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胡乱纠缠在一起的三个国家的语言语法一样，对我来说，相对于人生的不可理解和陌生，至少死亡是可以明确感觉到的，亦是很容易变得亲切的。一入冬，贺年片和讣告文的订购纷纷而至，很多时候要工作到很晚。但即使是这样，每周也有两次是正常下班的。一位张先生代替安包下印刷所的事务，虽然错过了其他大好的机会似乎有点可惜，但如果接到安的电话一次也不会拒绝，二话不说在正常时间把印刷所腾出来。但是这样一来，周末休息的时间就没有了。我对每天能有到房间外转一转的机会表示感谢。我没有对印刷所的主人安说过任何话，我也没有刻意制造过和他谈话的氛围。贺年卡订购结束后，真迎来了难熬的冬天，我下定决心不回老家，不再回姨妈的家，因为回去一次好像又得一边痛哭一边谢罪。印刷所机械的工作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安慰，特别是孤独的时候。我去找过一个从老家来的在首尔做助理护士的朋友。那时候躺在床上的朋友并没有问起我的近况和住址。她说得盲肠炎做了手术，我从她工作的医院出来时自言自语：“她这是在跟我撒谎，明明是堕胎了。”我一副全然不信的颓废模样。
人的行为中有多少能够被逻辑井然地说明呢？从朋友的医院出来虽然已经过了十点，但我并没有回家，而是不知不觉地朝着印刷所的方向走去。我并不是有什么要做的事儿才来，也没有一定要完成的事情。我的包里装着印刷所后门的钥匙。虽然铁门已经放下了，但从门缝里依稀可以看到透出来的灯光，我明明记得我最后锁门的时候灯是关的的，所以不禁开始疑惑起来。
再走得近一点，清楚地听到了机器转动的声音。试着轻轻拉了一下侧门，但打不开。我没有勇气兴起把钥匙放进钥匙孔里的念头，斜着耳朵听着从里面传来的声音。从被布置成办公室的屋子里传出男人们低沉的声音和音乐声，是那种时而嘟嘟囔囔时而激昂的三重唱的男人的低沉的嗓音。我一边竖着耳朵倾听那柔软的聚会，一边极力想从中分辨出安的声音。他的声音不大但足以让别人听到他说话的内容，只是比他的音色稍微粗犷一点的另外一个声音马上把他的声音淹没了。
当然我既没有敲门也没有叫他的名字，就那样站了半天。从前面铁门里传来的有规律的印刷的声音仿如远处传来的火车声灌进了我的耳朵。
在印刷所工作已经超过了一个半月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和安面对面坐着。安跟我打了招呼，不，确切地说是他请我吃晚饭。我们在市内的一个中国料理简单地吃了晚饭。可惜公共汽车里没有座位，根本没有办法聊天，周围一片乱糟糟，即使是回答关于我个人情况这样简单的问题也要提高语调反复地说好几遍。比方说他问我老家在哪儿啊，我回答的却是我现在住在哪儿。只能进行这样的瘸腿对话。再加上我也没有很难为情的话要说，什么“给了我工作很感谢”，或者“我的外号叫盗窃女”，“我只能回老家姨妈那儿去”，那是比死还让人讨厌的事情。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这样的话只能傻傻地在脑袋里转来转去，而嘴巴却闭得越发的紧了。
我们的冬天像把所有的病菌一口气消了毒那样，非常冰冷透彻。我们往北园方向走，去寻找茶馆，我想把到首尔以来第一次感觉到的这种话告诉安，但是走在前面的他好像正在认真地想着什么事儿。虽然他个子比我高，身材比我瘦，年纪比我大，但是他是一个比我更不爱说话的人。这两种比较之间是毫无联系的，我有些不知所措。
安用非常熟练的动作推开街上一家营业所的门，走进去。虽然不知是什么内容，但是感觉他今天将说出让我非常刺激的，也许让我终生难忘的，甚至是改变我人生方向的某种决定性的话。我一边跟着安走进去一边这样想着。我可以像进到自己家那样，但是我的身体已经被屋里温暖浑浊的气氛包围了。啊，原来人是可以这样把握自己命运的。在充分察觉到崩溃的局面即将来临的时候，把自己的身体沉浸在某种无法拒绝的秩序中进行瞬间的放纵，也许人生的罗盘就此改变，但这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和环境的性质没有任何联系，只有长久以来留在印象里的场所的标志。换句话，就像那天在酒馆里看到的挂历上那张笑意盎然的女演员的脸一样。我的面前放着啤酒杯，但我的视线却无法从她的脸上移开。我看着那个微笑的过程结束，直到隐藏在那华丽服装下的叫卖气氛散发出来。我一直盯着那张毫无表情的脸，绞尽脑汁拖延时间。到了下个月它就会被剪下来，如果照片放在一个工作人员的枕边就会非常地没有个性了。
“那么这段时间都发现什么了呢？”
我被安没头没脑的提问吓得一哆嗦。因为吃惊也就沉默了。
“我知道你在背后努力地调查我。”那时我才知道了安叫我出来的真正理由。自从第一次晚上到印刷所去以后，虽然我的确还经常那样做，也只是想听听安的声音，另外在那其间我从来没有碰到过印刷所的其他人，所以我很吃惊。就好像正在印刷所胡同里踱来踱去的我一下子暗地和安碰到了一样，因为羞愧，我感觉脸开始发烧。
“对不起。”
我深深地垂下了头。到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多么的古怪。我又说了一遍对不起。安抱着胳膊一脸严肃地观察着我的表情。
“江小姐有对自己的好奇心负责的信心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