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作家》2010年第04期
栏目：韩国当代文学专号
崔奫1953年生于首尔。西江大学韩国文系及同大学院毕业。法国普罗旺斯大学法文学博士。现任西江大学法文系教授。1988年，以在《文学和社会》上刊登的小说《一瓣花叶悄悄落》进入文坛。出版作品集有《你不再是你》《一瓣花叶悄悄落》等。获“东仁文学奖”；以《“哈娜扣”不在》获第18届“李箱文学奖”。另有重要作品《爸爸监视》《你不再是你》《无声无息中一片花叶凋谢了》等。
大约有二十年了，那个时期的往事就像一个灯光闪烁的舞台一样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每次回想起那段时光，我的脑海里总是勾勒出一幅青绿色的阴暗图画。但是，在这阴暗图画的一角，画有窗户的那一边，似乎也有丝丝缕缕的温暖阳光照射进来。可那是混乱的，而且首先是悲伤的。难道是因为还没有完成的缘故吗？但是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真的有“完成”这样的说法吗？唉，那个时候……是一个无法让人轻易忘记的过去。虽然时光非常短暂，却影响了我的一生。即便如此，人生中反反复复的力量总是强大的。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在青绿色的图画上，随着风风雨雨花开花谢，像慢慢愈合的伤口一样，结下的疤痕在慢慢地脱落。
我们——对，现在也可以叫我们——每天晚上沉浸在一种无法理解的热情之中，把自己囚禁在那个没落的印刷所。那只不过是首尔城边上一家破旧的商店旁一个普通印刷所。我们差不多有三个月每天晚上都见面，但对对方都没有什么了解，只有埋头工作。那个平凡的印刷所的名字，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怎么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只能说是精心设计的记忆的刹车装置的结果，没有别的解释方法。
那段时光恍如昨日，却又像是今天发生的事一样浮现在眼前。因为我偶然瞥了一眼日报，看到了上面的三四行社会版报道。引起我注意的是已经过去两天又或是以前废弃的报纸上面的报道，所以肯定是一个细微而重大的事件。坐在国立图书馆资料室里的我，该翻阅的不是社会版报道而是社论版报道，因为我正在为一个雇用我的专职教授的一个著述查找资料。
我不能说是读了那个简短的报道，我的目光只像闪电一样迅速地在那个报道上划过，因为说在读之前我已经看清楚了那个报道的内容。扩大了的我的名字猛然跃入眼帘，我的心像着了魔一样开始狂跳。因为狂跳的心脏，我茫然地坐了一会儿，然后又像吃惊似的迅速扫了一下四周。资料室的这一边好像总是这样空着，只有一名已经在这儿坐了好几天的，把统计资料放在那儿却半天都是迷迷糊糊的戴眼镜的男子。
那个时候，我一边像在练习极其暧昧的话一样抖动着嘴唇，一边偷偷地读了那篇报道。像是背诵那些总也记不住的公式一样，反复读了几遍。那篇报道如下：
上个月26日，在纽约的哈特公园发现了一名死亡的韩国女人。死者身上带着一份过期已久的护照，护照上的名字是江贺媛（41岁），但韩人会已经否认了她的身份。出现在非法滞留名单上的这个女人，死因被判明是由于身体衰弱饥饿致死。
我确认了日期，开始翻阅其他日报的社会版。在其他的报纸里也只能找到和这个类似的报道。我的视线回到摊开的报纸上。剧烈的心跳平静下来，慢慢地从心灵的深处涌上一种奇怪的有一点痉挛似的感觉。首先，那是一种好像历经了很长时间，无论如何也无法修复的后悔，但并没有任何具体的对象。稍后，在那后悔的位置慢慢坐下来，有一种放心的感觉，虽然这有些不合常理。
在报道的当时，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看了这个报道会有什么反应呢？那时，为了第一时间互相取得联系，应该跑向电话，不是吗？但是说不定我们中的任何人都没看到这篇报道。最重要的是我已经被人们遗忘得太久了，可能他们不用看新闻，早已经预料到了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我不管这些，急切地从包里找出以前的联络地址翻看着。虽然现在想快点儿取得联系并和他们见面，但这些平日里工作繁忙的人们的地址我以前一次也没用过，就一直那么放在那儿。
我用颤动的手摸摸圆珠笔的笔尖儿，在报道周边画了条很深的线，把报道裁了下来。我把裁下来了的报道放进记事本的内侧，深深地夹了起来。我整理好看过的资料和书包后，走出了国立图书馆，秋日的天空一片晴朗。
那个时节我们——为什么我在“我们”这个单词面前仍然感到羞涩和不便——总共是四个人。当然我们从一开始并不是“我们”。我认识的很多人也可能对我对“我们”这个词的使用持反对态度，但我不管他们的见解，勇敢地坚持使用了“我们”这个词。
制造了“我们”的是亚历山大大帝冷酷的《暴力视学：无名无政府主义传奇》一书。但是，并非是这个毫无意义的书名有多么重要，而是因为这是留在我记忆里的唯一的书名。
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刚刚结束，我就把教材全部卖掉，准备用卖教材的钱买下个学期的教材。当时我正处在困难时期。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在来往多次的清溪川的一家旧书店里，以方便面的价格购得了这本无名著者的书。现在只记得那用悠久的黑色装订的书是以“同志啊，如果你有勇气，就把束缚你的这本书扔掉吧；如果你有意识，读完这本书就把它扔到火里烧掉吧……”之类的富有煽动性的引文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