，还得广听国人心声，也就是今人所说以民意为取舍标准。因为这些试用之臣，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为民父母”，当然要尊重民意。孟子这种想法很先进，犹今人重视民意调查。
“皆曰贤”、“皆曰不可”、“皆曰可杀”三者是任官用臣的三项标准。“贤”，可用为臣。“不可”，不可用之为臣，要舍弃。“可杀”，害民虐民之臣，杀之以正国法。
“故曰国人杀之”，这是孟子的政治手腕，君杀人，却说是国人杀人，而武王杀纣就说是诛一夫，并非弑君。
1.14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放”，放逐。汤放桀，《书经·仲虺之诰》说：“成汤放桀于南巢。”
汤放桀、武王伐纣二者都是历史事实，夏桀和商纣是夏商二朝的末代天子，汤是夏桀的诸侯，武王是商纣的诸侯，所以汤放桀、武王弑纣，这在君王时代，是极其严重的事情，身为国君的齐宣王心里本有定见，以为君的立场来说，武王是弑君者，所以向孟子提出“汤放桀、武王伐纣”，一定心中暗自盘算，你孟子好辩，看你怎么辩这种弑君行为，所以说“有诸”（有之乎），可能心想你孟子大概无话可说吧。
“于传有诸”，“于”，语首助词，无义。“传”不是解经的传，而是书传，当“书”字解。孟子直言书上有记载。
“臣弑其君，可乎？”齐宣王直问做臣子的杀死君上的，可以吗？
孟子深契《诗经》和《书经》，遣词用字功力极高，他有时还重新诠释某些字的字义，为自己辩护，像上文新解“流”、“连”、“荒”、“亡”，这章也新解两个常见字：“贼”、“残”。
“贼”，泛称盗窃之人或危害社会的坏人，孟子却将贼和仁合词，然后自解“贼仁者，谓之贼”，贼即害，害仁者叫作贼；“残”，本作凶恶、伤害、身体不全者解，孟子把贼和义合词成“贼义”，然后说“贼义者，谓之残”，由是，残贼之人即是贼仁贼义者，孟子更进而说“残贼之人，谓之一夫”，“一夫”，一个人，也就是独夫。孟子将王者形容为能行仁义的有德者，而贼害仁义的无德者就叫“一夫”。“一夫”既是害仁害义者，人人得而诛之，孟子由之否认桀纣是天子，而是害仁害义的“一夫”。
孟子把桀、纣当成“一夫”，且前文有“国人杀之”，后文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语，两千年前的君权时代，孟子的轻君重民言论，值得后人礼敬。
廖燕的《廖燕集》则质疑：“试问一夫纣为何人？君又何人？岂当时纣王之外，又有一君乎？若纣俨然君临天下也，则诛一夫纣，非弑君而何？”
1.15 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哉？”
“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为”，作。“巨室”，巨大房屋。“使”，派遣。“工师”，主管工匠官吏。“胜其任”，“其”，语中助词，无义，即胜任。“斲”音zhuó，砍削。孟子设词举例，齐宣王如建大房子，一定要派遣管理工匠的工师去找大木料，工师找着大木料，齐宣王就会欢喜，认为工师能胜任。但是，匠人如果把大木料砍削成细木，齐宣王定会生气，以为这工师不能胜任。
“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夫”，发语词，无义。“行之”，行其所学。“姑舍”，暂且舍弃。“女”是“汝”的古字。这段也是孟子设词，假设有人从幼小学习，壮年正要将把他所学本事使出来，但是齐宣王说：“暂且舍弃你所学本事，来听从我的使令。”“则何如”，那么这种做法怎么样？
“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哉？”“璞玉”，素朴美玉。“镒”音yì，黄金二十两。“万镒”即二十万两。“雕”，刻治玉器。这段话是孟子比喻说，一个人从幼学得好本事，本欲壮年大展所学之才，但你齐宣王跟他说，你暂且舍弃所学听从我，这就像这儿有一块素朴美玉，虽然价值二十万两，仍需要请玉工雕琢，才能成器。治理国家亦然，你齐宣王要这个人暂且舍弃所学的治国本事，而听从你齐宣王使令，这不就如同教玉人雕琢璞玉吗？
雕刻璞玉需要手艺精巧玉工，治国也得用学有专长的人。孟子自喻他幼时开始学治国之道，现在正可以发挥所长，你齐宣王却要我舍弃治国长才，听从你的使令，不就如同教导玉人如何雕玉吗？
这章是孟子暗喻齐宣王不懂治国，不听学有专长的他，反而使令他。孟子言外之意，齐宣王治国无方，不会用如他一般的人才。
1.16 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齐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这一段战国历史，十分重要。
燕国的祖先是与周公齐名的召公奭。召公奭与周同姓姬氏，周武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召公怀疑，《书经》的《君奭》即为召公所作。
燕国传至燕哙时，相信宰相子之，并听从苏代建议，将国位让子之，子之即位后，发生内争，死了数万人，燕国人大为惊恐，《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说：“孟轲谓齐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君哙死，齐大胜。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为燕昭王。”
《史记》记载齐人伐燕，是因孟子游说齐宣王，说伐燕是周文王、周武王用时之道，不可失时，但孟子这一章记载，恰恰相反。
“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取”，取得作为己有。十月为一旬，五旬为五十天。殃，灾祸。“天殃”即天灾。
从这段文字看来，齐宣王事前不只不曾听孟子建议伐燕，而是伐燕得胜后，意气风发跟孟子炫耀说，他当时伐燕前，有人劝他不要攻伐燕国，有人劝他攻伐燕国。齐宣王还得意自言，燕国和齐国都是有万辆兵车的大国，齐国竟然在短短五十天，就战胜得取，这样的结果，人力达不到，必定有天助，若不得取，一定违天意，有天灾。“取之如何”是齐宣王得意洋洋问孟子：“我攻取了燕国，你孟老先生看法如何呢？”
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箪”音dān，竹器。“食”音sì，饭。箪食壶浆，以竹器盛饭，以壶盛浆，慰问王师。“箪食壶浆”为后人常引用成语，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云：“被发左衽，英雄耻胡服之日；箪食壶浆，父老迎王师之人。”“运”，朱子批注为转，说是齐国若更为暴虐，则人民将转而望救于他人。另有批注是命运，即此亦燕民之刧运。“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今人常引用为“水深火热”。“运”应该与前文“天下可运于掌”的“运”字同义，有翻转之意，非转而望救于他人。人民深陷水深火热之中，当然如运掌般容易翻转了。
王夫之批评孟子谈王道只说半截，像说“今乐犹古乐”，十分粗略，这章的“拯民于水火”，也如刘邦除秦苛政，约法三章，权宜之术而已，又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也只有英气而无密理。以致说到后来，只能画个大饼说：“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一再用比喻方式来游说齐宣王，且不说死，而是从两端分说，要齐宣王自己作判断抉择。孟子先说个似乎颠扑不破的道理，攻伐取国要以民意为依归，伐燕能让燕民喜悦就攻伐，像武王吊民伐罪；如果攻取燕民不悦，则勿攻取，像文王。
孟子说得大义凛然，事实不然。无论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遭灭亡，人民身陷水火苦不堪言，而一些叛降者或顺民，大都被该国人民瞧不起，只能偷偷摸摸行事，还会被骂国奸，哪有被灭国的人民用竹篮盛饭和用壶盛浆来欢迎施用武力的征服者呢/武王伐纣，《史记》列传第一篇《伯夷列传》就明文记载，伯夷叔齐在武王伐纣时，叩马谏阻，后来义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孟子的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与史实不符。
《史记·周本纪》记载：“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武王杀纣后，封纣的儿子于殷，并派两个弟弟辅助监督，以致武王死后作乱，因为殷民未能服从集聚，哪有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呢？
周文王的实力有三分之二的天下，而未攻伐殷朝。孟子在前文盛赞以大事小，是仁者之行，孟子在这章则说是殷朝民心未服。毓老师说，文王不伐是术高。
1.17 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
“待”，对待、应付。“畏人”，畏他国之人。
上章文是“齐人伐燕，胜之”，齐宣王问孟子的心情是志得意满的，这章的“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齐宣王是有戒心的，所以问孟子如何应付。
齐宣王的忧心是难免的。战国初期，在秦国独强之前，各国尽量采取均势原则，防阻一国独强。齐国即将灭燕，“天下固畏齐之强也”，所以其他诸侯国共谋救燕国，齐宣王于是问孟子，几个诸侯国想共谋攻伐齐国，如何对付。“谋伐寡人者”，不是共谋齐宣王，而是共谋齐宣王之国。
孟子一谈应付诸侯国谋齐之道又是援古证今，说他听闻商汤拥有方七十里土地，就可以统治天下，却从未听过有方千里土地的大国，如今畏惧他国的攻伐。“千里畏人”是孟子向齐宣王表示不以为然的态度，他接着又翻出娴熟的《书经》两处文字，来强化“千里畏人”的不是。
“《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
“一征”，初征。“信之”，“之”是代名词，即商汤，信汤为吊民之师。“奚”，何。“云霓”，“霓”，彩虹。云聚和彩虹一出就会下雨，所以大旱期望见云和彩虹。“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归”，往，往市集之人。汤用兵时，并不停止买卖，耕田种地依然不变。“吊”，慰问。“徯”音xī，等待。“苏”，缓一口气。
孟子所引的《书经》几句话，朱子批注文出自《商书·仲虺之诰》，但《古文尚书》已亡失。《论语》一书未言夏桀文字，商纣只见一次，却是子贡说的。可《子张篇》的子贡之言，不是批评纣王，而是为纣王说公道话：“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皆归焉。”
子贡之言不幸言中，后来的孟子就是把桀、纣当成亡国暴君的代表。《孟子·滕文公篇》，孟子又向弟子万章抨击夏桀，除了“奚为后我”、“徯我后，后来其苏”两处文字外，又增加了“葛伯仇饷”。
桀、纣是否如同子贡所言，只因亡国，后人便把不善行为全加在二人名上，如荒淫无道、一夫等等，但《孟子》一书为后世尊崇后，桀、纣很难不成为亡国之君代表。
“‘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滕文公篇》孟子曰：“汤居亳，与葛为邻。”葛是小国，显然非夷狄，汤伐邻居小国，又非伐东夷，不晓孟子何以说“西夷怨”？汤也未伐南蛮，何以说北狄怨未来伐我。
我们似乎不能以表面文句解释，只能会意孟子之言，就是商汤是吊民伐罪之师，每个地方的人民都希望商汤去征伐他们，商汤征伐东方，西方之民就怨怎么不来讨伐我们这地方。讨伐南方，北方人也有何以不攻伐我们北方的埋怨。
战争是残酷的，《老子》说“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我们真不晓得孟子何以对战争理念与寻常人不同，以为战争中，往市集买卖的人仍不休止，耕田种地者不需要改变生活呢？
“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诛”，杀。杀被毁灭之国的国君，而慰问他的人民，就像时雨一样，老百姓都会怀惠。这一段话，今人常引用成“吊民伐罪”。不过，孟子所说的“时雨”二字确实重要，毓老师说：“智必识时，行若时雨。”
“徯我后，后来其苏”，“后”，有土者，有时用君后，即君王。“其”，我。“苏”，朱子注“复生”，《孔传》注“苏息”。今人常说苏醒。“苏”若解读为“缓一口气”，较通顺。此句即我等待君后到来拯救，君后一来，我就可以缓一口气。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
“系累”即束缚捆绑。“重器”，宝器，古时铸鼎代表一个国家。《战国策》记载，齐国败燕，就载走燕国的重鼎，表示毁了燕国。“固”，久。“倍地”，齐国并吞燕地，齐地倍广。“反”，放回去。“旄”同“耄”，老人。“倪”，小儿。“旄倪”，老老小小。“犹可及止也”，尚且来得及阻止诸侯之兵。
孟子之说和孔子最大不同处，是孔子取两端用其中，孟子则作两端对立选择。孟子倡言王霸、义利之分，主张王、义，即是仁政，主张霸、利则是暴政，而燕国被齐国打败一定是燕君虐待人民所致。孟子界定燕君虐民后，就认为齐王征讨燕国，应该像文王、武王般以德服人，拯救燕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接受燕民一篮子饭、一壶浆来欢迎王师，但燕民对结果大失所望，齐兵也并未如王师般受燕民欢迎，齐兵杀死了燕国的父兄，捆绑了燕国的子弟，毁坏了燕国宗庙，运走了大鼎等重器。
“如之何其可也”，“之、其”，助词，即如何可也。通常两国、两军交战，胜国将士对待败国将士，非杀即缚，齐国对燕国亦然，打败战国后进入燕地，齐兵还毁坏燕国宗庙，搬走大鼎等重器，孟子因而向齐宣王说：“怎么可以这样呢？”
不过，孟子接下来的献策则是明智建言。
“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齐国在齐威王时，国势凌驾他国，所以说天下各国畏惧齐国强兵已经很久了。齐国并吞燕国后，土地扩增一倍，引发各国恐惧，诸侯将连手伐齐，启动天下的兵戈，这是现实使然，但游说齐宣王的孟子从中加了一句口头禅“不行仁政”。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战争得胜者进入敌城，不只杀死或捆绑交战将士，城内老少也常遭捆绑，孟子因而劝说齐宣王赶快出王令，释回燕国老少，停止重器的搬运，而且和燕国民谋商，帮他们立了新君后立即离开，还可以阻止诸侯结盟来犯。
有些宋儒认为“齐为燕置后而不有，乃与汤诛君吊民之义同”，王夫之反对这说法，提出汤对于葛伯，也未有置君而去：“诸儒之说，有但务名高而无实者，要非天理、人欲之极至也。”
历史事实证明了孟子的建言是可取的。齐宣王未听从孟子自燕撤军建议，燕人果然叛齐，齐宣王向大夫陈贾说：“吾甚惭于孟子。”（《公孙丑篇》）齐国大胜燕国后，燕君哙死，燕王子之亡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即燕昭王。燕昭王卑身厚币招贤，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重用乐毅，与秦、楚、三晋合谋伐齐，那时齐宣王已死，子齐愍王兵败，出亡于外，燕兵直入临淄，如齐国当年行径，尽取齐国重器，烧宫室宗庙，齐国未打下的，只有聊、莒和即墨，几近亡国，幸赖田单复国。国民党退台湾后，就提倡“田单精神”，在金门树立“毋忘在莒”刻石，现成内地游客拍照景点。
从齐国伐燕胜燕的章文看来，孟子似乎不赞成伐燕，但司马迁何以说齐人伐燕是因孟子游说齐宣王所促成的，孟子和司马迁之言何者为是呢？《史记》著有《孟子荀卿列传》，司马迁当然熟读《孟子》，何以仍说孟子建言伐燕呢？因为《公孙丑篇》记载了沈同（齐国大臣）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孟子曰：“可。”孟子虽然接着又解释说齐人伐燕，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曰：“未也！”孟子并且辩解沈同当时的问话：“燕可伐与？”他直接响应“可”。如果问“孰可以伐之”，他当有不同的回话。
孟子在《尽心篇》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我们读孟子也应该善读其书，孔子说信而好古，我们当然该信古，但有些篇章，则仍需遵循孔子教诲“明辨之”（《中庸》）。
孟子游说齐宣王在《梁惠王篇》，超出魏惠王一倍以上，孟子辩说有时候十分犀利，指桑骂槐，齐宣王似乎修养不错，听不满意，会“王顾左右而言他”。其实齐宣王也有动怒的时候，《万章篇》最后一章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
也许如同孟子骂魏惠王“不仁哉”一样，辑录弟子有意降低孟子责人过甚的观感，将“王勃然变乎色”章，故意移在《万章篇》后。
1.18 邹与鲁哄。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食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邹与鲁都是战国小国，邹国（又名邾国）在今山东邹城市周围地区，是孟子母国，鲁在今山东南部，都曲阜。邹国是周武王封的小国（颛顼的后裔陆终娶于鬼方氏妹，生第五子名安，为曹姓之祖。周武王灭商之后，封安之五世孙侠于邾，史称“邾侠”，为邾国之开国始祖），为鲁国的附庸国，鲁国是邹国的宗主国。“哄”，赵岐注“斗声也，犹构兵而斗也”，一般批注都是战斗，可能有问题。两国若交兵，应是战，而非哄，“哄”有内斗之意，即后来的内讧。且两国若交兵，兵卒一定先死，怎么会让有司死了三十三人，老百姓却没有死，没有为有司死难的呢？“有司”是掌管钱粮的执事。《论语·泰伯篇》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所以下文说：“君之食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疾”，不善，“疾视”有眼神不善之意。“转”，饥饿辗转而死。“沟壑”，田中沟，山中涧，民死多不胜葬，所以说“转乎沟壑”。“仓禀”，储粟。“府库”，贮财。“慢”，怠忽。“上慢”，是上慢君命。“下残”，是下残民命。“出乎尔，反乎尔”，即今人所言出尔反尔。尤，过，怪责的意思。
孔子求仕，先从母国鲁国开始，和鲁君及大夫过从甚密。孟子与母国邹国之君邹穆公仅有此章记载，孟子虽也曾至鲁国、滕国等弱国，但他的野望较大，往魏国、齐国求仕时间较长。
邹与鲁哄。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这段文字要义在有司死了三十三人，老百姓“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而且这是当时邹国百姓的普遍心理，穆公若要杀这些百姓，杀不胜杀，才会请教孟子。
“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食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孟子回答，有司死了三十三人，而人民不能为之赴死的原因，不是战争，而是凶年饥荒，不只老弱死于沟壑，壮者为谋食散至四方，可负责管粮财的执事官吏，却荒忽职守，不敢向君王建言开仓济民，以致让老百姓饿死，残酷对待下民。孟子这一说，表面是斥责有司的不恤民命，内里却暗责穆公见死不救。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曾子这句话未见诸《论语》，孟子引曾子这几句话，可知孟子时，孔门弟子必有甚多著作，曾子之学在孟子时应为孔学主流。曾子重戒，《论语·泰伯篇》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足！《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即曾子知戒，且戒弟子。孟子引曾子之文，则是戒穆公。“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今人援引此句为“出尔反尔”，此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也是今人常说的“冤有头，债有主”，一报还一报。“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老百姓到今天，才得到回报冷血有司的机会。
“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君无尤焉”，白话即是：“你君王还有什么好埋怨呢？”“君行仁政”，则是孟子治国的颠扑不破说法。“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要参看“民疾视其长上”，“亲其上”即亲近上司，“死其长”是为长官效死命。
这章没有鲁、邹交战的叙述内容，孟子谴责了邹国临凶年灾荒，有司上慢残下，民死而不援手的恶行。我们似乎可以忖测，鲁国和附庸国邹国都因饥馑荒年，发生内讧。当时在邹国，有强徒铤而走险，杀死了三十三名守粮官。所以，邹与鲁哄，不可解读为邹国与宗国鲁国发生交战，而是邹国与鲁国因饥荒抢粮发生内乱。
1.19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闲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
“闲于齐楚”，“闲”同“间”，处在齐国和楚国两大国之间。“无已”，同上文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事的“无已”同义，是万不得已。“效死”，效命致死。
战国时代，处于大国之间的小国最难为，以滕国而论，事齐得罪楚，事楚得罪齐，不知如何是好，孟子在前文有小国事大国、大国事小国之道。滕文公问孟子，不是问小国如何事大国，而是滕国在齐、楚两大国之间要事奉哪一国的求存之道。
孟子对滕文公的投降主义不表赞同，向滕文公直说事奉齐、楚的想法，并非他所想到的。如果必得说，他倒有一个想法：把滕国护城河掘深，将城墙筑高，君王与人民死命守城，人民便会效命，至死都不会背弃，这是可以做到的。
张沐《孟子疏略》说：“徒然事人无益，妄自刚傲，益以速亡，皆非孟子之谋也。”
从这章可以看出，战国时代小国求生存不容易，国君常被迫选择表态支持哪一大国。所以上章的“邹与鲁哄”，不会是两个小国的交战，何况两国还有附属国与宗国的关系。
1.20 滕文公问曰：“齐人将筑薛，吾甚恐，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
“齐人将筑薛，吾甚恐，如之何则可”，“筑薛”，薛国是小国，为齐国所灭。齐灭薛后，又将在薛地筑城。薛国逼近滕国，滕文公担心齐国又兴兵灭滕，因而请教孟子图存之道。“如之何则可”，如何去做，才可以避免亡国之祸。
“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邠”音bīn，与“豳”同。周朝先祖太王遭北狄侵犯，被迫迁到岐山下居住。孟子很喜欢引用这段《诗经》记载，下章说得更清楚。“非择而取之”，不是自己选择这地方才取得邠之地。“不得已也”，不得不如此。人事进退得失，常非自己所能掌握，而是迫于形势使然。孟子解释他好辩是“予不得已也”，他对滕文公也说出真心话，滕国面对齐国压力，也如同太王迁岐山下，“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
“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这句话是说文王祖先为善，后代子孙必能王天下。“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创业目的，希望长长久久，子孙可以承业，也就是要将功业统绪垂之于后人，让后人继续传统。
“若夫成功，则天也”，“若夫”，至于。孟子虽然不改仁者行政为善，后世子孙必有人能王天下的高调理论，但也不能昧于事实，只能安慰滕文公，“若夫成功，则天也”，把成败委之于天。
“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如”，奈何。君对筑薛的齐人奈何，只能强自妥善行事。
孟子回答滕文公和魏惠王、齐宣王显然不同：回答大国之君，孟子总说些文王先祖太王在岐山下行仁政；回复小国的滕君，则说筑高城墙、掘深护城河死守的实话。
1.21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为也，效死勿去。’君请择于斯二者。”
“皮币”，毛皮缯帛。“皮”指虎豹之皮、狐貉之裘之类；“币”不是钱币，而是帛之类。皮币是孟子时代，最珍贵的物产。“免焉”，免于侵犯威胁。“属”，召集，集合。“耆老”，“耆”音qí，豳地长老。
“踰梁山”，“踰”，越过。梁山在今陕西乾县西北五里。太王必须越过梁山，才能躲避狄人的祸害。“邑”，动词，营作都邑。“归市”，“归”，趋，“归市”即若趋向市集。“身”，自身。
这一章和上一章文义相同，都是滕文公担心滕国的生死存亡，思索应如何免于大国吞并，而向孟子请教。孟子回答比上一章详细。
上一章说“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这一章则举太王如何事狄人的事实，印证滕文公“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的苦痛：太王为免北狄之祸，不是只有口头的奉承，而是竭尽所能，将最贵重的皮币、犬马、珠玉相赠，结果仍不得免于侵略受害，才召集豳地的长老，向他们痛心说，狄人所要的东西，分明是这块土地。
“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这句话是前贤的话，所以上面有“吾闻之也”。“君子”，不是成德之人，而是有位之君，人君的设置目的和价值就是养人，而非害人，所以为人之君的“养人者”不能害人。太王为了避免狄人争豳地，而害了许多豳人的生命，决定离开豳地。“二三子何患无君”，“二三子”犹今人所说“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何须忧虑没有好君王呢？
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太王避狄越过梁山，在岐山下营建城邑，而留在豳地的人思念太公，认为太公是不可失去的仁人，因而纷纷前往跟从。
太公去豳地，进入岐山下，在那时候，岐山下没有什么人居，营建新城并不难，但战国时代，每一块土地都是某个国家的土地，怎容许举国迁徙？孟子虽然喜欢举太王避狄迁入岐山下，但他心下明白，今非昔比，必须承认事实，所以他再提供另一个方向，请滕文公选择。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为也，效死勿去！”“或曰”，孟子并未明言何人所说，也可能是孟子自己说的。“世守也”，土地是先人所与的，子孙当世世守护，所以叫“世守”。言下之意，滕国这块土地，是滕国的祖先所留下来的，世代子孙要守之勿失，非自身个人意愿所能改变，亦即不能弃之不顾，即使效忠致死，也不能离开。
孟子提出的“效死勿去”，其实在前面二章已经说过：“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
这章最重要文字，即“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这是为政者必有的最坚定信念，许多领袖为逞一己独裁私念，置百姓生死于不顾。清朝隆裕皇太后签署懿旨，宣布宣统逊位，就是因为不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懿旨说：“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
孟子与滕文公的关系可能在战国君王中，感情最亲近，孟子在滕文公当世子的时候就相见，滕文公丧亡，当时身为齐国客卿的孟子，奉齐宣王之命，还亲往吊丧。孟子跟滕文公对话不仅《梁惠王篇》有三章，后文的《滕文公篇》更多，孟子书的编辑者不晓何以不将滕文公与孟子所言汇集一篇。
1.22 鲁平公将出。嬖人臧仓者请曰：“他日君出，则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舆已驾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请。”公曰：“将见孟子。”曰：“何哉？君所为轻身以先于匹夫者，以为贤乎？礼义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后丧踰前丧。君无见焉！”公曰：“诺。”
“将出”，将出外。“嬖”音bì，“嬖人”即所宠爱之人，一般指姬妾，此处为宠爱之臣。“请曰”，请问。“他日”，昔日。“命有司所之”，事前告执事者将何往。“乘舆”，所乘坐的车子。“驾”，加车于马。“敢请”，斗胆请问。
《公孙丑篇》十六章“孟子自齐葬于鲁”，孟子将母亲灵柩由齐国带回宗主国鲁国安葬。孟子是邹人，母亲死后应该葬于邹国，孟子何以说是“葬于鲁”，因为邹国是鲁国的附属国，鲁国是邹国的宗主国。鲁国有许多附庸国，《论语·季氏篇》记载，鲁国在季氏掌控下，将讨伐颛臾，孔子反对，因为颛臾和邹国同样是鲁国的附庸国。孟子求仕当然也会到鲁国。鲁平公将见孟子，臧仓阻止说，孟子葬母亲超越父亲，是越礼。由此推知，孟子那时已在齐国当过客卿，年岁已大，也有名声，说不定已离齐归宗主国鲁国，才请在鲁平公处当官的乐正子，安排求见鲁平公。鲁平公因臣子乐正子推荐，也有意以国君的身份去见身份已是平民的孟子。
臧仓是鲁平公宠幸之臣，他请问鲁平公平日出外，会告诉执事者去处，现在车子已套好了马，执事者不知道何往，斗胆请问。臧仓这一问可能是明知故问，国王车驾将行，执事者虽未得到通知，应该仍有近臣知晓，臧仓听说鲁平公即将见孟子，才能说出道理，阻止鲁平公的车驾。
“何哉？君所为轻身以先于匹夫者，以为贤乎？礼义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后丧踰前丧。君无见焉！”公曰：“诺。”“轻身”，降低自己身份。“后丧踰前丧”，孟子前丧父，后丧母，办理丧事，母丧比父丧隆重。
臧仓算是伶牙俐齿之徒。他提出反对鲁平公拜访孟子的原因是，鲁平公以一国之君，降低身份去见寻常百姓孟子，是当孟子为贤者，可礼仪从贤者口中说出来的，然而孟子并非贤者，因为孟子办理父母丧事，并非等同，而是办理后死的母亲丧礼超过先死的父丧。
“后丧踰前丧”，是臧仓捉到孟子的把柄。鲁平公也接受了臧仓的建言，可知当时丧葬礼俗，父母之丧应该相同对待，不能“后丧踰前丧”。
乐正子入见曰：“君奚为不见孟轲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后丧踰前丧’，是以不往见也。”曰：“何哉？君所谓踰者，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后以五鼎与？”曰：“否，谓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谓踰也，贫富不同也。”
鼎，古代食器名，有的鼎用来盛祭品，鼎后来也铸造成重器，代表国家，逐鹿中原就叫“问鼎中原”；古代士祭礼用三鼎，大夫祭礼为五鼎，诸侯七鼎，天子九鼎。何哉？什么缘故。“椁”音guǒ，外棺，一般人死亡，只有棺，有钱人家才加椁，孔子儿子孔鲤死，孔子因为家贫，葬孔鲤只有内棺，没有外椁。“衣”，敛衣。“衾”，覆于敛衣外的单被。
从这段文字看出，鲁平公将见孟子，是由当时为鲁臣的乐正子所提出的。乐正，复姓，“子”是古人男子的尊称，乐正子本名乐正克。
孟子对乐正克的评价很高，《告子篇》记“鲁欲使乐正子为政。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可知乐正子非孟子的弟子。
乐正子于是向鲁平公解释孟子何以“后丧踰前丧”，对母亲的葬礼办得比父亲隆重，是因为孟子身份的不同，“前以三鼎，后以五鼎”，即父死时，孟子身份是士，母亲死时，孟子身份是卿大夫。当儿子的身份不同，依礼办丧事也得不同。
鲁平公听乐正子之言，立即说：“不是孟子身份的不同，而是棺材和盖棺的敛衣单被太过华美了。”鲁平公以孟母的棺椁衣衾太过华美，来回复“后丧踰前丧”有些勉强，臧仓未必见过孟子葬父的棺椁衣衾吧。这可能是鲁平公自己想出来的搪塞之词，乐正子因而直率说：“孟子所为不是越礼，而是贫富不同罢了。”孟子葬父亲时较贫，葬礼较简单。孟子葬母较富有，故而丧礼较讲究。
这一章表面上是乐正子为孟子的“后丧踰前丧”作辩解，其实也有臧仓和乐正子之争的意味在。
乐正子见孟子曰：“克告于君，君为来见也。嬖人有臧仓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来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为”，将。“沮”音zǔ，通“阻”，止的意思。“尼”音nì，也是止的意思。
“行，或使之”，或使能行其道；“止，或尼之”，或阻止使其不能行道。“行止，非人能也”，圣人不能生时，时至而不失之，一个人能行道，或受止不行，并非人能可以决定的。
“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不遇鲁侯，孟子的意思不只是不能相见鲁侯，且有不能助鲁侯行道的遗憾，这种遗憾只能归之天数，《中庸》即说：“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
“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遇”不是单只遇鲁侯，而是遇明君。孟子对见鲁平公有莫大的期许，才会说出这么赌气的话。“臧氏之子”今人口吻就是“姓臧的那小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安能处处阻止，使我不能遇见好国君呢？
孔子的仕途，几乎长时不遇，颠沛造次超过孟子，《论语·述而篇》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求仕曾往宋国，与弟子在大树下习礼，宋国司马桓魋竟然欲杀孔子，拔树恫吓。弟子害怕说：“快走吧！”但孔子说上天既然赋予他文德，桓魋“岂奈我何”，孟子的“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与孔子信道笃的精神类似。
《张居正讲评孟子》说：“所以君子小人进退，都有天数，非人力也。但士君子可以言天，而人主不可以言天。人主以造命为职，惟尊用贤才以挽回气数，则国家之泰运，可常保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