皋陶是远古尧舜时代的法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法官，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法官。他的事迹记载在《尚书》中。山西洪洞有一个古老的村庄，名叫皋陶村，当地读陶为“窑”，有说其少年时曾受命监造瓦器，“陶”读烧瓦窑“窑”音，传几千年不改。大约在明、清时代，曾为避讳，改名士师村，“士师”是古代对法官的尊称，但有论者认为无须避讳，故仍叫皋陶村。
皋陶村在洪洞城南，距城十五华里，古官道之东有皋陶墓，官道之西的高地上建有皋陶祠，经元代重修，后习称士师庙。
据古籍记载，皋陶的后人封于英、六，即现在的安徽六安，又称英氏城。洪洞为皋陶故里，六安为其后裔封地，故两地都有皋陶之墓。
洪洞皋陶庙自元代的元统二年（1334）重建后，明代的天顺四年（1460）、正德十四年（1519）、嘉靖二年（1523）、天启二年（1622），清代的康熙十一年（1672）、雍正十三年（1735）、道光十五年（1835）、同治三年（1864），都进行过增修和重修。庚子事变慈禧出奔山西，路经洪洞时曾经拜祭皋陶庙，并题写了“真宪省诚”的四字匾额。前人描述此庙有诗云：“庙貌巍然驿道旁，阶前古柏郁苍苍。”“士师古庙柏青青，径绕莓苔月满庭。”“血食春秋隆祀典，英灵千古照寰区。”据说即使在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1942年，清明节时仍然举行了隆重的祭祀，四周士民踊跃而至，鸣炮奏乐，以此为乡里盛事。此庙被废，是1948年的事情。那年解放军攻打临汾，做登城云梯急用木料，因而拆了古庙，自此留下一片废墟。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陶皋坟地又被伐树平墓，这位古代圣臣从此就在他的故里销声匿迹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法治意识呈现新的觉醒。恰是此时，洪洞县热衷于皋陶研究的贺伟、陈伟两位同志，与我取得联系，多次前来省高级法院商谈复建皋陶庙，以作华夏司法博物馆的筹划。贺伟任过县文化局副局长，陈伟时为县法院院长。就在他们筹建博物馆之际，竟然找回了一通明嘉靖二年的古碑，令人喜出望外。
皋陶庙中原有许多石碑，拆庙后碑亦散失。古碑用作修路、搭桥、盖房的石料，这在集体化时期是极为普遍的事情。这通嘉靖二年（1523）碑，有幸是被用于安装电磨，虽被钻了许多眼，却没有打烂，篆额已不存，碑文有损字，但大体完好。文首题为《增修有虞士师庙记》，韩文撰文，许翔凤书丹。文末记立石时间曰：嘉靖二年、岁在癸未、冬十二月吉日。
韩文、许翔凤都是洪洞人，也都是明朝历史上的著名循吏。韩文于成化初年举进士，官至户部尚书。史称他“凝厚雍粹，至临大事，刚断无所挠”。明朝是一个宦官专权的时代，正德年间皇帝昏愦，宦官横行，韩文极感忧愤，冒死上疏弹劾刘瑾集团的“八虎”，说：“纵事无济，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报国！”表现了勇与邪恶势力抗争的正直磊落的气节。结果受到迫害，遭廷杖拷打，后又逮捕下狱，罚米输边。罚米是刘瑾制定的一种处罚，迫令韩文拿出一千石粮食，由家人送到边塞作军粮，千石后又加罚，逼其破产。刘瑾死后，耆耋之年的韩文才得以复职，遂退休还乡。嘉靖二年为皋陶庙撰写碑文时，已经八十三岁高龄。许翔凤是正德六年（1511）进士，官监察御史，曾巡按甘肃、两淮，正当中年时就上疏请求辞职了。他所以辞职，当然也是对腐败朝政不满之故。史称他居乡休闲，忠信醇厚，雅好山水，常作诗文，自乐其志。皋陶碑出自此二人之手，可见非同凡响。
嘉靖年增修皋陶庙的缘起，还必须说到巡按王秀。王秀在嘉靖二年以监察御史巡按山西，到了洪洞见皋陶庙敝陋失修，特拨专款，命平阳府推官和洪洞县令负责增修。王秀除出巡山西外，还曾作过湖广巡按，史上记述其事不详。其山西洪洞之行，不禁令人想起玉堂春的戏剧。玉堂春故事出自冯梦龙的小说《警世通言》，原作所写王公子之父王琼，正德进士，亦因弹劾刘瑾被罢官，王公子后来及第、巡按山西必在嘉靖初年，因而，疑小说中的王公子即是以王秀为原型。冯梦龙虽然是写一个爱情故事，平冤案一事却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韩文撰写的碑文中说，皋陶的法律并不在于制定多少条文，而是主张教育为主、慎用刑罚，刑罚只是作为道德伦理教育的一种辅助。皋陶的慎刑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古代法律中历来对于死刑有着慎重的复核程序。即使在明朝那样一个极度专制的黑暗时代，传统的法律思想仍然在闪现着一线光亮，所以才有玉堂春昭雪的故事发生。
此碑高约3米，宽1.3米。碑文为正书，竖二十行，全文六百余字。许翔凤乡居自乐，不与时流论次，因而在书法史并不留名，但看他此作，全是大家风规，应在当时某些名家之上。明代许多人追随赵孟頫，脱不出姿媚之气。许翔凤此碑则从唐楷中来，运笔沉实，结体稳重，略似《玄秘塔碑》。全篇一派端庄肃穆气度，既有颜体的谨严雄健，又得柳体的刚挺坚劲，绝无轻滑流俗之态。无论其内容，还是其书法，此碑都是一件极其难得的珍贵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