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我努力地在旧书店挑拣这些已列为禁书的旧书的同时，一边觉得自己有点聪明，一边好像也体会到了收集的快感。但是，在钱花光了的时候，我又不得不把它们卖掉，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存钱的方式吧。这些书命中注定是要离开我的租赁小屋的，所以我倍加努力地阅读。那个时节，我只不过是一个为了节约生活费而不得不往返于清溪川的旧书店的一名穷学生，最平凡的不引人注意的那一类人。再加之，总感觉会有什么人从老家把我抓回去，所以一直被这种莫名的不安折磨着。如果那样的话，连这个小小的房间也要交出去，又被拖回去，这让我无论怎样都无法自由自在。课带上不上的，有时候为了挣零用钱，白天也给那些小鼻涕孩儿们当家教。从早晨开始一直做到很晚，什么国语、英语、数学什么都教，连一次都没学过的自己也不甚清楚的科目，应孩子的要求，当天预习后就去教课的事儿也是数不胜数。这种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露馅儿的事情，只要有人拜托我都去做，因为当务之急是存钱。每天晚上回到冰冷的小屋，刚刚开始学习的吸烟是我唯一的乐趣。
有一个学期运气特差，一个家教都没有骗到。那个学期还没有结束之前，我提着捆好的书，从我租住的Y洞山顶一直走到清溪川。没有骗到家教的那个学期看来也没怎么买旧书。我把带去的教材堆在了书店的一角，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遇到了安——我们先不要弄清他的名字。在几个月之前买的那本，一个叫亚历山大大帝的人写的书，我连书名都恍恍惚惚的记不起来了。书店主人一边说有人要买这本书一边扔给我一个电话号码。四周像啤酒瓶底厚厚的玻璃般的幽暗，我是无法饿着肚子挺过一天的，我把兜里剩下的最后一个硬币扔进了电话机里。
有些人是想象不出具体所属的，比如从哪儿来啊，有家庭吗……好像是在看不见的电线上缠了一阵子之后某一天突然出现在眼前，那些随便的东拉西扯一下子就又消失了。但是，外表看起来就不一样的安却介绍得很具体。他说自己开了一个制作名片和卡片之类东西的印刷所，喜欢音乐，有一个像埃里克·塞提那样的父亲。对于那样的事实我是找不到共同语言的，让我对那样的事进行主动关心对当时的我来说，真的是在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收音机是我接触过的和音乐有关的唯一东西，虽然我能够理解他的玩笑，但当我知道他提到他父亲时所提及的那奇怪的名字是一个外国作曲家时，已经是两个月以后的事儿。我把带去的书换成一个星期的生活费，他连确认都没确认就把书塞进了包里，然后默默地说。
“看起来你现在的情况很困难，找一个你能做的事儿吧？”
我的外表哪一点让他说出了这样的话呢？是我肮脏的衣服吗？还是我从出生时起就被忧郁压垮的干瘪躯体？也许是深深地隐藏在我视线中的渴望的目光。那时，不管是谁都只能希望在我身上发生迷信般的奇迹。
两天后我按照约定和他再次见面。以后便每周有三个下午在他的印刷所打杂，做一些校对或者把印刷出来的卡片叠成请帖之类的杂七杂八的事情，有时候也出去送货。和安的相遇，在带给我工作的同时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一点朝气，但是仍然让我无法去信任一个自称自己的兴趣是音乐的人。
新的学期决定休学后，我全身心投入到印刷所的工作。在杂事中，排版的活儿越来越多，送货也更加频繁。但工作并不那么忙，因为在印刷所工作的三个人非常遵守下班时间。到了晚上，我在还很生疏的首尔大街上转一会儿才回自己租住的小屋。煤球总是熄灭了一会儿又燃起来，做饭是费劲的，我把不知从哪里捡来的电熨斗翻过来，用书垫上，再把买来的便宜面包片放在上面，用熨斗加热，凑合着吃。
在那个时节，我认为自己如果没有任何契机一定会死。我模模糊糊地想象着死期，虽然不能确定是在那一年还是在下一年，但肯定会是四月份的事儿。我的死没能引起任何关心，我打算过一段时间再把这件事告诉我唯一的有血源关系的亲人姨妈。说不定姨妈会想“干了那样盗窃的事情就那么逃跑了，结果连命也搭上了”，然后放心地喘口气。
我的死期是这样具体而迫近，我坐立不安地在小屋里转着圈，但却无法从房间里迈出一步。
那个时候偶尔眼前会浮现安的脸。对这个事实我首先感到惊讶。虽然和他相识已经有几周的时间，但他很少到印刷所来，和他单独说话的机会也没有，会有这种无可奈何的联想吧。困境中的孩子啊。安是我到首尔以来让我感到唯一亲切的一个人。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喃喃自语。每当这个时候，映入我眼帘的唯有摊放在书桌上的一本外文小册子。那个是意大利历史学家德语版的著作，我像写遗书一样热衷于对它的翻译，对于没有好好学习意大利语的我来说，这绝对是个极大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