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师傅袁世明个儿矮，人糙，长得不怎么招人待见。三十好几了，还没说下一房媳妇。但他有绝活，米闸一拉，雪白的大米哗哗放下来，过磅，不短一分，不多一毫。他给人称米从来不拉第二把，人送外号“袁一把”。我不行，我得拉好几把。有时候拉多，有时候拉少，跟人跑肚蹿稀似的，没个准谱。老袁跟我说，熟能生巧，你得常拉，拉熟了就好了。
袁世明不太管我，也不拿什么架子，我们师徒关系和谐。没什么不和谐的，我爱看书，他爱跷着二郎腿喝茶，眼珠子跟着进进出出买粮买面的人转来转去。他有一只印有“C城粮管所某届职工代表大会”的搪瓷缸子，走哪儿端哪儿，寸步不离。据说这只搪瓷缸子的历史悠久而辉煌，是袁世明的门脸儿。
“好家伙，整个粮管所好几百口子人呢，职代会，不是开玩笑的，凭什么呀？就凭这手业务，袁一把！什么时候你成‘丁一把’了，你也能端上这么只缸子。”袁世明吧唧着嘴，把一枚不慎溜进嘴里的茶叶又吐回缸子，抬头跟我说了这么一句。
我其实对那缸子顶瞧不上眼，但嘴上不能说，袁世明是我师傅，师傅的物件是能随便亵渎的吗？我只能点头哈腰地说您这荣誉我一辈子也赶超不了。袁世明心里老鼻子高兴了，笑不唧儿的在那儿装模作样地说，哪里哪里，青出于蓝，青出于蓝哪。我心说你都“一把”了，我再他妈青出于蓝还不就是个“半把”？
饶是如此，我也要加强学习和锻炼，我吃苦耐劳，不耻下问，对领导和群众皆笑脸相迎，很快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有时候面组的陈群会叫我过去扛袋面粉什么的，袁世明也不拦着，都是革命群众嘛，大家相互帮忙。但是油组的梅燕会私下里到米组这边嘀咕：以为自己是谁呢，这点儿活儿还要喊小工呀？小丁新来的抹不开脸，老袁你也不帮着你徒弟，看着他给人剥削！
袁世明有点儿下不来台，但对着这个轻启樱唇啁啾起来挺凌厉的姑娘发不了脾气。梅燕漂亮，是那种有目共睹的漂亮，但凡漂亮的姑娘，有点儿小性子大家都可以忍。尤其是袁世明，几乎是有几分讨好地顺着梅燕。
我们人手宽裕，你要是有活儿的话，只管言语一声儿。袁世明和稀泥地笑笑。
你倒会做人。梅燕嫣然一笑，一扭一扭地走了。
小婊子弄的，就会骚情！陈群到底是知道了，知道了就跳着脚骂，王主任奓着手，拦都拦不住。
“怎么的？老娘给人欺负到头上还不能言语了！”陈群嘴上不饶人，手底下也利索，一闪身，晃过王主任，“刺”地就挠下梅燕一块皮。这一招够狠，饶是我悬梁刺股饱读武侠圣典，没辨出何门何派。陈群的步法和手法皆显示出修炼经年的深厚功力，叫人眼花缭乱。
梅燕被挠得“嗷嗷”直叫唤。袁世明吸溜一口气叫了声“哎呦”，好像他也被挠到了似的。
陈群把梅燕给打了。梅燕心里委屈，要王主任给个说法。王主任说，日恁奶奶个脚，我能给你啥说法！你先骂她没有？
梅燕说我是那么没素质的人吗？
王主任说你那么有素质你跟她计较？她吃着舒必利的，你也吃错药了？
梅燕就不吭声儿了，小肩膀一抽一抽的，睫下缀着一颗颤悠悠的泪珠子。我心下恻然，觉得这颗泪多少跟我有点儿关系。
打这以后，有意无意间，我难免多看梅燕两眼。我发誓这多看的两眼无关情色，梅燕其实不如叶薇薇漂亮，从审美的角度来讲，我已经是曾经沧海的人——那么近距离地接触过叶薇薇之后（我至今还记得叶薇薇一回头，那蓬松的发梢轻拂上我脸颊的清甜味道），我对梅燕基本能够做到目不斜视。但是，那睫下有泪的美人却无法不令我怦然心动。怦然心动，对，这词儿不赖，让我非常有感觉。我遂决定再也不跟彭爱民、付华换班了。
这期间叶薇薇给我写过一封信。她跟我描述了她大学里的美好生活，说她怎么上食堂打饭，怎么去图书馆读书，怎么到学校大礼堂听大师们的讲座，整封信充满了朝气蓬勃的大学生的理想色彩。最后她问我复习得怎么样了。这让我感觉很不舒服，在我心中不知怎么就生成这样一幅画面：一位年少多金的富姐儿，正拿鎏金坠儿的扇把子挑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倒霉后生的下巴。我决定不给叶薇薇回信，因为我不能顺着这只扇把子抬起我高贵的头。操，我怎么就认为我的头是“高贵”的？
日子过得四平八稳，稳得我都快睡着了。后来冷不丁出了一档子事，让我好一激灵。事主是李涛，那个常跟我混在一起飙“飞鸽”的哥们儿。虽说很多年后，李涛开始飙“保时捷”，但他坦承远不及当年撒着把儿跨在“飞鸽”上的感觉过瘾。那时他已经有了充满真知灼见和厚油肥膘的大肚腩，对速度的要求非常严格，就连百公里提速若干秒的跑车，他也说没啥感觉。他总是无限回味地念叨，跨上“飞鸽”，那他妈才真是风的速度。不过在那个扯淡的仲夏夜里，即使骑上“飞鸽”也难得拉出一丝儿风。空气稠滞，似乎被七月的溽热黏住了，我和李涛骑着单车穿行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像两个不必御风就能随意飘荡东西南北的幽灵。繁星满天，若有所思地追视着我们的青春。如果我停下来，也许就能有所体悟，历史的天空其实缀满无限可能。但我没有。我一路吆喝着，把时间洒在了许多庸常的荒唐路上。
我来红星粮店已经一年多了，李涛还在待业，他的时间就比我更宽裕，接触的人也多，但据我爹讲，这些人大多“来路不正”。我和李涛玩得来，李涛和另一些人玩得来，所以偶尔，我也和另一些人玩儿。我无所谓。我不管他们来路正不正，我又不是跟他们干革命，不需要根正苗红。但问题是在这一堆无业游民当中，唯独我有根有底，所以一出事儿，到底是我最吃亏。
李涛跟我说他看上一个姑娘，为了这个姑娘，得跟人干一场。我说你不是在追叶薇薇吗，怎么又看上别的姑娘了？李涛说，操，远水解不了近渴！明晚八点，回龙桥，揍那小子，去不去？
第二天晚上，我从床底下把念书时背的黄军挎翻了出来，没款没型地往身上一挂，就出了门。我没骑车，直接撒丫子去的回龙桥。按李涛事先的部署，埋伏在东面桥墩子下。我到的时候已经有人来了，相互都认识，知道是自己这部分的，点了个头，蹲下。暗里我一数，黑魆魆的有七八颗脑袋。心想这阵势不算小，待会儿老子得警醒点儿，人多，混战起来顶好光吆喝不出力。摸了摸黄军挎里的半截砖头，心里稍定。本来说好了把我妈的菜刀摸出来的，但临出门的时候我忽然觉得目标太大，就改了主意。幸好这主意改得及时，后来我们被掐进局子的时候，我是唯一一个没有携带“凶器”的。
李涛跟那小子在桥面儿上“谈判”。赌注是一个姑娘，筹码是桥下边这七八个弟兄。我觉得这情况相当滑稽，心情非但不紧张，居然还挺他妈雀跃。我们无比期待地支棱着耳朵听着上面的动静，单等李涛“啪”一摔汽水瓶子，就一跃而起，冲上桥去一番厮杀。
“对方有多少人？”这时我听到暗里有人叽咕了一句，才想起这是一个重大问题。
“啪！”没等到明确回答，桥上汽水瓶子就摔了个脆的，战斗的号角吹响了。
我几乎是迷迷瞪瞪地跟着人群跳出战壕的，我看到黑魆魆的一片人头，肱二头肌不由自主地就绷紧了，我呐喊，我冲锋，我奋力地抡起了黄军挎……混乱中我大致估摸了一下，对方在人数上应该跟我们不相上下，因为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分到一个同样咬牙切齿的对手。这样一来势均力敌的战斗令人热血沸腾。我先前那种“只吆喝不出力”的投机念头完全被暴风雨般的力量压制住了，我怀疑自己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被偷偷注射过鸡血，此时完全处于谵妄状态，病毒感染一般歇斯底里地手舞足蹈，形容狰狞，壮怀激烈。而大家看起来和我没有两样，全部都是严重子宫脱位的症状！
这么大的动静，当然很快就引来了人民警察。我们被一网打尽，没收了十几支裹着电工胶布的钢管、若干条铁链子和一把西瓜刀。从装备来看，我显然不够专业。
在红星派出所，我们被要求抽下裤腰带双手抱头做下蹲静止运动。我们的裤子因为缺乏必要的束缚，一律没有尊严地垂到胯下，充满了滑稽的悲怆意味。当我蹲在墙角的时候，悔恨汹涌地漫上心头，几乎从眼角溢出来。
几个民警分头给我们做笔录，其中一个看起来还算比较慈和的老头非常认真地凑到我面前，剜了我一眼后，说了一句话。我终于再也憋不住，让一颗水滴状的悔恨痛心疾首地溢出了眼眶。他说：“呦，这不是红星粮店的吗？”
这老头的眼睛真他妈毒！
我飞快地胡噜了一把脸，像是努力把一张变形的面具恢复原状。
事情其实不算大，没造成什么后果，主要是批评教育，再就是罚款，然后找人签字作保领回去。李涛的爸爸来了，我爸爸也来了。但李涛他爸爸交完罚款、签完保证书之后就把他领出去了，我不行。我爸爸急了，找派出所领导。派出所领导，也就是那个拥有一双火眼金睛的老头说，李涛是社会闲散人员，家长能作主；你儿子不行，得他们单位来领。
我的单位是红星粮店，所以必须由粮店主任王洪生来领我。
“日恁奶奶个脚！”王洪生来领我的时候，一拳捣在我的胸口，“你小子不孬啊！”
我无法不对王主任感激涕零，据说他为了把我捞出局子，帮“火眼金睛”他们搞了一批计划粮。后来他把我叫到僻静处，拔出一根烟，眯起了眼睛问我怎么想起来在书包里装砖头的。我说书上看的。王主任饶有兴趣地问哪本书还教这个？我搔着脑袋，确实想不起来了，但是又似乎记得每一本书里的高手都说，要手中无剑，心中有剑。王主任笑起来，络腮胡子一抖一抖的：“日恁奶奶个脚，你小子不孬！好个‘手中无剑，心中有剑’，省下两百斤。”原来，因为我未随身携带“凶器”，不属“蓄意”，“火眼金睛”原则上做出了让步：原定两百公斤的计划粮减半。
我出去那天，整个派出所像过节一样，大盖帽们喜气洋洋，呼朋唤友，分油分粮。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我，红星粮店被红星派出所吃了大户？日恁奶奶个脚！一种与红星粮店荣辱与共的崇高情感油然而生，我感到自己很严重地拖了一个伟大而光荣的集体的后腿，我为自己做出这种卑琐放诞的行为感到羞愧。从此，“我是红星粮店的”，俨然成为一个信念，牢固占领了我的精神高地，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历久弥坚。以至于很多年后，当“红星粮店”作为一个时代符号不复存在，我还在固执地寻找那个被历史吊销的名字。真他妈不可思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