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清明》2008年第05期
栏目：中篇小说
星期三傍晚快下班时，手机响了。
是成刚吧？
是我，国叔，有事吗？
这个星期天你带孩子回来，回来喝喜酒。国叔语气里压抑不住的兴奋。
我问：国叔，什么好事啊，要请我喝酒？
我生儿子了！
啊？
……
一定要回来呀！国叔仍在大声说着。我“嗯嗯”着，后面的话根本没听进去。国叔早已当了爷爷，怎么又生儿子呢？何况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县计划生育委员会和乡里的计生办是专门管超生的，能给国叔准生证吗？
晚上，我打电话问爸爸：国叔请客是怎么回事啊？
爸爸说：他去年找了一个女的，比他小19岁。秋芬和重阳还来闹过，他什么人的话都不听。这不，居然生了个儿子！还要大摆宴席，真是昏了头了！
爸爸似乎很愤慨。
国叔是我的小叔叔，比我爸小8岁，今年55岁了。他有一儿一女，儿子叫“重阳”，女儿叫“秋芬”，都已成家生子。秋芬的儿子上小学了，重阳的儿子也在上幼儿园，他们都和我一样，在县城里住着。只不过他们都是租房打工，而我是在机关上班。从小，国叔就看重我，我的成绩好，每回见到我就说我比他的儿女有出息，将来肯定能考上大学，坐办公室，不愁吃穿，不用辛苦。
我比秋芬小一岁，比重阳大一岁。小学时候，我们三个人在一个班上，读书、放牛、打柴、打猪菜，常常在一起。后来，重阳留级，再后来，我考上高中，秋芬没考上，就歇了学陪她妈妈种田地。
国叔长得一点不像我爸，国字脸，个子一米七左右，是那种给人一见就有好感的形象。他出生在抗美援朝的年代里，当时我四爷爷正上前线保家卫国呢，爷爷就说叫“卫国”吧。后来，四爷爷从部队回来，就一直在大队里当书记。那是什么都凭票的年代，在农民眼里，大队书记就是很不小的官哩，他可以管两千多口人呢，经常从这家吃到那家。农民最羡慕的是在食品站做屠夫，在客车上当售票员，在供销社当营业员的人……他们往往只看到一些可见的小好处，至于当大官好不好，他们没想过。所以，只要搭上一点“公”的边，身价仿佛就高了许多。国叔很活泼好动，又聪明能干，但读完小学，就不想再读了。四爷爷见他很招人喜爱，便说：你不上学，就到大队来吧，今后接我的班。
16岁的国叔高高兴兴地在大队部打杂，一年后，手扶拖拉机开始走进农村，大队就出钱去买了一台。这是我们整个公社的第一台拖拉机，国叔因为有小爷爷的扶持，自然成了第一个拖拉机手，很是荣耀。
听爸爸说，当时大队里有三个从上海来的下放知青，和国叔年龄相仿，国叔整天同他们混在一起，很少回家吃饭。他在大队干活，不回家吃饭，家里人也觉得很正常。后来有传言说，国叔在同其中一个女知青谈恋爱，很热火的。但不久，同国叔谈恋爱的知青回上海了，半年后，另外两个也走了。国叔很是失落了一阵子。这时，爷爷正在为国叔物色对象，国叔看了几个，都摇摇头。我想，国叔那时一定自视甚高，有一个当大队书记的小叔叔，自己又在大队开拖拉机，那时能开拖拉机的人真是凤毛麟角啊，何况并不是每个大队都有呢。
国叔在20岁时就结婚了，妻子是一个很老实的农家女儿，只上过扫盲班，长相端庄。年龄和国叔一般大，同年同月。
我这个婶娘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勤俭而厚道。我小的时候，经常同重阳一起玩耍，饿了，就跑到他家厨房的土灶里，掏烧熟的山芋，香喷喷的非常好吃，有时候还能弄到糯米粑，我们便用油煎，有时用火烤。婶娘烧的菜虽然算不上美味佳肴，但也很好吃。因为国叔会烧菜，国叔烧的菜在村里数一数二，因此常常被人家请去烧喜宴。几年一过，婶娘也学了不少，比我妈烧的味道要高出一筹。在国叔家蹭饭，是我上中学前的一大喜好。
七十年代末，国叔到乡屠宰场当了几个月的工人，但不知怎么回事很快就回来了。回来后的国叔总想着干一番事业，他跑到邻县的酒厂去取经，不久就在家里自己做起糯米酒。酒做出来时，乡邻们都欢喜地去尝，我也喝过，很黏稠的，酸酸甜甜，味道不错。大家都说好喝，你就多做点，我们以后也不用去商店买酒了。但几个月后他就不干了，说“不划算”。我问秋芬，秋芬说，好像是一样多的米只能做人家一半的酒。做酒用的设备全搬到木楼上搁起来，剩下的几十斤酒全部留给自家喝。国叔想想，这样子还是不行啊，穷得烟都没钱买。还是利用自己活络的特长吧。国叔便捉了几只鸡买了一瓶好酒跑到信用社主任家，贷款买了辆四轮拖拉机。国叔做生意很活，嘴甜，拖拉机开得很红火，但十分辛苦，严寒酷暑起早摸黑，随叫随到。没想到两年后却出了个事故，国叔赔尽所有的积蓄，就对开车没信心也没兴趣了。车子一卖，他把卖车的钱用来在村部边上开了个日杂小店，还摆个屠凳卖肉，平常的日子过得比我家要滋润多了。
国叔从16岁就在大队部里干，到后来反倒混回家开店，到底还是没接小爷爷的班，比他年龄小比他能力差的人后来都混上了书记主任会计民兵营长什么的，他反而回家开个小卖部，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从来没问过他。国叔不是党员，自然当不上书记，至于他为什么不入党，或许是他自己的政治觉悟没那么高。自从国叔结婚分家后就搬到远远的村头路边盖了座新房，比我家住得宽敞不说，平时的生活也比我家好得多。离得远，自然来往就少些，何况爷爷去世后，兄弟几个还闹了点矛盾，爸爸就很少过问国叔的事了。爸爸一门心思都放在我们兄弟几个的读书上，全家就爸妈做点农田，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更谈不上讲究吃穿住。我一直读书，中学后又读了四年大学，只在每年春节去国叔家拜年，顺便陪国叔喝一顿酒。国叔的酒量不小，而且有些贪杯，在我的印象里他与我爸爸没一点相似之处。我四奶奶就曾笑过：你爸和你国叔，哪像一个娘生的？你国叔是吃喝嫖赌样样在行，你爸呢，一样都不行，只知道养四个儿子！
这是真的。我爸没读过多少书，但牢牢记得一句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无论家里多么困难，兄弟四个，个个都念到高中以上，两个读了大学，有了工作。我弟弟大学毕业后，到北京一个部委工作，三四年就当上了副处长，每次回家十分荣耀，乡邻们争相请我们吃饭。这个时候，我的父母整天就笑得合不拢嘴。而国叔家的重阳和秋芬呢，勉强读了初中就回家种田了，国叔平时是从来不过问他们读书情况的，国叔对他们说，能考到什么地方就读到什么地方，不要想复读。不是我不把你们读书，你们考不取，不能怪我。我只念了个小学，你俩好歹已经念了初中。
其实，那时秋芬十分想读书，但国叔不让她复读，一个16岁的乡下小女孩，能拗得过爷娘老子么？还不是国叔说了算。听妈妈说，秋芬哭了好几场，她实在不想回家种田。我去高中报到那天，经过她家门口，秋芬追出来送我一程，说：成刚，你的成绩好，命也好，大伯知道培养你们，不像我爸从来不管我和重阳的事。说着说着眼眶就红了。我知道秋芬和重阳实际上比我可怜，国叔很少落家，他是“毛狗脚”，从来不歇一会儿，没事时喜欢打牌，时常深更半夜都不回家。婶娘性子懦，又没见识，每天一日三餐洗扫猪鸡，人畜一窠箩，还有田地活计，就够她忙的。哪还有心思去管许多？何况国叔从来都没把她当回事，在国叔眼里，婶娘只是个劳动机器，只需有吃有穿就行了。后来，打工潮起，全县有十几万人都“孔雀东南飞”了，每年腊月，又像候鸟一样回家过春节，带回满口袋的钞票。国叔对钱是非常敏感的，听着别的做爷老子的炫耀，心里很不是滋味，便回家念念叨叨，说秋芬，这么大的女孩子，在家一晃就要到婆家去了，不趁这个时候去挣点钱哪中？秋芬被说得烦，况且在家跟着妈妈种田也不甘心，听着回来的村人们的描述，外面的世界花花绿绿，很精彩的，出去见见世面也好。就在17岁的那年春节一过，相跟着一帮伙伴们去福建做缝纫工，重阳在县城里跟一个远房亲戚学电焊。国叔说，学一门手艺，终身不愁吃穿。
现在想来，那时国叔满脑子只想着赚钱。他的观念倒是很先进，只是目光短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