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对高长虹的印象是狂傲?自大，学者董大中也不例外。在《李敖这个人》一书中，董先生说：“我是在研究高长虹中碰到李敖的。”之所以将二者联系起来进行研究，首先是两个人的“狂”；其次是两人都以“能骂?善骂”而“彪炳史册”；第三是两人都有创办个人刊物的豪举。
李敖这些年在海峡两岸都红得很，大陆出了他不少书。大家都知道他的名言是：“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当年发起并创办了《狂飙》月刊的高长虹，在创刊号上《题拜伦像》的短诗中也曾说过：“君前无古人，我后无来者。”难怪比他晚生37年的李敖会惺惺相惜，将长虹的《论杂交》收入他主编的《情色男女》一书中呢。
其实，狂傲自大之人，往往都有些狂傲自大的资本。鲁迅先生对此有过说法：“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先生认为，“‘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就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嫉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鲁迅《随感录三十八》）
高长虹的“狂”，在其青少年时代就显现出来了。1911年，13岁的高长虹得知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他十分兴奋，不经家中允许，不顾教师监视，毅然带头剪掉了辫子。1915年，袁世凯图谋称帝，山西的阎锡山投靠袁世凯，在太原指使政学界搞所谓提灯会“劝进”，当时正在省立第一中学读书的高长虹，看到全校师生都去参加提灯会了，他却拒不参加，还写了一首《提灯会》的诗，对阎锡山的行为进行了讽刺和攻击。
高长虹的“狂”，还有许多传说。
高长虹的外甥言行在其著作《一生落寞，一生辉煌——高长虹评传》的后记中就说过他的母亲高舜英在他小时候讲过的“舅舅的故事”。抗战爆发后，在国外游历8年的高长虹回国到了重庆，蒋介石慕其才，就许了个秘书长的职位，命手下人去请他。长虹却根本不买账。蒋介石就想，高长虹这个人才高性傲，大概是嫌请他的人地位太低，看来得亲自走一趟了。
蒋介石到了长虹的住处后，见长虹正伏案读书，并不理他。只好硬着头皮先开口：“敢问先生贵姓？”长虹抬头看了他一眼说：“姓高，你先生贵姓？”蒋介石赶紧说：“姓蒋！”长虹却没有任何反应，又埋头读起书来。弄得蒋介石很是尴尬，只得退出门外，愤愤地对属下说：“此人一身傲骨，不可重用！”
身在重庆的高长虹深刻感受到了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和无能，尤其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极为不满，于是带着一篇7万余字的书稿《为什么我们的抗战还不能胜利》，决心投奔革命圣地延安。
高长虹投奔延安，必经之地是陕西秋林地区，即阎锡山控制的第二战区。当时，阎锡山很重视笼络知识分子，尤其是山西籍有名望的人士，听说高长虹有意离开重庆投奔延安，第二战区驻重庆办事处便秉承阎锡山的旨意，想把高长虹“挖”到秋林去。于是派人找到长虹，将一大叠钞票放在长虹面前说：“听说先生要离开重庆，望先生回到二战区与阎先生携手合作，共谋抗战大业，先生的前程无量，阎长官也将不胜欣慰！这里给先生准备了500元钱，区区之数，仅供先生做盘缠用吧！”
高长虹对阎锡山本来就很反感，看到阎派人来拉拢自己，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当即就将那人递过的钞票“啪”地一声摔在地上，愤怒地说：“谁要你们这刮地皮钱！”（言行：《一生落寞，一生辉煌——高长虹评传》）
前边提到的《为什么我们的抗战还不能胜利》的书稿，长虹本想在二战区找人出版，然后带到延安去，但是他太天真了，这样的文字，在阎锡山的控制区是不可能出版的。好在民族革命通讯社的马皓十分同情长虹，便利用社里的油印设备为他油印了100多份。
1941年11月初，长虹徒步7个月终于到达了他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但他那自负执拗的个性并未收敛。本来，延安是以一位文化名人来欢迎他的，但是高长虹到延安后却做了几件让所有人都不可理解，甚至影响了他后半生的事。
1942年1月，延安“文协”召开第二次理事会，研究筹备“文协”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推举高长虹担任筹委会副主任，与筹委会主任柯仲平“统筹一切”。按照惯例，这就表明高长虹是未来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任的候选人了。但出乎人们预料的是，高长虹却并没有接受这个职位，他的理由是“柯仲平不会工作”。
194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聚集在延安的100多位著名的文学艺术家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高长虹也接到了由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共同签署的请柬。但是这次会议高长虹也推辞了，理由是他是研究经济的，文艺只是他的业余爱好。
高长虹在国外考察时，就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脑子里，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探讨，使他写出了一部题为《什么是德国法西斯蒂》的书稿。在延安，他把这部书稿交给有关部门请求出版，但有关部门的回答是，该书的某些观点和斯大林的观点不一致，不能出版。高长虹认为，我写的书当然应该是我自己的观点，为什么必须和斯大林的观点一致呢？于是他上书党中央，要求中央转交斯大林，还说要跟斯大林辩论。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延安的许多文艺界人士要分散到各个解放区去工作。毛泽东亲自找一些知名作家和艺术家谈话征求意见，高长虹也在被邀请谈话之列。据说，在这次与毛泽东的谈话中，高长虹突然提出了他梦想已久的一个愿望：请求到美国去考察经济。结果谈得很僵，闹了个“不欢而散”。
这就是“狂人”高长虹。如今我们以客观公正的视角反思当年高长虹的所作所为，其动机并非没有道理，然而历史就是这样：此一时是，彼一时非。我们只能喟叹：高长虹是一位执拗而自负，有担当有主见却不合时宜的怪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