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江一洲一岛，岛是崇明岛，洲是百里洲。但百里洲的环境远比崇明岛险恶。
头顶一盆水，这是千百年来人们对百里洲的概括。
岂止是一盆水呢？一旦进入汛期，整个百里洲都似乎倒悬在浊浪翻滚的长江之上。
最早以文字记载百里洲水患的是明嘉靖九年：“江堤大坏，其最冲者，则枝江之百里洲也。”
其次是康熙二年，《枝江县志》载：“……八月初二，大水平堤，溃决四出，洲堤冲塌殆尽，人民流散，墟里萧条……”
五年后，也就是康熙七年，大堤在傅家渡一带决口，致使十三姓冲绝。
到了康熙十四年：“洲地南陷，水患频仍，十室九空，沧桑顿易……”
再到道光二年：“各洲堤皆决，芦舍漂流，人民淹毙无算，良田多为沙淤……”
然后到了民国二十三年。民国二十三年的大水不仅仅对于百里洲，对于荆江，甚至对于整个长江流域都是一桩恐怖的记忆，史称“乙亥大水”。
据民国二十五年武汉大学《工科年刊》记载，七月三日至八日，枝江乃至宜昌降雨量多达一千毫米。七月七日，宜昌站洪峰流量达到每秒五万六千九百立方米。要命的是，长江上游来水与清江、汉水、澧水及洞庭湖洪峰相抵，使得长江中游水势猛涨。
然而身系百里洲安危的大堤又是一副什么模样呢？
用百里洲人的话说那叫“豇豆子堤”。
谁不熟悉豇豆子呢？豇豆子，一种豆荚类菜蔬。以豇豆子喻堤，可见堤防何等单薄软弱。
七月四日，清水潭堤段溃决，百里洲顿成汪洋。
其实，早在民国十九年，也就是四年前，百里洲堤就已破过一次了。那一次是六月四日，与乙亥年破堤同在一个日子。一道堤四年之中溃两次，不是“豇豆子”是什么呢？
江汉工程局在给省政府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各垸皆有少数堤蠹抗工抗费，甚或擅收他人亩费，入于私囊，又或借用公款，久假不归，此项短少百里洲垸一垸，即有五十万缗之巨。如是工程因之草率，纠纷因之日多……”
民国年间，国民政府在百里洲设置修防委员会，是维护百里洲堤安全的最高机构，修防委员会主任是身系全洲安危的最高长官。
这里就要说一说朱翼之和杨亚洲了。
朱翼之和杨亚洲是民国十九年到二十三年百里洲修防委员会正副主任。从后面的事实来看，这是两个不折不扣的巨蠹大贪。辛未大水后，国民政府曾拨下银元四百和纸币千元，让洲民购买晚秋种子和用作堵口复堤。尽管四百银元和千元纸币于百里大堤无异于杯水车薪，然而就是这救民于危难的“杯水”也并未用于秋种与堤防，而是被修防委员会正副主任朱翼之、杨亚洲及大账梁吉生悄悄瓜分了。
更为荒唐的是，民国二十三年的大水退后，朱翼之和杨亚洲依然灯红酒绿醉生梦死，不仅不思整治堤防，就是溃口修复也弄虚作假，潦草敷衍，洲民称作“掩草帮”。
何为“掩草帮”？意即用一层浮土将堤坡上的草皮薄薄一掩，再用石硪轻轻一拍。试想这样的堤防怎可抵御洪水？
到了九月，河水反常，再次猛涨，刚刚修筑的堤段像破絮一样撕开。前一次大水退后洲民们抢种了一季粟米，且长势喜人。满以为丰收在握，不想到嘴边的粮食又成泡影。洲民们终于忍不住了，愤怒像火山喷发一样冲天而起：
一把火烧掉了朱翼之家；
又一把火将杨亚洲的八大间瓦房付之一炬；
朱翼之慌不择路逃往县城；
杨亚洲逃遁无门，被怒不可遏的民众截获，当场杀猪一样大卸八块，抛进滚滚长江。
这简直就是一次小小暴乱，其官府震骇与数年前发生在百里洲上的张子明造反相似无几。
发生在民国二十三年的暴乱最后不了了之。我想大约是民国年间类似朱翼之、杨亚洲之流的贪渎之辈太多的缘故。例如朱翼之的前任苏秀峰，自打登上堤防委员会主任宝座起，就一心想着如何敛财。
民国十五年，上任伊始的苏秀峰，提出要在百里洲中部开挖一条大沟。为何要开挖大沟？道理很简单，挖沟就要占田。百里洲的老规矩，修堤挖沟占用农田皆无补偿。若要不占田也行，拿钱。你想啊，于洲中开挖一条大沟该要占多少良田？这些土地的主人为了保住自己的田地岂不得大掏腰包？
这条深八尺宽丈余的大沟挖了整整一个冬春，苏秀峰有多少进项没人知晓，人们只知道这条弯来绕去蚯蚓一样的大沟，从竣工之日起就无法排水，后人称作“冤枉沟”。
再如赵庆龙，是朱翼之的继任，在充分利用权力敛财上，一点儿也不比朱翼之逊色。
民国二十六年，赵庆龙不趁冬季修整水闸，到了麦熟季节却大兴土木。偏偏民国二十六年阴雨连绵，洲内积水成灾，洲民一致哀求开闸放水，赵庆龙却以水闸正在修整为由不允。大伙儿谁不明白赵庆龙那点花花肠子？无非是想借机敲诈钱财。眼瞅着积水越来越大，数万亩即将到手的春粮就要泡汤，有人悄声提议是不是每家凑点份子，跟赵庆龙这狗日的打点打点，此议一出即遭到强烈反对。有个叫徐明翠的，长得腰圆背阔身，振臂一呼：赵庆龙不开闸，老子们跟他拼了！
赵庆龙仗恃妻弟是百里洲联保主任，团总代宏炳又是至亲，安坐家中静候银钱，谁知洲民们如狂狮般怒啸而至，代宏炳的团防枪兵望风披靡。当赵庆龙醒过神来时，已被徐明翠一脚踹翻在地，脖颈上搁着一把明晃晃的铁锹。
百里洲什么时候才有堤防？现在已没法知道了。据同治年间的《枝江县志》所载，至少不会近于明代。因为在同治年间的《枝江县志》上清楚记着：“上百里洲堤，前明时洲民龚春台倡筑。”
然而到了明末，“天下大坏”，农民起义一茬接一茬。先是张献忠，后是白莲教，“明季兵燹，堤防大弛”。然后再是吴三桂反叛，百里洲时而沦陷时而收复，洲堤呢，也“时筑时废”。到了康熙三十四年，一场大水连根拔去蔡家庙至谭家拐子长达数公里的洲堤，整个百里洲彻底瘫痪了下来，史称“地废民流”。
就这时百里洲出了个路飞霄。
在有史记载里，路飞霄应是第二个倡筑洲堤的百里洲人。
一七〇三年，年届五旬的康熙大帝，下诏要各地呈报利弊。路飞霄便借机联络其他洲民，向县衙呈报了百里洲情，称“洲地废弛，人民流离”，恳请筑堤。
那会儿枝江县令是孔毓基。孔县令是山东曲阜孔圣人的后裔，先人关注民生的传统尚存，于是转报州府。有康熙大帝的诏书，州府也不敢怠慢，立刻准允修复百里洲堤。不过附加一条，政府没钱。好在荆州府衙颁布了一部《堤防条例》，允许百里洲民自筹粮款。
州府不出钱也不出人，便指派路飞霄牵头。要一个无官无职的路飞霄牵头筑堤，显然没安什么好心。你想啊，一个无权无势的草民，拿什么去组织去统率成百成千的百里洲人？人家会听你的吗，那些大户，那些豪绅？然而，路飞霄没有拒绝，竟一口应承下来，还对天发誓：三年不剃头，三年不更衣，三年不会友，三年不回家。若大堤三年不成，愿以身相殉。
有多少人相信路飞霄的誓言？且不说路飞霄一介草民，就是官府牵头三年能否筑成也未可知。人们闻言只是哈哈一笑，说他疯，说他傻，说他痴。
但很快人们惊住了，这个傻而且疯的路飞霄竟然真的开始了他的筑堤义举。从康熙四十二年那个漫长的夏季起，路飞霄一头长发，一身破衣，每走到一家门前就长跪在地，恳请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除了筹粮筹款筹劳力，还有最难最难的，那就是堤基所占之地。那可都是百里洲上的头等好地呵，谁愿意将自己的上等好地拿来筑堤呢？可没有堤基所占之地，那大堤又筑在哪儿呢？
依然是一家一家地求，一家一家地磕头。不论谁家，只要主人不允，路飞霄便不吃不喝长跪在地。
常言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路公的精诚终于感动所有百里洲人，康熙四十三年，百里洲堤正式动土。
大堤一修就是三年。每年正月初二上堤，直至大年三十才鸣锣收工。洲民们过年路飞霄仍在堤上挑土。
康熙四十六年，大堤合拢。历时三年，路公终于完成了修堤的誓言。
路公所筑之堤与现在大堤基本相似，全长百余里，完成土石方约十五万立方米。在新闸，人们为路公建有生祠庙，门前题楹联一副：“身系安危，一洲性命须珍重；事关重大，万姓脂膏莫乱抛。”
百里洲堤继路飞霄之后，再次大面积修筑整治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年。经人民政府批准，停修了十三小垸南堤，将大堤推至十三小垸外，使十三小垸与百里洲大垸连成一垸。又将五美垸与百里洲老垸之间的套河围堵成人民垸，使孤悬于外的五美垸也融入了百里洲大垸。另外新植杨柳一百七十万株，绕堤形成一道防浪林。
可就在这时，一场比乙亥年还要可怖的洪水正在某个角落悄悄酝酿密谋。
表姐嫁到百里洲时，距一九五四年那场大水已经过去十九年，除了那条泄洪故道依稀可见，一切都了无痕迹。别说我这个送亲小伙，就连即将成为百里洲新娘的表姐也一无所知，因为一九五四年表姐刚刚两岁。
一九五四年真是个该死的年头。据百里洲人讲，那一年打麦收起就开始没完没了地下雨，连绵不断的雨从五月一直下到七月。七月，所有人都上了大堤，五万多人口的百里洲，守卫大堤的民工就达到一万多人。可以肯定地说，这是百里洲有史以来在洪水面前最顽强的一次较量。因为百里洲不仅拥有了有史以来最坚强的基层政权，同时也拥有了最铁心的民众。最坚强的基层政权与最铁心的民众合在一起便是铜墙铁壁。
到了七月底，准确地说是七月二十八号，抗洪正酣，中共宜昌地委和宜昌行署却突然接到中共湖北省委命令：经国务院批准，为确保整个江汉平原安全，决定在百里洲分洪。与分洪命令同时下达的还有一条铁的纪律，那就是：对于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要高度保密。
也就是说，既要按照省委规定的时限一个不少地将百里洲五万余人撤出来，同时又不能让五万余人知晓撤出来的原由。为什么要将关于分洪的消息封锁起来呢？是担心百姓们闹事还是警惕阶级敌人破坏？上面没有明言。上面没有明言的事谁也不能瞎猜。
在浊浪汹涌的百里洲头，地委书记来了，行署专员来了，军分区司令来了，上百名公安来了，两个营的部队来了。百里洲的干部们也从四面八方赶来了，听行署专员张三杰讲话。那会儿没麦克风也没高音喇叭，张专员就站在一棵白果树下，敞着着嗓门讲抗洪成绩，讲长江汛情，讲全省形势，突然张专员话锋一转，“我们要两手抓，一手抓防汛抢险，做到人在堤在，另一手抓安全转移，以防万一。”
几乎所有人如雷劈顶，“安全转移，以防万一”什么意思？
张专员还讲了什么人们全然没听见，就是想听也听不清了，整个会场成了一锅沸腾的开水。
将几万百里洲民撤走，为什么？就是说这堤守不住了？凭什么说这堤守不住了？别说这堤还稳稳牢牢，就是再守三月两月也不一定能破！
不是不一定能破，而是决不会破！
假如这话出自一个普通百姓，在场的干部群众将会毫不迟疑地抓起来，妖言惑众，动摇军心哪！
偏偏说这话的是行署专员！
接下来地委杨书记讲话。杨书记主要讲纪律：七天时间，整个百里洲五万人全部转移，不准死人。谁要是因工作疏忽出现意外死亡，将严厉追究责任……
转移是痛苦的。其痛苦并不在于抛家离土。身为洲民，谁不是时时刻刻都准备着流离失所？人们的痛苦是，坚守了二十多天，迎战了六次洪峰，不仅大堤依旧安然，而且士气依旧高昂。几处险要堤段都扯上了横幅：“水涨一寸，堤增一尺”，“人在大堤在，誓与大堤共存亡！”
痛苦带来的是犹豫，是迟缓，是怨言。一天过去了，有的乡走了一户两户，有的乡干脆一户未走。
领导们急了。撤出百里洲五万余众省委只给了七天时间。一晃过去了两天，五万余众仅撤了千把人，领导们能不急吗？
就在领导们万分焦急之际，一个突兀而来的情况使事情有了转机。
新民乡有个副乡长，叫熊和先，区里安排他带领全乡转移，两天过去了不仅不见动静，还顶撞区委派去的工作队员。尤为恶劣的是，当工作队员要他认真执行上级指示，立刻组织全乡百姓迅速转移时，他竟很不耐烦地推了工作队员一掌。
这事若放在平时根本算不了什么，在场的领导们谁不知道熊和先呢？熊和先是个复员军人，身体健壮，嗓门宏大，干工作跟他走路一样风风火火。生性耿直，有什么话从不藏着掖着。昨天他还一头闯到区公所，跟区委书记拍胸，说他拿脑袋担保，百里洲堤决不会破！
区委书记是百里洲上唯一知晓实情的人，可他不能说，他是党的干部，他必须遵守纪律。区委书记只得耐着性子劝，要他服从命令。可熊和先呢，居然振振有词，说这跟打仗一样，什么以防万一呀，明明就是胆怯，就是撤退，胆怯加撤退就意味着放弃。现在是新社会了，熊和先瞪着区委书记说，有党的领导，有人民政府，有百里洲五万人民，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家园？
区委书记是共和国培养的第一茬干部，对党对上级无比忠诚。区委书记觉得曾是军人的熊和先简直幼稚得可笑。百里洲是你熊和先的吗？显然不是。是百里洲人的吗？也不是。百里洲是共产党的百里洲，是人民政府的百里洲，在党和政府眼里，百里洲只是一颗棋子。这颗棋子往哪儿走，那是党和政府的事。就说抗洪，党和政府说死守，你就得死守；说分洪，你就得分洪。现在，党和政府要你带人撤走，你就撤走。你不撤，即便你有一万条理由，那你也得犯错误。
当然，打心底说，熊和先的错误犯得有些冤，因为熊和先不知实情。假如熊和先知道了党和政府转移群众的真实意图，即便再给熊和先十个胆，他也不敢与党和政府唱反调。
熊和先肯定要处分。不处分熊和先，那些乡干部就会继续心存侥幸或者依然心生抵触。要使乡干部迅速行动起来，唯一办法就是处分熊和先。可给个什么样的处分呢？
应该说处分不能太重，不就是推了工作队员一掌吗？但也不能太轻，太轻又无法震慑他人。
在指挥部里，县区两级领导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最后区委书记将目光投向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姓朱，年纪不大，革命资历却老。朱书记狠狠一敲桌子，说：“为了抗洪大局，一瓢水舀掉！”
什么叫“一瓢水舀掉”？那就是，撤消职务，开除党籍，逮捕法办。
八月三日，百里洲头再次召开大会，区委书记脸色如铁，当众宣布区委决定。熊和先的罪名是，不服从上级命令，抵制群众转移，破坏省委抗洪部署。
决定宣布完毕，熊和先被两名持枪战士带走。
会场一片死寂。
天阴着，没有太阳。风儿踮着脚步轻轻掠过湿漉漉的院子，掠过水淋淋的杨柳和泡在积水中的棉花。那一刻，百蛙无声，夏蝉敛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