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叫陆文先，母亲叫冯秋芳。父亲认识母亲前，还是八路军卫生连的指导员，正驻扎在沂蒙山深处的一个小村里。母亲的家则在离这个村子五里外的一个镇子上。那时候，冯家是镇上的大户，家里有几十亩肥田，三四处生意，还开着一家中药铺。我外祖父就是那一带有名的中医先生。父亲认识母亲时，那一带已成为解放区，母亲是识字班里的活跃分子。她写一手很好看的粉笔字，镇上的黑板报都是她办的；她还喜欢唱歌，有一副亮亮的好嗓门，宣传队里她是女主角。而二十三岁的父亲，不仅是卫生连的指导员，还是个相当英俊的小伙子，他一米八的个头，端端正正的脸膛，军装军帽那么一穿一戴，走到哪里都有钦慕的目光往他身上瞟。
母亲当然也喜欢父亲，而且与别的姑娘比，她还有点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外祖父家是革命家庭，我的三个舅舅也都在革命队伍里，我大舅冯子英还曾与父亲并肩战斗过。再加之母亲生得超凡脱俗，是天生的美人坯子，能轻而易举地把父亲拿下，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母亲拿下父亲的手段其实很简单，与那个时代的姑娘追求小伙子的方式没什么不同。她亲手纳了一双鞋垫儿，揣在怀里来找父亲。那是一个很晴朗的春日，父亲正在院子里刮胡子，母亲从墙外探出半张脸，悄悄地向他招手儿。父亲不知道母亲找他干什么，刮胡刀子胡乱一丢就跑出院大门。母亲把他带进不远处的一片树林子。
父亲问母亲找他干什么，母亲却微笑着不肯告诉他。父亲就搔着后脑勺猜，可猜了半天也没猜出来。母亲便在他脑门上点了一指头，把鞋垫儿塞到他手里。那时候，父亲也早喜欢上母亲了，他捧着那双绣着荷花与鸳鸯的鞋垫儿，激动得心怦怦直跳，白脸膛变成红脸膛。母亲说，还不快垫在鞋里让我看看合适不？父亲就听话地脱下鞋。将那鞋垫儿垫上，又往脚上穿。穿好了，还操练似的来了几个正步走，边走边说，冯秋芳同志，你怎么做得这么合适呀？母亲瞟了他一眼说，合适你是不是应该谢谢俺呢？
父亲这才回过神似的说，冯秋芳同志，谢谢你哩！
母亲嗔了他一眼说，谁用你谢啊？俺这是拥军支前呢！说着快快地走掉了。那一天，母亲穿件素花小红袄，一条大辫子垂在细柳一样的腰肢上，走起路来一扭一摆。扭摆出韵味无穷，就像花旦溜台步。父亲站在那里痴呆了。
父亲在反“扫荡”中的一次负伤，使他从此离开了部队，也成全了与母亲的婚姻。成婚后的父亲没有再回部队去，新婚燕尔的他也离不开母亲，便办理了荣退手续，跟着我外祖父当起中医郎中来。外祖父很喜欢这个来自陕西的女婿，尽管他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但他还是悉数把自己的医术传授给了父亲。父亲曾是卫生连的指导员，也是个外科医生。能做一些复杂的外科手术，如今又跟着外祖父学中医，便有点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的味道，不出两年，他就成了这一带的名医，一时间，前来问诊看病的人，大有挤破门槛的势头。不久，外祖父感到自己年事已高，索性连几个祖传的秘方也传授给了他，自己只呆在家里颐养起天年来。
父亲的医道非常高明，他和母亲的生育能力也挺旺盛，而且父亲还有一个壮志，就是与母亲生尽可能多的孩子。他是孤儿，在老家陕西的坡里村也是小门小户。他要凭自己亲身努力让陆家人丁兴旺起来。他曾看过一本医书，医书上说一个女人一生最多能生十三个孩子，父亲就给自己制定了一个高目标：生十三个孩子！父亲雄心勃勃、胸有成竹，和母亲向着这个目标做起了努力。母亲也果然争气，很快，我大哥抗战第一个出世，接着是我二哥胜利，随后他让我母亲又生了一对双胞胎。双胞胎都是女孩子，父亲给她们分别取名叫小沂和小蒙。1950年，母亲再次怀孕，这次怀上的就是取名为援朝的我了。
我是母亲在沂蒙山怀孕，在陕西生下的。1950年冬天，父亲带着怀了我四个多月的母亲，以及两个哥哥与两个姐姐，举家从沂蒙山迁回了陕西老家。
父亲之所以从山东迁回陕西老家，其实就缘于他在生育方面雄心勃勃的计划。才三十多岁的父亲，已经拥有五个孩子了，他很得意，也很骄傲，他每天活着的目的，就是一面让母亲继续做着繁衍的事情，一面把这些孩子养活成人。他不满足于天天呆在家里坐堂等病人，买了一头小毛驴，每天骑着四处出诊。他清楚，要想养活这些孩子，他必须挣更多的钱才成。但那时候的沂蒙山，却是个连兔子都不来拉屎的穷地方，除了山还是山，地都跟女人的屁股那般大，长出的还很少是庄稼。遇到好年景，地瓜干子烙出的黑色煎饼也只能勉强填饱肚子，若是遇上灾荒年，就只有吃野菜啃树皮了。尽管父亲会医术，能挣一些活泛钱，但生活在这种穷地方，也是过得捉襟见肘、半饱不饥。
父亲不想让他的孩子们吃一辈子地瓜干。父亲想让他的孩子们过上好日子。父亲就想起了他的故乡陕西，想起那八百里秦川，还有那一望无际的黄土原，以及白白的、香香的、暄腾腾的馍。父亲的返乡计划便在胸中形成了。为此他还背着外祖父家所有的人，以外出购药为由回了一趟老家。在老家坡里村，那一片片金黄色的麦田，那白白的馍，还有乡亲们的浓浓亲情，让他下定了举家迁徙的决心。一回到沂蒙山，他就把决定公之于众了。首先反对他西迁的是外祖父，随后是我三个舅舅。而我大舅冯子英听到消息，还特地从他工作的济南赶回来，当面对父亲进行了劝阻。
那时候，三个舅舅都在外地工作，十六岁的小姨正上师范，家里只有外祖父一个人。大舅劝阻父亲的理由就是父亲走了之后，外祖父由谁来照顾的问题。父亲见外祖父年事已高，一个人留在家里也让人不放心，只好把回老家的计划放弃了。然而，令大家意想不到的是，不久之后的一天，外祖父竟在睡梦中突然辞世了。办完外祖父的丧事，父亲回老家的打算又死灰复燃了。这一次他没有征求三个舅舅的意见，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西迁。
父亲说，一九五。年的冬天特别冷，西北风天天像刀子朝人身上攮，河里都结上了厚厚的冰。动身那天也下雪，但那雪远远没有一九五四年春天的那场雪大，只是飘着几个雪花儿。父亲将家里的细软打了包，架在驴背上，把能卖的东西变卖了，不能变卖的东西送给了村邻，然后雇了辆独轮车，一边坐着我母亲，一边坐着两个双胞胎姐姐，大哥二哥则同父亲牵着驴，一家六口人便上路了。他们从沂水到界湖，又从界湖到临沂，再从临沂到徐州，三天三夜的行程。他们终于在徐州坐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
父亲举家从山东迁回，并带回母亲这么个有文化，又漂亮能干的媳妇，外加四个孩子，其中还有一对双胞胎姐妹，曾是轰动八百里秦川的大事件。大家都不相信父亲这个放牛娃，在外出闯荡了几年后，会娶回这么一个好媳妇。那时候，村巷里有个小集市，每隔五天一个集日，许多人纯粹就是为了来看一眼我母亲，还有那对小天使似的双胞胎姐妹，才从十几里、几十里外的黄土峁上来赶集。当时母亲在秦川人眼里，根本不是一个叫陆文先的男人的婆姨，而是天上下凡的仙女。只是令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她跟着父亲来到陕西还不到三年，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