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政治生活与我们想象的有天壤之别。
按照当年的宣传与要求，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接受“党的一元化领导”。教育者当然应该有育人的资格，至少应该有比我们高的革命觉悟，可我们总觉得老乡比我们落后。党的领导自然是体现在党员干部身上，但是在万村，我们发现，要找到一个我们认为“够格”的党员干部也难。
万村当时有11名共产党员，党龄可从抗日战争排到文化大革命。据未经考证的说法，这些人都轮流做过村党支部书记，有的已轮过两次了，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够长期执政，都曾因为或这或那的“错误”，或这或那的运动被整下台了。比如，50年代末期的支书苗某就是在公社化、办食堂时或偷了点粮食而坐了班房，下了台。此后，“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都伴随着村干部的更迭。
我们进村时，支书是王某，革委会主任是康某，一年以后，他俩双双下台。为什么？芽说不清，反正换了人。我在万村5年多，经历了三任领导，可见更迭之频繁。
应该说，王支书在万村算得上比较有水平的人物，说话办事都像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但据说此人比较“花”，搞过不少女人，结果不知染上了什么病，脸上布满了脓包。那是我们进村不到半年的事，看到村里“最高首长”这种样子，真是恶心。很快他就下台了，不久就死了。30年后我回村时，他家的房子、院落已经完全破败，儿女俱已远走他乡。
康主任是个文化人，读过初中，但为人狡黠，说话一套一套的，但似乎从未给乡亲们办过什么事，更不必说我们知青。我曾找他反映知青中的问题，希望大队干部帮助解决点问题。他却说，有矛盾你们先自己解决，真闹出事来，我们再出面。我说，你不负责任，为什么不现在管管？芽他竟回答，我不管？芽不管，你们来了就没地方住，也没饭吃了。结果不欢而散。康某的革委会主任也干了不过一年就下台了。30年后，他依然在村里做着农民，只是已经成了老农。
还有几位曾经当过领导的人物，其中一位叫郭来保，非常老实、本分的一位农民。我进村不久，为队里的老母猪接生守了一夜，就是在他的带动下做的。那天晚饭后，他提着一盏马灯从我们大院门口经过，我问他干什么去？他说老母猪要下崽，不放心，去守夜。我感到很新鲜有趣，又见他那么负责认真，就跟了去。来保真是不怕脏，不怕累，忙了一夜。我除了在猪圈感受脏、苦，基本插不上手，那次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不知为什么他就不再是大队干部了。如果说受教育，郭来保应该算一个教我农民真诚、朴实、吃苦耐劳的老师。2008年我回村见到他，他已经八十高龄。
另一位叫郭保喜，常年身披制服，但似乎从没洗过。面相很凶，非常突出的是他的酒糟鼻，哼哼的，动不动就骂人，属于农村中那种有势力的人物。比如，他的儿子就是大队队医，那时叫赤脚医生，既管给人治病，也兼给牲口打针。那是份很清闲的工作，又有些油水，而且不必下地劳动。没有保喜的势力，就没有他儿子的清闲。刚刚进村时，不知出于什么心理，郭保喜很想“管管”我们，处处找知青的毛病，指责我们这不能那不行，直到有一次“抓”住一位同学“偷”了几穗玉米，组织了一次批斗会。会上，他是发言最激烈的一个，大叫大嚷“捆起来，送到公社去”，并且声称“就是要东风压倒西风”。知青们却对他嗤之以鼻，懒得搭理。不过，他若真敢捆人，肯定免不了一场冲突。从那以后，他还仍不时找茬儿，但没人支持，成不了气候。后来，因为他儿子与我们的关系不错，他也就有所收敛，不再和我们过不去了。
苗满川也当过村干部，我们进村时已经降为小队干部。此人很有心机，是见过世面的，虽然不当村干部了，但村里大事小情背后都有他的影子。他靠的是苗姓的家族势力和“执政”时的根底。他与知青保持着一种互不干涉，常来常往的关系。30年后，他儿子成了万村的掌门人。
李进宝是支部副书记，曾当过信用社干部，后被下放回村。其妻是小学教师。进宝似乎不屑卷入村里的是非，与知青的关系还好，从无冲突。30年后我回村，他已经重返信用社，退休后在村里盖了第一栋镶有马赛克的现代化住房。我在村里活动，他始终陪着我。
我们插队期间，“执政”时间最长的是金玉和福先。
金玉是从团支书的位子提上去的，比我们大几岁，可当年也不过30岁。上任伊始，金玉就摆足了领导架子，最典型的举止就是上衣不穿，披着，叼根烟卷，四处巡视。他很自私，又很自傲，想占便宜，又怕吃亏，想担当“大任”，却又十分胆小怕事。我和他后来多次发生冲突，甚至动过手；不过，我也是在他的“领导”下离开万村去上学的。
福先是个比较平和的人，他爹是我们进村后办知青食堂的伙夫，每天为我们挑水做饭。他娘、他媳妇与我们的关系都很好，特别是他娘，一个农村少见的老太太，总是收拾得白白净净。据说年轻时是远近闻名的美人，引得小伙子们为了她打架。她对知青很好，说话办事很得体，我们也尊重她。因为这些关系，福先做了大队革委会主任以后，对我们也还友好。在我记忆中，除了私人往来，福先似乎从不过问知青的事情。
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些干部的领导下接受再教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