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思考得很好，和那时的流行见解完全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我基本支持他们——虽然他们内部的声音差别也非常大。我很遗憾没有早点看到这些对话。譬如“个人性”，肯定不是一个和现实没有关系的东西，而就是在和社会、历史、现实那些大的东西互动的时候，才更好地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譬如与众不同的视点、观察角度和体验等等）。还有这里讨论到“现实”的东西，比如说像现实比小说还要荒诞，还要丰富等等。
这几个非常优秀的作家，他们在前人巨大的阴影，还有九十年代复杂的历史进程里，努力寻找自己的东西，寻找和建构自己的“主体性”（我很不喜欢用这个词，但暂时也无法代替）的过程。我说的寻找和建构自己的“主体性”，指的是意识到处身的语境和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也认识到自己真正独特的地方（譬如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和做得好什么），从而从自身出发，因应复杂的语境和历史进程，从事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真正有意义和价值的工作。这当然不是由于“影响的焦虑”而故意地标新立异，更不是粗疏鲁莽、道听途说、大胆狂言、妄下断语，实际上每一代人乃至每一个个体，如果真的要做一点点略微有点意义而非人云亦云的工作，都多多少少会有这么一个“发现自己”的过程。
李丹梦（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第二届客座研究员）：看了对话录，让人感动。我从你们五个人（“四李一邱”）的对话谈起。其中有四个关键词：“个人性”，“日常生活”，“语言和传统”和“想象力”。但归结起来只有一个词：就是“个人性”。似乎没有哪个年代像九十年代这样：我们对“个人性”的问题变得如此在意。大家看四个关键词，“日常生活”是什么，是我之所在；“传统和语言”呢，是我之所用；至于“想象力”，则是我之所能。全是围绕个人性展开的。从对个体的（特别）焦虑这点上，我们大体可以把握、抓住九十年代的特征或症结：这是一个非常在乎“我”的时代。
虽然罗兰·巴特早就说过作家已死，福柯也把主体视为话语或陈述本身衍生的一组函数（function）、变量，但我们还是无法抛弃“我”。离开这个“个人”，你没地方立足了，它是我们理解世界的出发点。现在的文学史研究，经常会提到“起源”的问题。比如中国现代文学究竟是起自晚清，还是五四，这跟我们所说的“出发点”有类似之处。按照柄谷行人的说法，“起源”预示着某种逻辑，它总是跟相应的“终结”联系在一起的。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回到九十年代。倘若承认九十年代的核心症结是“个人”，是“我”，那么对于启发或塑造九十年代的“个人”或“我”（九十年代的起源），我们的理解是否有些偏误呢？在他们五人的对话中，我记得有谁曾提到库弗的小说，他写一个魔术师变东西，观众要求他不停地变下去，不断提供新东西，结果魔术师感到除了自杀或谢幕，他没有其他选择了。这大概就是我们理解的“个人”的意识形态：所谓“个人”，其核心就是新，是变化，是区别！无论如何，“我”都要跟他人区分开来。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感觉？这种对“个人”的（思考）着力点，是否用错了方向？
我以为，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包括想象力）恰恰是设法将“个”融入“众”的过程，是对世界的领悟，更确切地说，是对自己身处其中的“在世”领悟。你们五人谈得很好，也很纠结。纠结的原因就在于，所有的讨论——语言、想象力、日常生活等——都是从一个不容置疑的实体化的“我”开始的。中国人不讲空间，讲境界，每个空间、境界，都有它的联系，它的语言和传统。在不同的空间，“我”操持不同的语言，这谈不上“个”的分裂或痛苦，而是一个方便说法的问题。换言之，“我”也好，个人也好，它本身就是多重可能的汇聚。
关于个人，中国还有个称呼，叫“众生”。生是现象，现象从生而起。众是什么？众是众缘和合，每个人都既是个体的显现，又是关系的群落。由此看写作，写作的目的无非就是对关系的领悟。对关系的领悟，我们该从何下手呢？看资料是一方面，但更为重要的就是要有一颗平等心，慈悲心，你只有平等了，把他人视为自己，才会进入不同的空间与境界，才能对各种关系加以综合的把握。我想起一件事，刘震云在九十年代曾经评价过沈从文，有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他说沈从文应该是比鲁迅、巴金更具文学气质的人，但天生懦弱，这懦弱的性格注定沈从文永远是个二流作家。我的理解恰恰相反，所谓懦弱，其实是善良与慈悲。读沈从文的小说，有种强烈的感觉，这个作家对世界充满了牵挂和真诚的兴趣。他说自己的每篇作品都是习作，他可以不在乎写作的个人成败，而只是本分地投入这诸多牵系中，用写作把种种关系绽放出来。这种写作态度今天看来着实健康，写作是生活、生命体历的自然流露，而不是一个挖空心思、创新的任务。一个不大在乎自我写作成败的人，一个没有野心的习作者，最终却成为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如果他能活得长些，中国第一个得诺贝尔奖的恐怕是沈从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