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番胡言乱语，把她逗笑了。我继续说，来吧，别弹什么琴唱什么曲了，那都是没文化的人干的事，他们以为这样就显得自己很有文化了。当年洪武皇帝一登基，就急于学诗作赋填词，生怕别人说他没文化，就连教坊门口，他都不放过酸文假醋的机会，说什么此地有佳山佳水，佳风佳月，更兼有佳人佳事，添千秋佳话，这幅动员全民嫖妓的对联，至今还挂在老都城的秦淮河畔呢。咱们别管那么多，咱们文化太多了，就要干点没文化的事情。我的北方话显然还不太流利，但这一点也不妨碍我把她抱起来扔到床上，好落实我们之间服务与消费的关系。我要把隔在嫖客与妓女之间那层矫情的遮羞布毫不客气地撕下来。这样，我便获得了一种玩世不恭的快感，也可以歪在那里欣赏她这个名妓的窘态。由于洪武先皇的大力提倡，我朝的色情业颇为发达。那个放牛郎的本意是想把商人腰包里的钱掏出来增加税收，但精明的商人并不中计，倒是可以公款消费的官员趋之若鹜，形成百官争嫖的繁荣局面。所以在我看来，妓院无非是另一个官场办事处。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喜欢故意干一些让别人不高兴的事情。比如课堂上先生正讲得起劲，我会不失时机地挤出一个屁来。先生的爱国爱民的大道理与我的奔放小屁形成的强烈反差，使得哄堂大笑，而我仍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先生怒发冲冠，看我一副无辜的样子，更是气得无以复加。但他又有什么办法呢。毕竟是生理现象，总不能把屁也打进文字狱吧。在国子监，不能乱说乱动，搞不好要受罚或被杀头。在一次班会课上，我故意问先生，胡惟庸案究竟是怎么回事，先生望了我一眼，严肃地说，请李生端正学习态度，不要提这些早该被忘却的事情。我想，我们真的就遗忘得这么快么？国子监闹过几次学潮，每次学潮过后，都有学生的脑袋被挂在大门口的长杆上。最近的一次，那个人是被吊死的，脑袋挂在那里，舌头拖了一尺多长。但放几个屁，不会犯政治错误。它虽含贬义，却也经常从褒义之人器官发出。屁没有阶级性，但运用得当，照样可以拿来作政治斗争的武器，为此我不得不经常到街角买几只烤白薯。先生对我的故意捣蛋很是恼火，几次威胁说要给我老爹写信，后来他还真的写了。我老爹不禁在信里大骂了我一通，但我根本不放在心上，他一个地方官，哪了解京城里的行情，他们顶多来京城当当冤大头，他每进一次京城，我就要丢一回脸。老爹说，你应该到北方去锻炼锻炼，那里是文化中心。他其实弄错了，应该让我在老家隐居。我老家是很适合隐居的。京城，只能发酵和加速我的幻灭。
没想到十娘一点也不窘迫。她轻轻推开我，说，公子在国子监，大概也是一个很不合群的人罢。我一愣，说何以见得。她说，不瞒公子，国子监的学生，我自然也见过不少，但像公子这样的人，恐怕不多。我似乎被什么触动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别人对我的赞扬，而且还是一个女人，在我生活的周围，他们对不合群的人向来是党同伐异。我不禁腼腆起来。先生说我冥顽不灵，有如厕石，其实我有一颗多么柔弱的心啊。她说，公子不知，我虽沦落风尘，可风尘之中，也不全是公子鄙薄之人，倚栏卖笑，跟引车卖浆者，同属底层人生，难道不比结党营私蝇营狗苟要光明磊落得多？她的这番话，赢得了我的尊重。我不禁放开胆子谈起我朝的官僚体制和教育来，说，我朝的大学，唯一的作用，就是使人厌学，我朝的教育，唯一的作用，就是使人愚钝。海瑞海大人死了，再没有人剥贪官的皮了，可剥皮真的解决问题么？要我看，得把那些脏东西所依附之物完全扒下来才行。
她说，公子果然是有见识的人，比那些蠢材不知高明多少，但妄议何益？个人的力量总是渺小的，蜉蝣哪撼得了大树。奴家也很讨厌那些经常把一些大词挂在嘴边的人，动辄担当啊，忧患啊，那些死谏的官僚，在我看来，简直比大贪还可恶，比泼妇还可笑。
我说，他们喜欢以道德来审判别人，以此来显示自己的道德优越感，其实他们心底的肮脏程度，自己都不甚清楚。一个不知道自己有多肮脏的人，才是“大脏”。一只梨子，既然烂了，就让它烂得快一点，彻底一点，那样，核里的新芽才会趁早冒出来。
她说，没想到，你还挺反动。
我说，若没有人反动，整个社会都按部就班，就不会有进步了。当年，洪武皇帝若是不反动，哪里会有朱家的天下？
她说，公子小点声，小心旁人听了去，这里常有朝廷的探子。
我说，对付自己的民众倒是很有一套，嘴上说广开言路，其实再闭目塞听不过。十娘不用担心，国子监的告密者肯定比你们挹翠院多得多。
她说，我与公子来饮酒吧。
我说，难道真的是“坐中若有杜十娘，斗筲之量饮千觞”吗？
她说，往日是为了浇愁，今日是为了助兴。
我说，那好，拿大杯来。
我们各自浮一大白，然后浅斟慢饮起来。但我注意到十娘有些宿酒未消，便主动为她喝了几杯。
她说，醉了又何妨？
我说，我不让娘子醉。
她忽然眼中堕泪，说，那些王孙公子，个个争相灌我，唯独公子怜我。
我说，哎呀，这不是普通平常之事么。我有些难为情起来。
她说，你这人，表面桀骜不驯，其实心底再敦厚不过。
我说，不，你不知道，其实我多么的幼稚和玩世不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