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初中是在贵州念的,我的高中又回到了上海。
初中时期,我的音乐教育几乎停止了。没有人要求我练琴,我的京胡挂在墙上,蒙着厚厚一层灰,雨天过去以后,蛇皮裂开了。
初中我的教育主要是在课外完成的,父亲给我准备了很多诗书,为我制定了一个计划。我读这些书,读得很苦,失去了和别的孩子玩闹的机会,变得像个书呆子。好在家里有一台电唱机,我和妹妹经常用它听音乐。我妹妹学的是大提琴,现在钢琴弹得也不错,可是她似乎与音乐无缘。那时,妹妹是我的音乐同学,我们听柴可夫斯基,听贝多芬,听斯特劳斯,听得如痴如醉。可是,有一天,父亲突然问我们:“这些有什么意义呢?你们谁能告诉我这里究竟写了些什么呢?”我终于发现,父亲是很不懂音乐的,他有时甚至很讨厌音乐。后来,我搞乐队,我们的作品他也不欣赏,与我合作的人,他也不怎么喜欢。我就更断定他是恨音乐的。可是,多年以后,有一天我从谋生的路上回到家里,他告诉我他刚做了一个梦,在梦里他仿佛听见我在吟唱,而且歌声清越,就像从后楼传来一样真切。我渐渐发现,我不在家的日子,他总是拿出我的唱片一遍一遍地听。现在,我几乎和谁都不怎么聊音乐了,却经常和我父母聊。我发现,他们的反应是那么敏锐,那么准确。尤其是父亲,他的耳朵有点聋,我在钢琴上写一首歌,他似乎没有听见,可是,忽然他就会注意到一些很不平常的细节。
因为要升学,我再次孑然一身回到上海。这个城市和我离开它时已经很不一样了。街道不再安静,行人也多了起来。我时常独自回到徐汇区永嘉路一带徘徊,并不去找小学的同学,只是想在那些弄堂和三角花园听取我们孩提时代嬉闹的动静。可是,除了风声、雨声和流行歌曲的靡靡之音了,什么都听不见。我再次回到我们曾经常去的电影院,在那里,出其不意地遇到了原来读过《论持久战》的小同伴,他告诉我,我走以后大家还在一起玩,可是,后来闹腾得事越来越大,直到有一个犯了强奸罪被逮起来了。
两年前,我又想起这些往事,一些声音挥之不去,就写了一个弦乐四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