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我的记忆有了选择，还是事实原本就是如此，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在清晨为之“念戏”的，总是一个女人，女演员。或许男演员们对于唱腔，只好比一只巨大而沉重的煤气罐，男人们三下两下就能把它扛上楼，而女人不同，女人扛不动，只能等男人来帮她。她们云朵一般飘进我家的小院，落坐在一张凳子上，让我的眼前恍恍惚惚。那些日子，我总是被他们的依呀之声吵醒，然后起床，吃饭，上学；我总是找出理由在门前出出进进，既想多看她几眼，又怕多看了几眼弄伤了我的自尊心。母亲倒比我坦然多了。母亲扮演着女招待的角色，就像在戏里，她总是演丫环，跑龙套。然而母亲能神定气闲地为之服务，缘于她的底气。尽管有云朵般的女人坐在对面，父亲却仿佛有眼无珠，父亲的眼里只有剧本，唱腔，然后就是盖碗茶。父亲的脸白净，严厉，小眼睛眯缝着，要么圆睁。他眯缝着眼时，是在看戏谱，要么就像酒微醺时，是在摇头吟唱唱腔里最微妙的部分；他圆睁时，不用说，是对那位云朵般的女人发怒，这时候，女人就如云变成了雨，泪汪汪的，还不敢随意落下。
除了“念戏”，父亲从不给女演员们任何表情，因此私下里，父亲挣下了一个印象——是个一流的司鼓，却是个死板的男人——这印象虽然欠佳却是我的母亲所欢喜的。
然而父亲这般威严而尊贵的印象并没能维持多久。转眼之间，商品经济的大潮来了，这股潮水首先冲开的，竟是剧场的大门。
父亲和母亲所在的县川剧团剧场，由一座古城隍庙改就。古时候的城隍庙，看上去是拜佛之地，实际还兼做集市买卖，正所谓赶庙会。佛事俗事都便达，因此县城里的城隍庙，竟如上海的城隍庙一般，位于城市的最中心，好比县城人的心脏。建国之后，拜佛之事废除，精神生活尚存，于是城隍庙改成剧场，由原来的旧戏班子铺底，再招进来一批年少无知的孩子，取名川剧团，旧时的戏子也就有了一个堂皇而动听的名字：文艺工作者。
我不知道戏子和文艺工作者，除了字面上的褒贬差异之外，就其本质而言，究竟有没有区别，但父亲以为有。父亲是真心实意想当一名文艺工作者的，而非戏子，为此他把一切都往这上边靠。他把工作称为事业，把他的心称为事业心，把他的司鼓行当称为艺术，把他的全部激情和心力，都用去制造舞台上的人生。但也仅限于舞台上。舞台之下，父亲就像一块燃烧殆尽的废炭一般，冷漠，刻板，了无生气。我还深记得偶尔去看父亲演出时的情景。舞台边上，那只圆桌大小的小台子，父亲称它为鼓棚子。父亲高高地坐在上面，一身便装，大冬天里，还系着厚厚的围巾。父亲苍白的脸杵在厚厚的围巾上，如一面鼓，紧绷，收缩，颤抖；而他的面前，是另一面鼓，大小和颜色都与父亲的脸相似，父亲手执一根竹签样的指挥棒，挥舞，旋转，敲打，那感觉，仿佛父亲没了，他化成了鼓，鼓化成了他。
每每，父亲从鼓棚子上下来，母亲会为他端上一盆热气腾腾的水，父亲称为洗脸。可父亲洗的不是脸，是背。父亲一件一件地脱衣服，再转过身去，让母亲为他擦背。一场戏打下来，父亲的背上成了河，而河床却像被火烧过的土地，贫脊，稀薄，流失了所有养份，母亲手里的毛巾在那贫脊的河床上，像船那样航行着。
洗好了，父亲换上了干净的衣服，坐下来。只有在这时候，父亲的脸上才有了温度，那感觉，仿佛炭燃烧之后，还泛着余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