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通过对比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事件，谈一下九十年代断裂问卷问题。要理解九十年代，须先理解八十年代，要理解八十年代，须先对毛时代有所理解，只有看明白1949年之后的整体，才能懂得九十年代，才能懂九十年代文学。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时代往往被称为“新时期”，因为确立了“改革开放”这一基本思路，这个阶段可谓“断裂”，但其实也不是完全断裂，“四项基本原则”的重新提出就是对毛时代的部分精神的继承和延续。八十年代的一些作家，以莫言为代表，开创了与“新时期”相协调的新文学范式，与“革命时期”的文学风貌截然不同；一些批评家，以陈思和等为代表，通过“重写文学史”事件，开创了与“新时期”相协调的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范式，与“革命时期”的文学研究范式亦不同。向新，在当时乃大势所趋，所以“重写文学史”彼时虽然也受到了批评，但总体上是受到了热烈欢迎，几乎一呼百应，及至今日已经被人广泛接受。
七十年代末开启的发展思路在八十年代末受到挑战，但之后经过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又重新接续上。九十年代貌似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思想界也发生了分化，民族主义的兴起，新左派的产生，自由主义的兴起等，但这些其实还是对八十年代问题的延续。新左派的基本诉求是民生的问题，代表的阶层是工人和农民；自由主义群体大致是“先富起来的人”，基本诉求是民主问题。虽然如此，九十年代总体思路还是对八十年代的延续。
“断裂问卷”发生于九十年代末，我觉得韩东、朱文等没有看明白他们在九十年代所应该承担的任务，他们没有天时，所以也没有人和。“断裂问卷”只有个人利益的冲突，只想确立他们的“身份”，充其量只是“影响的焦虑”问题，远远谈不上“断裂”。而且，我觉得没有完全地“断裂”，今天所应该强调的是“延续”而非“断裂”。“断裂问卷”的结果只是形成了一个小圈子而已。
刘志荣（复旦大学副教授，第二届客座研究员）：九十年代可以说是我的成长年代，感慨就比较多，为免散漫，还是把话题集中在“断裂问卷”和九十年代作家对话录（《集体作业》）上。
九十年代末“断裂问卷”出来的时候，我还在读博士。当时战军好像在复旦进修，一些师友经常聚在一起。（施战军：那时候我们日日夜夜在一起。）关于“断裂问卷”，最初就是从他们那里听到的，当时我是没有什么兴趣，觉得又是一次“弑父、弑兄”式的“行为艺术”，要在文学史上站得住的话，不是靠某种行为艺术，而是得靠真正的思想和写作。
我现在的看法有点不太一样。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我觉得像“断裂”这样的事件，是迟早会出现的。如果某一代作家面对着很多虚伪的东西，这些东西一下子就被他们看出了很多漏洞——并且这些漏洞还是那么明显，那么，迟早有一天，总会有人站出来说出真相，就像《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小孩一样。说出真相有什么好？其实也没什么好，但可以说明一代人开始对社会进行反思，同时对自己进行确认——对自己进行确认，总不能站在谎言的基础上吧？这和单纯向社会表演某一种姿态不同。所以，以我现在的眼光，比较能够对这些作家的行为，有某种类乎于历史学家的“同情的理解”，看出他们有些偏执的、表演性的“行为艺术”背后，也有着某种真诚的动机。就发起“断裂问卷”的作家们本身的创作来看，韩东原来就是个有成就的诗人，后来又成为一个很好的作家，尤其近些年的长篇，可说写得越来越好。朱文在当时是个有天才的作家，诗也写得很好，现在跑去搞电影。他们将来要在文学史上留下来的话，还是得靠他们的写作实绩。但也不可否认，当年的那种行为艺术，还是让某种精神姿态浮出了水面。
我的想法的变化，牵涉到对九十年代文学中的一些新的因素的理解。九十年代，很大程度上还是从八十年代过来的，成名于八十年代的作家已占于最为重要的地位，在创作上也有很大进步；一批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也浮出水面，但在当代文学史上，他们的独特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住了，不但未必能进入公众视野，而且研究得也很不够——虽然他们还没有像后来出现的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出生的作家那样被媒体操作和遮蔽得那么厉害。
此外，九十年代之后的语境非常复杂，意识到历史语境的复杂性，我们再去看“断裂”事件和《集体作业》，尤其是阅读后者，我觉得很感动。这里面，其实有种一代人在九十年代复杂的语境里，很努力地要寻找一个自己的位置和自己独特的声音，对当时问题认真的思考，以及与众不同的身份确认。“断裂”这个事情是一个“行为艺术”，现在看来，能留下来的实际的思想价值可能不是太大，但是《集体作业》“九十年代作家的对话录”的很多思考，现在看来还很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