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江南》2013年第02期
栏目：中篇小说
林一含在金屋宾馆成立了“我们的来历”工作室，专门为人编修家谱。随着业务拓展，需要招聘写手。招聘启事发出后，林一含没想到应聘者那么踊跃。其中以退休者居多，有退休中学教师，退居二线的行政干部，和从史志办退下来的工作人员。
对这些人林一含都不满意。教师文字功夫不错，但人古板。干部就不用说了，他们拎茶杯，翻报纸，还太计较待遇。而史志办的人又过度倚重考证，每个人和事，甚至一根发丝都要有出处。
这些人林一含都不需要，他们没法工作。
说穿了，林一含要的人必须擅长说谎，要把谎言编圆。它是工作室的原则，这么做，无非是让顾客高兴。编一本假家谱，或者半真半假的家谱，只要顾客不质疑，能让他满意就行。这些人显然都不合适，他们要么像写材料一样假大空，要么像编县志一样一板一眼。缺乏想象，没有虚构能力。
正在林一含一筹莫展时，群艺馆的贺船帆也来应聘了。
贺船帆是群艺馆的文学辅导员，偏瘦，个高，脸上的皮肤，像极了水干涸之后，河底龟裂的淤泥，嘴唇乌紫。他从包里掏出两本书。一本书是《族谱学精要》，线装古书，竖排字，无标点。书已残破，毁损严重，中间夹杂着若干断页残片。
他说，“我在研究这本书，它是孤本。”
第二本书则是贺船帆的原创作品，尚未出版，一册打印稿。书名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新传》，下面有一行小字，在括号里注明：或又名《生死情》。
贺船帆说，“这是我的作品，正在寻求出版。我想既是来应聘，不妨让你看看我写的东西，也好做个判断，看我是否合适。”
“就是有些长，”林一含翻了翻打印稿，问道“现场看吗？”
贺船帆说，“没关系，你看，我喝水。”
林一含便看书，贺船帆坐在一旁喝水。
草草看了一下，《梁山伯与祝英台新传》（又名《生死情》）写了这么一个故事：邬向东被指为某犯罪集团首犯。该犯罪集团牵涉面广，获刑入狱者达三十余人，执行死刑者二人。邬向东侥幸漏网。他后来经年累月上访，从乡镇到县，到省，再到北京。上访的结果是，所谓犯罪集团实属子虚乌有，冤假错案。邬向东被取消指控，恢复名誉。
当年因为“从重从严从快”，被处决的人不可能复生。获刑入狱的人也大都刑满释放，服够了他们该服的刑期。
邬向东被安置在村小学做了民办教师，不久转为公办，调到乡镇教中学。他弟弟也在犯罪集团，并且还是二名被处决的首犯中的一个。许多人都认为，邬向东弟弟被处死，与他漏网有关。没能抓住头号首犯邬向东，在很大程度上，让他们把怒火转嫁给他弟弟。
弟弟死了，留下寡妻和两个孩子。邬向东为了帮弟弟抚养孩子，或许还为了赎罪，他和弟媳妇合为一家。一年后，邬向东和弟媳妇生下一个女儿。但是弟媳妇人长得漂亮，常常红杏出墙，在外面偷人养汉。邬向东实在无法容忍，与她离婚。
此时，邬向东的学生中，居然有一个十四岁的女孩爱上了他。
听了她的表白，邬向东坚决不同意。他愤怒地斥责她，说“我的年龄，差不多能做你爷爷。”
女孩不为所动，仍然一片痴心爱着他。
机缘巧合，邬向东意外获知，这女孩患有严重肾病，且不可治愈，将不久于人世。因此，邬向东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同意娶女孩为妻，却又约法三章：同房不同床，同床不同眠，绝不碰她身体。他是公办教师，有一份工资，结婚只为了给她治病。
邬向东娶了肾病女孩。在他的精心呵护下，拖了一年半左右，女孩病逝。人死了，在何处埋葬又成了问题。邬家和女孩娘家的坟地，都不接纳她，不允许她葬在其中。
没办法，邬向东只能把女孩葬在荒郊野外。但是，他又不忍心把女孩一个人丢在那儿。哪怕她是死人，也不忍心，他要守坟！
邬向东在女孩坟上搭了间简易草棚子，一住竟住了近三十年。期间，他逐步将草棚子改建为瓦屋。
林一含一目十行，很快将书的内容读了个大概。他看了眼贺船帆，贺船帆没理他，独自喝着水冥想。林一含读过了书，有喜出望外的感觉。看来，贺船帆正是他要找的人。倒不是书写得有多么出彩，并非如此。事实上里面的故事编得粗糙、离奇，好多处经不住推敲。疑点，和破绽众多。贺船帆说他写的不是小说，而是“全纪实文本。”林一含看中的恰是这个！他不在乎书中的谎言，也不在乎贺船帆说谎时露出的破绽。这些都不重要，林一含相中他的，恰是他说谎时那种“不容置疑”的态度。
比如，贺船帆在书中写道，邬向东生于1935年。
邬向东和肾病女孩结婚时，她十四岁，他们还举办了隆重的婚礼。
女孩病逝后，最终被葬在木头镇杨树村睡猫山谷乱石岗。
在时间、年龄、和地名上，贺船帆有不容置疑的勇气，他秉笔直书。林一含至少认为，女孩十四岁结婚是一大疑点。在那个年代，十四岁的女孩不可能拿到结婚证。但贺船帆偏这么写，他反复强调，女孩在十四岁时做了新娘。
因为贺船帆的写作存在疑点，因为他处理这些疑点时，态度坚决。换一句话说，明知是谎言，偏要当真话一样大声喊出来。就因为这个，林一含决定聘用贺船帆。
“你被录用了，明天就来上班吧。”
林一含说，“不过，你单位里怎么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