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秋，我开始在上海中医学院医疗系上学。这个学校在业务上算得上是一流的。
当时，各大学的诗社林立，沙龙俱乐部群起。我因为写诗，不免受到吸引。在上海大学的一次关于“星星美展”的讲座上，我结识了不少各院校的学生诗人和社会上的文艺青年。和他们的交往，极大地影响了我的思想。我也开始在我们学校组织文艺小团体，发展和推动新诗运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1985年冬天，各团体在华东师范大学丽娃茶座开了个大会，参加的有一百多人，会后《大陆》创刊。默默、孟浪、刘漫流、京不特等，当时与我过往甚密。因为在很多问题和观念上，我与《大陆》有距离，所以并没有参加具体工作。参加新诗运动的许多人是出自追求理想的，但是，后来有一部分人走到了人民的反面。我经常在工作之余，想起那些难忘的日子，朋友们的音容笑貌。
那时，究竟还是孩子，不谙世事。我们简单地学习嬉皮士，经常夜宿女生楼，实际是情窦初开的年龄，却做尽了彼此伤害的事情。我和诗社的几个男男女女，扒火车，南上北下，喝得酒气熏天，裸卧在农民的庄稼地里；抽烟抽得昏天黑地，舌头麻木，满嘴发苦；在解剖教学楼顶彻夜长谈，玩恋爱游戏，最过分的一次，七天只睡两个小时；为了追逐一个德国女孩，拼命学习英文、德文；一直到最后，在药理实验室寻找麦角胺酸，查阅大量书籍，配制兴奋剂。
好事也做过不少。在东安公园搭救落水的服毒青年；每星期五，定时去照看一位癌症晚期病人：辅导邻居的孩子学英语：组织同学和不讲理的校方膳食科斗争；赈济经济条件差的外地同学；逢年过节为年级活动排节目；冬天在医院实习，把听筒在自己胸口焐热，再放到病人身上。
可是，到底是膨胀的虚荣心占着上风，一切不过是为了出出风头。这就得罪了很多人，尤其是政工干部看不惯，打定主意要整我。后来，我又组建摇滚乐队，还响应1985年底的学生运动写了大字报。在开完第一场音乐会后，我被市公安局请了进去。经过三个月的调查，我的问题被退回学校处理，可是校方不准备接纳我，他们把我送进了劳教农场。在劳教农场，我一待就是三年。
关于组建乐队，是受了艾伦·金斯堡的启发。很少有人知道，金斯堡在八十年代来过上海。因为当时有些害怕他，不做大范围的宣传，怕他突然坐在上海的街头就扯开嗓门唱起来。讲座是在复旦大学的一个小楼里举办的，外国留学生都仰慕他，纷纷前去。我是随我的德国女朋友去的，原来也并不知道广告上写着的beats就是“垮掉的一代”。金斯堡朗诵了《母亲》的片段，声音富有感染力，忽吟忽歌。他还拿出他的单音手风琴和澳大利亚岩石，介绍独特的吟唱艺术。讲座后，我和他交谈了一会儿，主要是关于他感兴趣的中国现代诗的问题。
我曾经深感汉语书面语与口语两异的好处，也极为诗与歌在语言的长河中终于分离开来而尴尬。金斯堡的吟唱似乎给了我一点提示。汉语的现代化是否有必要恢复弦歌的传统？作为听觉的语言是否简单等同于粗放的北方口语？汉语现代化只能走印欧化的路吗？白话文的俚俗化如何通俗化呢？
我首先想到的是唱诗。把诗文拿来唱诵，不仅是一种检验，也是一种直接的试炼。我的工作由此真正开始了。我和学建筑的一个学生叶亏夫组建了一个创作组，取名为“再见”，其后，又易名为“太阳同伴现代城市民谣演唱组”。不过，那时是混乱的，忽而唱诗，忽而摇滚，又忽而民谣。其实，只不过与我们接触的书本和唱片有关。伍迪·加瑟，琼·贝兹，鲍勃·狄伦，约翰·列农，弗拉基米尔·维索斯基，陈达，努葡拉……一长串人物与我们形影相随。我们还不太明确要走的路，举步维艰，苦苦摸索。另外，成长的主题还没有完成，我们的生活也是忽明忽暗。
我又开始捡起我的音乐，学起了吉他。那是1984年到1985年之间，这段日子我变得沉静起来，不屑于去参加社会上的活动，对书斋式的文牍主义的现代派兴味索然。我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学习和声学和体验语言上，和乐队成员一星期一次的排练交流和创作讨论成为工作的中心。我再次闻到了初春丁香花的气息，再次注意到少女们含蓄的美——固定时间在同一个车站候车的人，缜密的雨水和栖息在电线上的野鸟，引伸到海滨的铁路线，这一切都会引起我的关注。日子变得有序起来，然而，新的开端却被粗暴打断。我失去了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