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父亲照常去给婉西“念戏”。念戏是父亲所在的川剧圈子里的行话，实为“捋台词，练唱腔”，一句话，就是人坐在那里，将整个戏过一遍。在父亲所工作的那个县川剧团，父亲的角色有些特殊：司鼓。司鼓一职许多人未必能明白它的真含义。这么说吧，在每次由剧团美工用油彩画出来的海报上，有主要演员又特别是女主角的画像，然后就是导演和司鼓的名字。司鼓一般都排在导演的后面，但作用未必就比导演小。这么说吧，如果把舞台比做战场，那导演和司鼓都是战场上的指挥官。他们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导演主外司鼓主内。导演负责表演司鼓掌控节奏。导演着力的是观众的视觉感受而司鼓操心的是观众的听觉效果——轻重缓急、浓墨重彩或者轻描淡写，全出在司鼓手上了。这么说吧，如果我们做个实验，把司鼓负责的那一摊子都关了，把锣鼓唢喇胡琴三弦什么的都撤下，那舞台上的戏就成哑剧了，没有人看得懂它在说什么；但如果把演员撤下把幕布关上，就让锣鼓和音乐漫天飞，你大不了闭上眼睛，你照样还可以听上一会儿的。
这么一说，你大体也就明白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司鼓并不比导演差，甚至比导演更加“位高权重”。事实也确实如此。演出时，你已经看不见导演，可你只要往舞台内侧稍微看看，就能明白个大概：在舞台右侧，有一只圆桌大小的小台子，用木板和柱子支成，那是专为司鼓而设。就在内台与外台的临界点上，再迈出去哪怕一毫米，就是舞台了。司鼓的宝座设在如此敏感的部位，为什么？就为了高瞻远瞩统领全局。锣鼓一响，幕布一经拉开，这台上台下，台前台后，演员音乐锣鼓，就都归司鼓指挥。
但父亲的主要职责，是听觉，是节奏。因此父亲有个理论，父亲说，学戏的人，唱做念打，唱排在第一，唱功是学戏人的第一功夫。他还固执地说过，你只要唱功好了，你往那儿一站，吼上那么一嗓子，立马就把人的心吊起来，把人的听觉视觉、五腑六脏都吸了去，你就像一块磁铁，而观众就是那些铁末子，他就是不跟着你跑也不行。
由此父亲得出结论，人的听觉比视觉重要多了，也可靠多了。眼睛就常常欺骗你，可耳朵不。眼睛可以把白看成黑把驴认成马，可耳朵不，耳朵一是一二是二。有一个简单的例子最具说服力：人们都畏惧瞎子的耳朵，可没见过谁害怕哑巴的眼睛的。
父亲的话主观了。是站在自己的立场说话，有明显的王婆卖瓜嫌疑。但有一点却是确凿的，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给人“念戏”，主要的精力，都花去帮人练唱腔了。
我从小在川剧团长大，在戏园子里跑来跑去，在依依呀呀的声音中睡去或者醒来。每天早上，当我醒来时，我都有一个印象，父亲在给人练唱腔。那自然是一出尚未上演的新戏。剧本刚发下来，角色已经敲定，只要是父亲担任司鼓，他就有义务为新戏的主要演员练唱腔。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熟悉那些新戏的唱腔的，我也不知道父亲怎么能拿过一出新戏来，就能当老师，我只知道父亲的声音并不好听，就像我的嗓子一样有些沙哑，而那些担任主角的男演员女演员，他们都是名角儿，台柱，他们的声音从或高或瘦、或胖或结实的身体里发出来，都像鸟叫一样动听，都像海涛一样激越，都比父亲的声音好听多了。
有时候我便悄悄想，假如，假如父亲的声音也像他们一样好听呢，那他一定不会当司鼓，那他一定会去当演员了——内心里，我是巴不得父亲当演员的，最好能当名角儿。
可令我奇怪的是，那些名角儿都听我父亲的。那些名角儿，天麻麻亮就来到了我们家的院子里，敲开我们家那扇天蓝色的旧木门。父亲人还没出来，只有咳嗽声出来了，在黑洞洞的屋子里一声一声，鼓一样响。母亲先搬出椅子，然后是桌子。茶由父亲亲自泡。父亲对茶的讲究决定了，他必须亲力亲为。水必须翻滚，茶叶要多，盛在一只青花瓷的盖碗里，揭开碗盖，黄稠稠的一碗茶汤，上面飘几粒零星的茉莉花屑。
父亲就坐在那碗茶旁，张大了嘴，依依呀呀叫起来。他唱一句，那些名角儿唱一句，那感觉，就像父亲是一只领头打鸣的大公鸡，带领着他的小鸡，要把天叫破似的；那感觉，就像父亲在清理着一条淤塞的河道，父亲沙哑的嗓子就是掘进机，在别人的嗓子眼里穿行着，将那些淤泥，杂草，乱石，通通捞起来，扔出去，小河水欢畅地流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