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纳托尔·臣柯夫是俄罗斯总统的亲信，在前苏联时期曾任克格勃少校，在商业谈判的时候很难对付，但是说到在瑞士银行开设账户，这位部长就完全是个外行了。毕竟，臣柯夫在进入政治局之前，从来没有出国旅行过。理查德在这上面打起了主意。臣柯夫在伦敦参加一个重要的贸易谈判时，他为臣柯夫买了周末飞往日内瓦的机票。臣柯夫到了日内瓦，理查德领着他到百达银行开设了一个秘密账户，先存了10万美元作为初始资金，但这已经超过了臣柯夫一辈子的工资。这样做是为了让臣柯夫尝到一点甜头，以保证双方的良好合作关系能够维持9个月，因为到那个时候合同就签好了。合同一旦签署完毕，理查德就可以退休，而且以后每年的收入都不会少于200万美元。
那天上午，和部长见过面之后，理查德回到了酒店，在此前的一周里，他每天都和部长见面，有时是在公开场合，但更多是在私下里——安纳托尔·臣柯夫部长在伦敦参加贸易谈判时他们的见面方式也是如此。理查德和臣柯夫都不信任对方。理查德认为，和一个愿意接受贿赂的人打交道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总是有其他人乐于向他报出一个更高的价格。但是理查德这一次比较有把握，因为只要这件事办成了，他们两人就可以享受相同的退休待遇。
为了强化双方的关系，理查德还额外表达了一些诚意：臣柯夫每次来伦敦，总有一辆劳斯莱斯前往希思罗机场接他，把他送到萨沃伊饭店（伦敦泰晤士河边的一座豪华旅馆。——译注），入住他常住的河景房，其间的每天晚上都有不同的女人前来做伴，这是雷打不动的，就像他每天早上都要看报纸一样。他喜欢两种报纸，一种是宽幅报纸，另一种是街头小报。
半小时后，理查德从圣彼得堡的这家酒店退房出来，部长的宝马汽车已经在大门口等着，准备将他送到机场去。理查德打开后座的车门，惊讶地发现臣柯夫部长也在车里。他们上午刚刚见过面，一个小时前才分手。
“出什么问题了，安纳托尔？”他焦急地问。
“恰恰相反，”臣柯夫说，“我刚刚接到克里姆林宫的电话，我觉得这事儿打电话给你，甚至是在办公室里说都不方便。克里姆林宫说，总统5月16号来圣彼得堡，明确表示愿意出席我们的签约仪式。”
“可这样一来，我们的时间就很紧了，只有不到三周来完成合同文本方面的工作。”理查德说。
“今天上午我们见面的时候你拍着胸脯向我保证，”臣柯夫说，“合同目前只剩下一些扫尾工作，无非是这里补个日期，那里补个签字。”部长顿了顿，点燃了当天的第一根雪茄，又补充说道：“既然事情都已经这样了，我亲爱的朋友，我期待着三周后在圣彼得堡见到你。”臣柯夫的话听起来很是随意，实际上他们两人几乎花了三年时间才达到这种状态。现在只要再花三周的时间，生意就做成了。
理查德没有说话，因为此刻他的心思早已飞到了希思罗机场。他在考虑飞机一降落他就必须做的事情。
“合同签署之后，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臣柯夫打断了他的思绪，问道。
“参加这个城市的卫生改造工程的投标。不管是谁，只要中标了，肯定能赚大钱。”
部长警觉地看了看四周。“在公共场合千万不要提这个话题，”他严肃地说，“太敏感了。”
理查德没有说话。
“还有，你要听我的话，别喝自来水。去年我们失去了不计其数的公民，因为他们感染了……”部长迟迟疑疑地停了下来，这件事早已登上了西方大报的头版头条，他可不愿为它们提供进一步的证据。
“你说的不计其数是多少？”理查德问。
“一个也没有，”部长说，“或者国家旅游局发布的官方数据是这么说的。”他们的汽车在普尔科国际航站楼前停了下来。部长对司机说：“卡尔，拿上理查德·巴恩斯利先生的行李，和他一起去办登机手续，我在这里等着。”
理查德和部长握了握手，这是那天上午的第二次握手了。“谢谢你，安纳托尔，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理查德说，“三周后见。”
“祝您长寿快乐，我的朋友。”臣柯夫说。理查德下了车。
距离登机还有一个小时，理查德办好了飞往伦敦的手续。
“飞往伦敦希思罗机场的902航班晚点，请乘客们注意。”机场里的广播在提醒道。
“现在有没有开往伦敦的其他航班？”理查德问。
“有，”柜台后面的工作人员说，“但舱门已经关闭。”
“你能帮个忙吗？”说着，理查德递过去一张面值一千卢布的钞票。
三个半小时之后，理查德乘坐的飞机在希思罗机场平稳降落。他从行李传送带上拿上箱子，推着行李车走过“无申报”通道，融入了抵达大厅的人群之中。
在大厅里有一群司机正举着牌子，在等着他们的主人，他的司机斯坦也在其中。斯坦一看到老板，就走过来接过他的行李箱和随身携带的包。
“回家还是到办公室？”斯坦问。他们朝着临时停车场走去。
理查德看看手表：时间刚过4点。“回家，”他说，“我在车上办公。”
理查德的捷豹汽车刚刚从临时停车场出来，朝着弗吉尼亚沃特（伯克郡的一座小镇，是伦敦附近著名的居住点。——译注）驶去，理查德立即给他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
“理查德·巴恩斯利办公室。”一个声音说。
“你好，吉尔，是我。我赶上了早一点的航班，目前正在回家的路上。公司里有什么急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