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焦虑
又是一个漆黑的夜晚，作为一个大国的首都，夜晚本不该是一片漆黑的。但是，1937年夏天的南京，漆黑的夜色却常常笼罩着人们。
天气出奇的热，如同蒸笼一般，一切包裹在潮湿与闷燥之中。街道上少有乘凉的人，危险与恐惧随时提醒大家，空袭马上要来。
蒋介石听完从上海回到南京的顾祝同对战事的汇报，签发完《国军作战指导计划》及其任命中国6大战区指挥官的命令，走到窗前。窗外黑黝黝一片，除了偶或的丁点儿闪烁，尽是茫茫墨色。那是为防止日机轰炸，整个城市实施了灯火管制。
此刻，蒋介石的心里焦躁不安，他多么希望此时能有一丝光亮，这光亮或许可以使他压抑了许久的心情得到一些舒展。他急切地等待着，离南京万里之遥的莫斯科，从那里传回好的消息。
还在春天的时候，鉴于形势日趋严峻，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建议，立即开始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谈判。但那时，蒋介石或许还没有预见到问题的严重性，仍然在迟疑。
当时，在蒋介石的心里，依靠外援，首选的应该是美国。因为，除了宋家与美国的渊源外，尚有《九国公约》《非战公约》以及《国际联盟盟约》作为中国外交的挡箭牌。
这种外交立场导致了“九·一八”事变爆发时，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把与日本的纠纷委托给国际联盟裁决。
促使蒋介石转变态度的，一是英美诸国在中日关系上采取绥靖政策，企图祸水东引，坐收渔利。二是中国国内日益高涨的抗日呼声，尤其是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其实，就个人角度而言，蒋介石对红色苏联应该是有所歉疚的。当年，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建党路线，使得列宁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对国民党格外重视。斯大林同样如此，当孙中山向苏联寻求援助的时候，斯大林给孙中山派来了他格外赏识的鲍罗廷，作为政治顾问。
在广州，鲍罗廷语出惊人，他告诉孙中山，作为有组织的力量，国民党并不存在。孙中山大为震动。他下决心“以俄为师”，依靠鲍罗廷改造国民党。按照俄国共产党的组织模式，鲍罗廷依靠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对国民党开始了彻底改造。
这个如斯大林一样，喜欢用烟斗吸烟的人，目光敏锐，思想深刻，富个人吸引力。同时，他非常注重中国人的生活习俗、礼节传统。房间里挂的不是列宁而是孙中山的像，住处可以人来人往，鲍罗廷的确给广州带来了一股清新空气。
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魅力十足的人，却被蒋介石的伪装所蒙蔽。孙中山死后一段时间，实际已成为国民党中央大脑的实权人物鲍罗廷，继续巩固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授之以极大权力。
在早期援华的苏联军事顾问中，加仑将军是个知名人物。加仑将军的苏联名字叫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加仑”一名是布柳赫尔借用了妻子加琳娜的姓氏的谐音化名。
这位当过钳工、第一个获得战斗红旗勋章和红星勋章、第一批获授衔的“五大元帅”之一、在苏军中神话般的人物来到中国后，与孙中山进行了一次长谈，得到了孙中山的赞同，成为国民革命政府的总军事顾问。此后，他将苏联红军的一些全新的制度推广到了军队里，并争取到200万卢布的开办经费、8000支步枪和其他武器，帮助国共两党创立了黄埔军校。
在黄埔军校，加仑和那些曾身经百战的苏联教官，用自己亲历的作战经验，告诉后来成为国共两党军事中坚力量的学员们，什么是最先进的军事思想、最新式的军事技能。
就连校长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本党不改组，苏俄同志不来传授指导革命的办法，恐怕国民革命至今还不能发生。
北伐期间，加仑参与制定了“先湖广，后江浙”的总战略，战斗中亲自乘坐铁甲列车，冒着炮火亲临前线指挥，在北伐将士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
受鲍罗廷影响，斯大林相信，没有国民党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不会壮大起来。
随着蒋介石实力的不断加强，对其的担忧日益蕴藏于援华苏联顾问们的心里。
终于，比鲍罗廷更早来中国、主持远东局工作的维经斯基向莫斯科报告，指出“鲍罗廷同志在对华政策上与总的方针相背离”，明确提出“撤换鲍罗廷”。维经斯基的报告引起斯大林的震怒。结果，被撤职的不是鲍罗廷，而是维经斯基。
不仅是维经斯基，加伦也提出，中国目前这种紧要当口，要特别防止军事独裁，加仑甚至与鲍罗廷拍了桌子。争论的结果交由莫斯科裁决。由于斯大林的支持，加仑被调离广东。
斯大林对蒋介石的信任，很大程度是受鲍罗廷的影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军事顾问提出了颇含政治意义的考虑，而政治顾问却在关键时刻被蒋介石的军事才能所蒙蔽。
半年以后，鲍罗廷才明白自己打开了魔盒，但他已经不能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遏制蒋介石。
“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打击的重点变成了中国共产党，连同苏联顾问团，还有汪精卫。苏联顾问皆被软禁，总顾问季山嘉被驱逐，鲍罗廷被通缉。发现、提携了蒋介石的鲍罗廷由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变成了一个“煽动赤色革命企图颠覆政权的阴谋家”。
斯大林得知此讯后格外震惊，他不相信自己如此信任和器重的鲍罗廷会轻易地看错了人，他也不相信那个曾经被自己认为极有潜力的蒋介石一夜之间会六亲不认。
对提出“警惕蒋介石独裁”的加仑，蒋介石倒是不计前嫌，希望他能留下来，帮助自己。但是，加伦对这个揣摩不透的新军阀早已不再相信，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夜晚，他化装成外轮上的水手，秘密潜回苏联。
加仑回国后，担任了远东方面军司令。1938年夏，中蒙边境发生了张鼓峰事件，加仑奉命指挥苏军，粉碎了日本关东军的武装挑衅。
但是，就在那年冬天，加仑被捕，被关在一处秘密地方，被严刑拷打致残，含冤签下了认罪书，不久之后，便惨死在审讯室里，成为当年苏联大清洗的又一个牺牲品。由于加仑在苏联享有崇高的威望，因此，官方始终没有公布他被捕的消息，直到18年后，人们才得知他蒙冤遇难的消息。
一年后，蒋介石向斯大林请求再派名将加伦来华，却被告知加伦已去世多年。
后来，叶剑英元帅访苏时，回忆起曾在加仑指挥下参加训练的情景，挥笔写下诗篇：“不见加伦三十年，东征北伐费支援。我来伯力多怀旧，欲到红河认爪痕。”
在蒋介石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的同时，北洋军阀张作霖在北京强行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引起苏联政府的严重抗议，苏联撤回驻华代表。7月，中苏两国因中东铁路发生冲突，双方关系完全断绝。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的铁蹄践踏于东北，同时，那只本就不安分的眼睛窥视到更远处的苏联远东。
共同的敌人促使中苏两国重新接近。次年年底，两国恢复了中断数年的外交关系，但撕裂的伤口却变得不那么容易愈合。
其后，两国断续地开始就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问题进行磋商，但不久便因苏联向日本出售中东铁路等问题而搁置。
面对日本向华北的不断扩张，南京政府不得不再次调整对苏政策，准备实行“联苏御日”的方针。为此，蒋介石陆续派人向苏方试探，希望两国越过互不侵犯条约，直接签订一项互助条约。但是苏联政府坚持只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苏联所担心的是，签订与中国的互助条约很可能会把苏联拖入对日战争。同时，苏方还担心，一旦中国抗战失利，国民政府对日立场软化，中日极有可能签订一项反共协定，联手对付苏联。
然而，局势的变化让这些决定大局的人来不及细细揣摩。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第2天，蒋介石在庐山召见了立法院院长孙科和外交部部长王宠惠。这位几乎一夜未眠，有些困倦的领袖对他们说，情况有些出乎意料，接下来如果事态扩大，爆发全面战争，最关键的就是尽早与苏联达成协议，由苏联供应军事装备并缔结中苏互助条约。
此时，蒋介石想要的仍是一个互助条约，无奈苏联态度坚决，国民政府实际已别无选择。
一个多月之后，中苏两国终于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签订条约的同时，苏方宣称：“这一条约并没有在现时针对某一国的含义”；中方则向各国保证，条约的目的在于“实现中苏邻邦的和睦相处”，并无他意。
中苏双方的声明有些遮掩，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两个历史上瓜葛颇深的大国开始走近，准备联手了。
正是这个条约奠定了苏联援华抗日的政治基础。苏联的战略目标十分明确，即通过中国的有效抵抗来拖住日本，使其无力侵犯苏联远东地区。
事情果然像蒋介石分析的那样。进入8月，日军开始进攻上海，上海保卫战开始。
日本情报机构认为，在南京机场等地起飞的飞机支援下，中国军队可以在几天内把上海地区的日军赶走。为了破坏中国军队的制空能力与补给能力，摧毁中国人的抵抗心理，日军有计划地对上海、南京、广州等主要城市进行了激烈的惨无人道的空袭。
中国的大城市被炸，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物资被毁，地面部队被空袭，损失惨重，物资装备紧缺，使得蒋介石加紧了向苏联求援的节奏。
雪里送炭的军援
莫斯科河的河水缓缓流淌，万木葱茏，一片苍绿。初秋的莫斯科惠风和畅，这正是一年中的好季节。有一群中国人却无心领略景色，在匆匆地赶往克里姆林宫。
这一行18人的名为“中国工业部赴苏实业考察委员会”的代表团，领队叫杨杰，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代参谋总长，团员中有时任洛阳航校校长后来担任了台湾空军总司令的王叔铭和国民党要员张冲。
斯大林在他的会客厅里，会见了杨杰等人，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就中国的抗日战争问题进行了畅谈。
“杨先生，我读过您的书，您是一名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到过不少国家，见到您很高兴。”斯大林客气地对杨杰说。
“谢谢您的抬举，在您那里，我所说的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东西而已。”
“先生对日本下一步会采取的行动有什么看法？”
“不知您是想听真心话还是应付话？”
斯大林怔了一下，继而笑了，说：“当然，当然，把您想说的真话都说出来。”
杨杰告诉斯大林，据他的分析，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华北并不是目的，占领全中国，以中国大陆为跳板，继而占领远东乃至整个苏联才是它的目的。
杨杰站起身，走到地图前，用手朝中国与苏联那块硕大的版图画了一个圈。
“这叫大亚欧共荣圈，而不仅仅是东亚共荣。”杨杰说。
斯大林也站了起来，来到地图前，抱着肩膀，看着杨杰画过的那个圆圈，沉思了半晌，手里的烟斗冒出的烟顺着他的身躯袅袅升起……
这一天，是1937年9月6日。
杨杰是与蒋百里齐名的军事家，曾做过蒋介石的军事高参，在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他树立志向，成就了深刻的军事思想。
杨杰的代表团与苏方就军火供应问题先后展开四轮谈判。
中方提出需飞机350架，包括重型轰炸机100架、轻型轰炸机100架、驱逐机150架，另需聘苏联教官、技师70人。
苏联同意立即调运首批共225架飞机来华，并派遣教练及技术人员89人。
在商洽购置兵器的同时，双方还就运输路线进行了讨论。
谈判的气氛轻松且友好，代表团住处的灯火常常亮到深夜，大家甚至忘记了就餐。
杨杰一行出访工作极有成效，得到蒋介石的肯定，随后的1938年，他被任命为驻苏大使，直到1940年4月。可惜的是，此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因想要脱离蒋介石而被毛人凤刺杀身亡。
为了争取更多援助，4个月后，受蒋介石的委派，孙科到了莫斯科。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苏联党政军首脑会见了他。
那次会谈气氛热烈，他们从午夜畅谈到凌晨5时。
正是此次会谈，中苏签订了两笔各为5000万美元的苏方贷款。
1939年春，孙科再次访苏，在焦急地等待了数周后，终于与斯大林会晤，斯大林痛快地答应了第3笔贷款1.5亿美元。
中苏3期贷款共计2.5亿美元，这3期贷款，中国的实际动用额为1.73亿美元。
苏方的这些贷款对当时正处于艰难时的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
据专家分析，太平洋战争前中国共获得国外贷款5亿美元，其中苏联对华贷款就占了一半，居各国对我贷款首位。且苏联给予中国全部是军火贷款，而西方国家予华的17笔贷款全部是非军事性的。
苏联对华贷款利息为3％，是当时中国所获国外贷款最低者（英美援华者为6.5％以上），且偿还是农矿产品各半，如矿产品不足可由农产品代替，这对于中国这样的农业国较为有利。
使当时中国军方空军代表最为满意的，是苏联援华的武器性能较为先进。歼击机是伊-15、伊-16。苏德战争爆发前，这两款歼击机为苏军一线装备，是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战斗机。尤其是伊-16，在1937年的西班牙战争中第一次使用。两种机型里，伊-15比较灵活，善于做盘旋动作，便于水平作战，人称“黄莺”；伊-16是单翼机，速度快，便于垂直作战和追击，人称“燕子”。在日本零式飞机出现之前，“黄莺”“燕子”高低搭配，往往可以以少胜多。
援华轰炸机分为SB（轻型轰炸机）和дB（重轰炸机）两种，都属先进机种（另有TB-3轰炸机6架被改作运输机用），尤其以轻型轰炸机性能优越。SB-2巡航能力为1200公里，最高时速420公里，升限达9510米，可带600公斤炸弹。SB-2一直服役到1943年，是最后退役的苏制飞机。
这令多次与西方打交道寻求援助的人员感受很深，因为，当时中国购买武器极为艰难。
杨杰在当年的日记里曾记载：“孔祥熙在欧接洽之飞机，英方仅有20余架，法方44架（计3种），并付现款，其价格较于在苏方接洽者高一倍。”
顾维钧也回忆到，孙科二次访苏后去法国曾谈到，他从莫斯科得到了一笔新的贷款（即第三期贷款），孙科说：“在国际价格上，这实际是4亿卢布，因为苏联给中国订货所定的价格特别便宜。例如，每架飞机价格折算美元仅3万元，装备一个师合中国货币150万元。”
从1937年开始到1942年初，中国政府从苏联购买飞机1285架。其中驱逐机777架、中程轰炸机328架、远程轰炸机30架、TE-3重型轰炸机50架、教练机100架。此外还有发动机、油料、航空弹药等。
这些武器装备在后来的中国抗日战场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不甘蛰伏的海兽
在中国尚未有成熟的对敌整体战略的情况下，大陆对面那个岛国早已开始了自己的战争准备。
日本的强大始于他们自身毁容断臂式的改革，历史曾经记载东洋人的耻辱。19世纪中叶出现在日本江户湾相州浦贺海面上美国人黑色的军舰及军舰上对准岸边张着口的大炮，使得江户城乱成一片。从来没有遇到过强敌的人们不知道怎样来应付这些不速之客，甚至有人前往神社祷告神灵，乞求神风摧毁黑船。
在美国东印度舰队准将马休·佩里率领的7艘军舰的威逼下，屈辱的幕府开放日本的门户，闭关锁国的日本被美国人强行叩开了大门。
经历了“黑船到访”事件，日本人这才发现自己的国防是那么脆弱。于是他们开始自省，老老实实做西方人的学生。
学生的态度是诚恳的，在离开日本前一天的晚上，有两个日本人找到佩里准将，说他们要去美国，希望佩里带他们走。两个人态度十分虔诚，他们只是想要看看美国，这个文明的国家是个什么样子。在当时，偷渡的行为是要杀头的，佩里没有答应。而在日记里，佩里却记下了这件事，那两个日本人强烈的求知欲感动了他。他说，如果日本人人都像他们一样，那么日本就会很快地崛起。
孝明去世，睦仁继位。15岁的天皇下讨幕密诏，废除幕府制度，改元明治。
睦仁及其幕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发展经济，巩固统治，积极整军备战。日本开始向外订购军舰，设立海军学校，创立新式海军。从19世纪80年代起，日本以中国为假想敌，不断进行扩军。在天皇的支持下，到1893年，陆军总兵力达到23万人。海军已有大小舰艇55艘，总吨位达7万吨。
腰杆强硬了的日本已经不再满足蛰居于岛国，它的野心逐渐地膨胀，并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的扩张。1874年派兵攻击台湾，次年在朝鲜制造江华岛事件。伊藤博文内阁上台后，颁布《帝国宪法》，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口号下，开始实施武力“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军事行动。
1894年的夏天，不管大清有多少理由及道理，黄海海面那场不可避免的海战终于来临，结果不言而喻。尽管邓世昌、刘步蟾、林泰曾等人英勇抵抗，中国北洋水师最终还是全军覆没，最终导致了《马关条约》的签订，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被割走，中国的半殖民化程度加深。
甲午一战，使得日本成为亚洲的暴发户。巨大的战争赔款让日本在很短的时间里获得了做梦都不曾想到的巨额现金，2.3亿两白银赔款，舰船等战利品价值一亿多日元，而日本政府当时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高兴道：“一想到现在有3.5亿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富裕。”“明治维新”以来建构的制度保证了这笔意外收入的合理使用，日本的教育、军事、实业开发，均因这笔意外之财获得了巨大推进。
占领朝鲜、台湾后，日本在战略上对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这些地方成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尝到了侵略的甜头，其侵略扩张的欲望被强烈地刺激了。
甲午战争改变了东亚的政治版图，由中国主导的“东亚秩序”因这场战争基本解体，中国的盟主地位不复存在，先前不曾被中国正眼看过的日本，变成亚洲国家发展的楷模。
亚洲的盟主，并不是日本的终极目标，日本是要在远东构建一个比较纯粹意义上的西方国家。一个原先并不起眼的东洋岛国渐渐为世界所知，成为世界大国俱乐部中的当然成员。
10年后，日俄战争中，日本人又战胜了俄国，正式跨入了帝国主义国家的行列，成为世界性的大国。又过5年，日本正式吞并了朝鲜。
在日本因变法而日渐强盛的时候，中国的清朝政府却逐渐衰微，软弱无力。代之而起的“中华民国”也相当无能，国库空虚，民不聊生。这样，就给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提供了机会。
从1853年美国军舰兵临城下开始，之后的70多年里，日本发动了14次侵略战争，其中多次是对华战争。
就在蒋介石不再遮掩真相，突然向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及其一切妨碍其利益的人们挥起大棒的时候，日本岛内推行对华“强硬外交”的田中内阁上台，加紧了策划制定武装侵略中国的方针政策。
那年夏天，东京外相官邸召开了“东方会议”。会后，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满蒙积极政策”（世称“田中奏折”），宣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中国为之震动。
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日本进行了精心准备。战争初期，日本可以动员使用的军事力量共约448万人，其中常备军约38万人、陆军17个师团、海军舰艇约190万吨、空军与海军飞机共2700余架。
日本深知自己是一个岛国，要想征服世界，必须发展海上与空中力量。日本海军当时共有现役舰艇285艘，总排水量115.3万吨，其中包括了航空母舰4艘、战列舰9艘、重巡洋舰12艘。此外还有战列舰2艘、航空母舰2艘正在制造，日本海军实力仅次于英、美，居世界第3位。
在发展舰船枪炮的同时，日本着力发展军用航空业。在严格保密下迅速增加军用飞机的产量，1935年为952架，1936年为1181架，1937年为1511架。日本当时没有独立的空军，航空兵分别属于陆军和海军。陆军编有54个作战飞行中队，其中战斗机中队22个，轻轰炸机中队6个，重轰炸机中队8个，侦察机中队15个，轰炸、侦察混合中队3个。陆军航空兵团共有作战飞机约960架。日本海军陆基和舰载作战飞机共计640架。空中力量的增强为日本政界和军界对外扩张战略的制定提供了基础。
非常可惜的是，当年很少有人关注此事，西方国家更多的是研究德国、意大利。而对日本飞机设计师的潜力知之甚少，普遍的看法认为日本只会模仿西方的设计，军用飞机则更要落后一代。
战争开始时，日本已有17支航空队，并且首先重新装备了海军战斗机，海军航空兵依靠数量优势很快掌握了制空权。单引擎的“95”式战机时速为300-350公里，而“96”式可达390公里。飞机的速度和机动性都比较好。“96”式轰炸机载弹量为1吨，活动半径2000公里，时速330公里。双引擎的萨伏亚轰炸机载弹800公斤时可达每小时390公里速度，可以从本土和台湾起飞，轰炸中国纵深的目标。战争之前，日本空军又装备了97式战斗机，速度达到每小时450公里。日本人的运输机和侦察机广泛被运用，空运军事装备和物资。同时，日本的飞机装有无线电设备和夜航设备。陆军航空兵也很快组建了新部队，在中国战场大量地投入和使用。
正当世界还在沉睡之时，岛国的人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拔出了刀，向基本未作防备的人们刺来……
大国的天空防卫
睡着了的巨人受了伤，他坐了起来，揉了揉眼睛，按了下伤口，有些疼，于是，他开始思考怎样与凶手了结。
然而他很郁闷，虽然自己块头大，个子高，却没有可以制敌的刀剑，无法打赢这个刻意寻衅的可恶的小个子。
缺少自己的航空工业，中国空军的战争潜力受到限制。
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的内战中，国民党政府对军用航空给予了关注，并在上海、杭州、韶关、南昌等地建立了航空工厂，但实际效果有限。从欧美请来的技术顾问更关注本国的商业利益。中国引进了型号繁多的机型，其中许多都已过时。
直到抗战前夕，中国的航空工业相当落后，没有设计能力，也没有生产能力，所需飞机都要从外国进口。
当时，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航空产品出口国，仅1934年，中国就从美国进口了总金额为370万美元的132架飞机和14台飞机发动机等零配件，次年又订购了250万美元的81架飞机和80台发动机。中国成为当时美国最大的航空产品客户，进口总额占了美国飞机出口总额的20％。
据朱力扬《中国空军抗战记忆》载，1936年空军统合后，建立的9个大队及6个独立中队，所拥有的飞机品牌众多，来自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捷克等国家。大多数飞机都是这些国家即将被淘汰的产品，其性能多是二三流。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很多类型的飞机只有一架。其原因是当初买入的时候，囿于经费短缺，只能买两三架，经过损耗，就剩下一架了。
飞行员高庆辰1937年5月被分配到三大队，他在后来的《空战非英雄》一书中，对开战前两个月第三大队的飞机情况进行过生动描述：
三大队是担任首都防空的，下辖七、八、十七三个队，十七队是广东空军带来的九架波音二八一驱逐机，七队有七架霍克3，八队有七架飞亚特。一个大队就有三种不同的飞机。
那时的飞亚特已经老旧，而它的液凉发动机，夏天刚一飞，水就开了。为了能多散一点热，连散热器外边铝皮上的油漆也被刮掉了。所以警戒时，未避免在地面滑行到跑道头的一段距离就将水烧开了，凡是当班警戒的飞机，一早就用人力将飞机推到跑道头，飞行员坐卡车去上飞机。一启动不可试车太久，必须立刻升空。因为大气是越高越冷，所以快点爬高，水就不会烫开了。队上有两架福克尔夫，是捷克造的教练机，广东空军买的，它的化合器有两套，一正一倒，所以可以持久倒飞。不像一般飞机，倒飞几秒钟，油就接不上了，必须赶快改正，不然就要停车失速了。
当时，装备在这些飞机上的机枪亦相当落伍，特别是瞄准系统。用落后的瞄准具装在飞机上，去攻击对手，想准确击落飞机，只能是凭运气。飞行员张光明描述道：
抗日战争之初，中国主力战斗飞机霍克3式上所装置的射击瞄准器，是一具瞄准杆，前后两端，各装瞄准星与瞄准环，环与星又如同一点之大小。这种适用于昔日地面小武器的瞄准器，竟装置在战斗飞机上，落伍且不适用的程度，可想而知。
时任空军总顾问的陈纳德很清楚，将这种瞄准具装在飞机上，其效果等于零。1937年7月21日，当战云密布之际，为弥补这一不足，第四大队在南昌将一架双发马丁机平架起来，当作敌“96”式轰炸机。又将霍克3在有效射击距离、不同角度位置平架起来，让每个飞行员登上霍克机，绘出马丁机的大小图形，贴于自己飞机的风挡上，在接敌攻击时，比照图形大小，便是有效射击距离。这一土办法，在“八·一四”空战中发挥了一定效果。
相比战斗机，当时中国的轰炸机部队更差一些，主要装备诺斯罗普2E“伽玛”轻型攻击轰炸机，并进口部分部件在杭州飞机制造厂组装，此外就是柯蒂斯A-12“雪莱克”攻击轰炸机。二者都用于直接战场支援，作战半径短，有效载荷小，2E仅能载550公斤炸弹，A-12仅200公斤。在飞机数量不够的情况下，当时装备的侦察、观测机也用来执行轰炸任务。
此外，部队还装备有意大利萨弗亚·马基蒂SM.72三发运输机。1935年夏天，墨索里尼派该机作为贵宾运输机到中国展示，并在稍后将其赠送给了蒋介石作为专机。后来中国又订购并自己组装了6架。SM.72虽然是军用运输机，但也可以装炸弹实施轰炸。抗战期间，因保养维护不力，此飞机只能执行运输任务。1937年10月之前，这种型号的飞机除少量还在服役之外，其余均在空战中损毁或被日本人炸毁于地面。
抗战开始，中国共有约600架作战飞机，其中有305架战斗机，其余为轰炸机和侦察机。其中，战斗机多为雅克型号，轰炸机不超过20架。经过损耗，真正能上天作战的飞机一共不到200架。
一次，朱立扬采访曾参加过“八·一四”空战的张光明将军，问他当年的笕桥机场有几条跑道。将军的回答出乎朱立扬的意料，他说，当时全中国没有一条水泥跑道，所谓的机场其实就是一块铺平的大草地，飞机依风向而起落。
飞行员龚颖清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回忆：
全中国的机场，能有几个够得上天灾不怕的条件的，对不起，一个也没有。只要连下三天大雨，对不起，机场状况报告上面，一定会有这么一句：场地湿软，不能降落。南京、杭州、南昌、广州的机场都可以容纳三个大队，其余的机场最多只能容纳一个中队。一个作战人员，在空中已是用尽心血，谋取胜利，下机后还得自找食宿，可以说这对作战人员是一种不人道的事。
不仅是机场，通信导航系统更差，可以说这是中国空军最弱的一个环节。抗战伊始，空军的驱逐机几乎完全没有通信设备，主要靠地形地物来辨识方向。白天天气好时尚可，天气不好或是夜间就只能靠指南针的估算碰运气。空中相互的联络是靠飞行员的手势，与地面的联络便是由地勤人员铺设号帜。
空中较量比的不是勇敢，而是科学与智慧，中国当时的这种落后的空中保障条件，为其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尽管如此，内忧外患之下，蒋介石还是在着力建立一支能够控制在自己手中的空军。在收拢各地的飞机与飞行员之后，政府成立了航空委员会，宋美龄就任委员会秘书长，成了国民党空军事实上的领导人。
宋美龄利用了留学美国的人脉，订购了2000万美元的飞机，为中国空军补充了新的力量。她雇用了罗伊·霍勃洛克、克莱尔·李·陈纳德作为顾问。
陈纳德是个倔强的有个性的人，在当时空军界流行杜黑的“轰炸至上”的空战理论的时候，陈纳德他坚信，现代空战是不能没有战斗机的，并编著出版了《防御性追击的作用》，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然而他虽然技术精湛，但仕途坎坷。当他的战友都荣膺校官时，46岁的他仍然是一个尉官。
卢沟桥事变之前，陈纳德退役，他的好友霍勃鲁克从中国来信，问他是否愿意来华任职。他答应了。
这一年5月29日，陈纳德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蒋介石、宋美龄接见了他，并邀请他担任专业顾问。
抗日战争爆发，他决心在蓝天上验证自己的空战理论，实现抱负。根据蒋介石的要求，陈纳德招募了部分美国飞行员组成了第14志愿轰炸机中队。
淞沪会战开始后的第2天，陈纳德派飞机参战。虽然轰炸机队投弹偏离目标，但中国战斗机在当日的空战中取得了胜利。
1937年的夏天，以为准备周全的日本开始进攻淞沪地区，其后又对南京实行了接二连三的疯狂轰炸。
在当时以及此后相当长的抗战中，蒋介石一直心存幻想，采取一面守城一面媾和的策略。在摇摆中保存实力，做面子上的抵抗。
与蒋介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愿望空前强烈，且行动迅速。7月8日，毛泽东发表了《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蒋委员长电》，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同日，毛泽东与朱德等又致电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冯治安诸前线将士：“红军战士，义愤填膺，准备随时调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
还是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毛泽东一贯强调抗日统一战线。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他要求红军搞好与周边友军的关系，哪怕他们是奉命前来围剿和封锁红军的。
同时，对于苏联的援助，毛泽东举双手赞成，他说：“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
在中共方面的一再催促下，加上“八·一三”后淞沪战场形势吃紧，于是，国共两党在谈判基础上达成协议。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八路军3个师跨过黄河，向抗日前线进发。10月16日，八路军129师769团进行游击活动，发现阳明堡地区的日军机场，遂利用暗夜袭击机场，激战1小时，击毁敌机24架、毙伤敌100余人。取得了进军敌后对敌机场袭击的首场胜利，打击了敌空军的嚣张气焰。
然而，即使在第2次国共合作之后，在全国上下抗日气氛空前高涨的情况下，就空中力量而言，无论是国民党的武装、各地军阀的武装，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都无法与侵略者相抗衡。这便是当时的现实，也成了令抗日武装领导者头疼的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