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是星期日，不出早操，也不上课，丁卓睡到10点才起床。
刚进6月，人们就感到了酷夏的那种燥热，连呼吸都觉得热辣辣地难受。
邓玉山洗脸回来对丁卓说：“推子坏了。”
为了省钱，班里的男同学凑钱买了一把推子，互相理发，虽说发式差些，能把头发弄短为原则。推子坏了，便没了辙，顶着一头长发，就像戴了一顶毡帽，头皮都长了痱子。只有星期日才有时间整理内务，丁卓和邓玉山来到街上的理发店，一番讨价还价，说定了剃光头，不刮脸，两个算一个，出两毛钱。
那年月，有5毛钱，8个同学就能去饭馆大餐一顿。5毛钱一碗红烧肉，8大片，每人一片，谁出的钱油汤归谁。一大片香喷喷肥嘟嘟的肉片嚼在嘴里，那种感受绝不亚于一个异性的热吻。若花两毛钱理个发，岂不是极大的浪费？更何况丁卓和邓玉山都没了父亲，属于特困学生，一分钱对他们来说都是宝贵的。
那时，最怕听到的一个字就是钱，一提到钱就打心底里发怵。我们低年级的学生每人每天7碗饭，每月伙食费7块钱。相当一部分学生为每月的伙食费犯愁，除了依靠家里，自己也要设法自力更生。
剃光了头后，邓玉山借了副箩筐去挑煤。煤矿距城里10里地，5毛钱100斤，挑到城里能卖到一分钱一斤。邓玉山个子高，有力气，又是村里的孩子，挑担的活儿自小就干惯了。只是县城里的市民有限，若不事先联系好，挑来煤也没人要。好多同学看上了挑煤这行当，竞争也就空前激烈。外加一担黄土或一担水，服务越来越到位。为了那几毛钱，他们宁愿多出点力气，也要想方设法保住老主顾。
丁卓就不同了。城里生，城里长，身单力薄，挑担子就像扭秧歌。他也有自己的招数，去各单位的垃圾堆上捡骨头，一斤骨头二分钱。或者去残墙根下刨砖，一块砖一分钱，辛苦一天也能弄几毛钱。不管怎样，每月必须按时交足7块钱，否则，事务长就要点你的名，或停你的伙食。
星期一早上，丁卓一进教室便迎来一阵哄笑。
教室里十来个光头戳在那里，犹如十来只大灯泡那样刺眼。这些光头望着他，他望着这些光头，不觉“哧”地一下笑出声来。顺口说道：“好家伙，光头会呵！”
班里不少男同学不约而同地剃了光头。平日里这些男生都留着分头，区别不大。一剃了光头，便露出了各自的庐山真面目。光光的脑壳各不相同，方形的、圆形的、扁形的，高前额、大脑勺……惟有邓雨山的脑袋最有特色：中间高，两边低，又尖又亮。浓黑的眉毛下一双不太大的眼睛，抑郁、机警而又自信，颇有些像蒋光头。不知是谁说了一句：“你们看，邓玉山像不像蒋光头？”大家又是一阵哄笑。从此，邓玉山便落了个“委员长”的头衔。
这光溜溜的葫芦瓢甚是好玩，免不了就有人上去摸一把。如果教室里全是男生也就罢了，偏偏班里的女生比男生还多。在女生面前，男生最要面子，这和尚头岂容别人乱摸？于是，便追上去报复，不想又被身后的人摸了一把。一刹时，你摸他，他摸你，追逐嬉戏，欢笑声此起彼伏。女生们虽未参与其中，而那欢畅尽情的笑声却格外的清脆爽朗，也隐隐流露出一丝羡慕，甚至妒嫉。无奈，光头仅属于男生，女生们只能望头兴叹而已。
头天晚上喝下两碗稀汤寡水的合子饭，已支撑了一夜，经过这一番闹腾，又把仅剩的一点热能耗尽，浑身便软了下来。坐在位子上，静听着自己和同桌肚子里“咕咕”地歌唱，那滋味实在是对一个人意志的磨炼。
对付饥饿唯一的办法是喝水。喝得多也就尿得多，以致尿水都没了臊味。丁卓又去了厕所，洒完尿，身子一激灵，一缕阳光射进他的眼帘。在他避开阳光那一瞬间，无意中瞧见土坎上、也就是学校的后墙上稀稀疏疏趴着几棵不知名的小草。墨绿色的叶片中绽放着几朵紫蓝色的喇叭花，在晨风里瑟瑟地抖动着。他便踩着茅墙爬上去，探身采下那些花朵。那花朵蓝中透紫，紫中透红，分外妖艳。他想，如此惹人喜爱的鲜花若是能吃该有多好啊！便下意识地把花的尾部用嘴唇噙住，轻轻一吸，立时感到一丝淡淡的甜意，久别了的糖的滋味又回到了记忆中。只不过这花朵太娇嫩，也太少，没几下就被他蹂躏得不成样子了。遗憾的是，这花又涩又苦吃不得，实在可惜。
多年后他才知道，这种小草俗称“泡花”，学名叫野地黄，无毒，嗅之微甜，食之苦涩。至今回想起来，口中似乎还有一丝甜意。
那时，对吃的似乎也特别需求，在吃饭排队的先后次序上就费尽了心机。一天三顿饭，除了中午吃得稠一点，早上和晚上都是老规矩——合子饭。
所谓合子饭，就是小米、白菜、萝卜、面条一锅煮。那些有形的东西总是漂浮在上面，排在前边打饭，舀到这些有形食物的机会就多。要么排在最后，锅底上结着厚厚的一层锅巴，虽然一股焦煳味儿，却很实惠。若排在中间可就苦了，两碗稀溜溜的糊糊，一泡尿就啥也没了。开饭的铃声犹如冲锋号，同学们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争先恐后地奔向食堂。铃响之前碗筷必须握在手中，这点常识人人具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