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到门口，发现门口倒垃圾的桶里散落着一小堆鸡骨头，还在冒着热气。我愣了半天，这时余婕做完饭菜往屋里端时，嘴缝里挤出一句：“欺侮弱者算啥本事，真倒胃口！”而连生在灶前低着头轻声地还了她一句：“管你鸟事！”
我感到一股热辣辣的火气直冲脑门，我端起油汪汪的鸡汤泼向门口，然后撑着伞来到马路上，感到一种抑制不住的忿懑，站在路边的一棵梧桐树下连抽了几支烟。我承受不住别人对我的这种戏弄。我在街头上转到夜深才回家，既不想吃，也不想睡，只是一个劲地抽烟，没有想到的是深更半夜竟会有人来敲我的门，更使我吃惊的是敲门的竟是余婕。她很有礼貌地问我：“能进来吗？”我请她进来后，她忿忿地对我说：“我实在憋不住了，我一定要同你讲。”她告诉我，我出去打酱油后，阿嫂就用筷子捣了捣我炖的鸡，她撕下一块尝了一下说鸡倒蛮嫩咯。说着就把鸡挠出来对大家喊，来！我请客，大家吃。连生也跟着喊，小擂娘请客，勿吃白勿吃！他们几个上去三下五除二，就把鸡瓜分了。连刘老师都吃了。这是种虐弱心态，欺侮弱者，欺侮外来户。
她走时我很感激地向她道了谢。
又一个星期三的傍晚，我特地又去买了只鸡炖在锅里，余婕又在我边上做饭。我假装出去买东西，用一根铁链条把锅盖锁起来。余婕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有意问：“阿堃哥，你这是作啥？”我咬牙切齿地说：“防贼骨头！”
后来我同余婕就有了更多的交谈，有时还谈得很投机。连生阿嫂他们就窃窃私语起来。
我感到自己虽处在人海中却如同处在沙海中一样孤单，渐渐地我就盼着星期三的到来，只有余婕回来能同她说上几句话。这里的人都说她清高、怪僻，但我却觉得她挺可亲。对她的身世我不太了解，虽然余家外婆同我们家一样，早就住在这儿了，但我们没有任何往来。我上山下乡时，她已有十二、三岁了，是个很漂亮的小姑娘。后来听说她也插过队，不过调上来早，那时调上来也只能调到郊区，她好象感到很满足，一直在郊区那家工厂做生活，没有再往市里调。又是一个星期三，天气已变得很炎热，我渴望能见到她。但奇怪的是那天她竟没有回来。下一个星期三我以为她一定会回来，但还是没有回，余家外婆也没什么反应。我好生奇怪，可又不便打听。像我这样一个离了婚的男人去打听一个老姑娘干啥？况且我与她又没有任何关系。
第三个星期三她倒是回来了。是到我们吃好饭才回来的。我听到她往盆里倒鱼虾的声音，就下来看她，但她根本不看我，继续低头洗她的鱼。于是我便讪讪地出门，装出我下楼不是为了看她而是为了出门似的。后来她才告诉我，我们之间在灶前交谈了几次，别人就捅到余家外婆那儿，余家外婆就对她说：“勿要同阿堃搭讪，当心人家说闲话。”所以她是有意两个星期不回来。她说：“闲话传起来太伤人，尤其像我俩现在这种状况。我倒不是怕，而是根本没有的事让人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成为他们寻开心的由头，我感到恶心！”
母亲是个含而不露的人，其实她受过良好的教育。也许是她过于的浪漫，或者具有一种叛逆的精神才找我父亲的。母亲在婚姻上作了一次错误的选择，要不外公不会那么极力地反对。但从后来的三十多年的情况看，母亲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她背叛了资产阶级家庭与工人阶级结合，使她获得了三十多年的平安。并像一个工人的家庭妇女一样笨笨拙拙地生活了几十年，她终于等到了黎明的那点儿曙光。在我守在她病塌旁的那些日子里，她同我讲了许多，我才感到母亲的谙于世事与惊人的忍耐力。母亲说到阿森的俗气与毫无出息，说到阿嫂那浅薄的精明和露骨的自私。母亲惋惜地叹说，现在是可以干一番大事业了，但他们不是能干大事的人。母亲临死前的那个晚上显得特别清醒，她又告诉我，外公在上海快要解放时让我四舅带着一部分资产转到了香港，后来又转到美国。这件事是外公在自杀前告诉母亲的，说到那份产业中也有我母亲的一份，而外公的那一份也转给了我母亲，算是与我母亲和解的一种表示。他把这份遗嘱交给我母亲后就自杀了。母亲捏着我的手带着无限的希望说：“我已写信给你四舅了，以后他会同你联系的，但这事千万别同阿森他们讲，他们会坏你事情的。阿堃，姆妈希望你能成为像你外公一样的人。”对外公我已没有什么印像了，只知道他以前是个很有钱的资本家。母亲也想让我当资本家吗？不过那年月资本家是个十分可怕的称谓。而现在却是个让人敬慕的名称了，只不过叫法改了一下，叫企业家。
母亲对我的亲近引起了阿哥和阿嫂的猜忌与不满。当母亲拿出两根条子时，他们才恍然想到母亲曾是富家小姐，可能藏有私房钱。他们想重新讨好母亲，显然为时已晚。母亲去世后，阿嫂拿出母亲给他们的那根条子，打成戒指、项链、耳环来装饰自己。但阿哥阿嫂都认为，母亲留给我的除那间大房子和那根条子外，肯定还有其他东西。可又没有什么证据，况且母亲的遗嘱也写得明白，除给他们的房子条子外，其余的东谣都归我所有。阿哥很不满地刺我一句：“姆妈还是喜欢你。”我也回了他一句：“姆妈要是喜欢我，就不会把我赶到乡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